“92派”：二十年改革缩影

    1992年是一个给人希望的年份。这一年，市场经济被确认，股份制改造发轫，国企收购热盛极一时，“三铁一大”（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和大锅饭）饱受诟病。新制度的根芽正从旧体制的裂隙中长出，《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催生公司兴办热潮。国人开始嗅到消费时代的气息，505神功元气袋，春都火腿肠、格兰仕微波炉、容声冰箱，商品与品牌悄然走入大众生活，一些事物如吉光片羽，昙花一现，另一些则随着时间成长壮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万党政干部脱离体制，下海创业，“92派企业家”登上历史舞台。

    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先后爆发了三次下海浪潮，分别发生在1984年、1987年和1993年，一浪高过一次。1992年的下海热，正是即将到来的第三次浪潮的前奏和预热。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干部、公务员构成这波创业大军的主力。南巡讲话引发的思想解放激发了体制内知识分子追求财富的热情，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出台直接促成了他们的行动。

    历史语境下，“92派”是一个迷人的话题。它的迷人之处在于，打破了延续数千年“学而优则仕”的古老传统，呈现一种“反向流动”的壮观态势。那么，究竟是什么推动这些仕途中人背离体制，脱下“官服”，扔掉“铁饭碗”？原因很多，远不止创业致富那么简单。

    至今活跃在企业界的“92派”代表人物有以下几位：朱新礼、郭凡生、陈东升、田源、毛振华、冯仑。从出身背景看，这些人均有大学学历，下海之前任职于政策研究、体制改革部门，比绝大多数人更能领悟政策先声，另一方面，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培养了对经济大势的宏观把握。

    这些人属于那个年代的“利益阶层”，有一条潜在的升官通道，就其资质来说，在体制中熬上若干年，不难出人头地。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当时已获得一官半职，算得上事业有成。这也决定了，他们不像前两轮一无所有的创业者那样决绝。他们对下海创业的风险系数较为敏感，除非有明确的保障，否则不会轻易脱离体制。1992年，南巡讲话、十四大等一系列大事的发生，使他们意识到国家战略向经济领域的转移，市场经济合法化促成了官员下海现象。

    这些体制中头脑灵光的知识分子拥有关系、资源和人脉，以及经济理论和商业点子，得到法律的保护后，纷纷将这些无形资产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金钱。他们创业的起点非一般人可及，高学历、官员出身、知识储备、宏观视野——这些因素对他们事业的长足发展有莫大的关系。这一代企业家不像前一代那样在成名后热衷学历，逢迎政治，因为他们正是从中而来。

    “92派”一词是陈东升的发明，颇为一番与前人划江而治的意思。陈当时担任《管理世界》副主编，模仿“财富500强”编制一份“中国500大”。有意思的是，这个副局级干部下海20年后登上《财富》（中文版）榜单，被评为“未来15年可能影响中国商业进程的5位人士”。

    脱离体制让20年前的“92派”获得人生的释放，20年后，浩荡的公务员考试大军对体制的疯狂追求，形成鲜明对照。值得追问的是，知识分子向体制的“回流”，背后的主导因素是什么？

    十年前，《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在南巡十周年之际，提及邓小平南巡的一段讲话：“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问题是，20年改革水至中流，渐趋停滞，前人创造的制度红利耗尽之后，何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