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皆悦之者为乡愿

    乡愿，也作“乡原”，指的是在乡里中，故意做出忠厚老实的样子以讨人喜欢的人（愿，忠厚、恭谨）。他们没有立场，昧于是非，安身保命, 而损害道德良心。

    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说过一句话：“乡原，德之贼也。”他把乡愿直斥为窃取德性的贼。这样强烈的否定，在《论语》中是不多见的。徐干《中论·考伪》：“乡愿亦无杀人之罪也，而仲尼恶之，何也？以其乱德也。”可能孔子已预见到乡愿之人，后世代代不绝，成为恶政之土壤，故有此激愤之语。

    孔子如此抨击乡愿，然究竟何谓乡愿，他却并未明言。不过我们可以从《论语》里其他地方有关乡人的论述来推测孔子的意见。《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老师：“有一个人，乡人都赞扬他，这人怎么样？”孔子回答道：“这人的品性不能肯定。”子贡又问：“有一个人，乡人都厌恶他，这人怎么样？”孔子回答道：“这人的品性也不能肯定。假如有一个人，乡里的好人都赞美他，乡里的坏人都厌恶他，这才是最理想的人。”

    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大家都憎厌的人，你得看看再说；大家都喜欢的人，你也得观察再定。也就是说，孔子觉得一个人太受欢迎是可疑的。如果他真的是好人，必然有些道德、品格、处事的坚持，怎么可能不得罪人呢？反过来说，如果他毫无坚持，只是活得八面玲珑，不去沾惹任何风险，那他怎么可能真的是好人？

    由此可见，对善者和不善者皆不表出自己之好恶的人，或者，不能区分善恶、好坏、是非的人，就该是典型的乡愿了。

    按照孟子的理解，孔子把人分成四种，首先是行为合乎中庸的“中道”（亦称“中行”）之士；“不必可得，故思其次”的，便是“狂放”之士；“狂者又不可得”而再求其次的乃是“不屑不洁”的“狷介”之士；他厌恶的只有一种人，即“阉然媚于世也者”的“乡愿”（《孟子·尽心下》）。孔子说：“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

    什么样的人是“乡愿”，孔子又为何痛恨“乡愿”？孟子的学生万章向孟子请教。孟子为乡愿作了具体画像：“一乡皆称原人焉”的“乡愿”，就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阉然媚于世也者”。 朱熹注：“阉，如奄人之奄，闭藏之意。……孟子言此深自闭藏，以求亲于世，是乡原之行也。”这就是说，掩藏自己的本意，而博取别人的欢心的人，就是乡愿。

    孟子又进一步说，“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乡愿这种人，你要批评他却找不出具体的事例来；要指责他却又觉得没什么可指责的。这种人在乡人鄙俗中，同流合污以媚于世，平时却表现得貌似忠厚，行为廉洁，以致人人都喜欢他，他也沾沾自喜。然而，绝不能跟他一起谈论尧舜之道。

    孔子把乡愿称作似是而非的人，像混在禾苗中的莠草。他说：“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愿，恐其乱德也。”孔子认为乡愿似德非德，而又容易乱德，所以深恶痛绝。

    自孔子以后，对乡愿的痛恨代代相袭。宋儒朱熹《朱子语类》六十一卷：“乡愿是个无骨肋的人，东倒西擂，东边去取奉人，西边去周全人，看人眉头眼尾，周遮掩蔽，唯恐伤触了人。”明儒顾允成看到，“三代而下，只是乡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小辨斋偶存·札记》）。

    有意思的是，这些儒学传人都认为真正的大儒是反对乡愿的，到了近代谭嗣同那里，他却认为所有儒生都是乡愿之徒。他在《仁学》中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唯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谭嗣同认为荀子学派是孔子之后占主流的儒家学派，这与通常所说的道统是孔孟之道大异其趣。荀子讲人性本恶，“其善者，伪也”，要做好人就必须“做人”，就要修练、修饰自己，人的善性是修养出来的。这与孔孟不一样，孔孟讲人性本善。谭嗣同说荀学修饰自己，相当伪善，累世经年，导致后世的人格结构也出现伪善，邓晓芒先生称之为“结构性的乡愿”。

    在谭嗣同之后，李大钊也写过一篇论及乡愿与大盗的文章：“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相结合的纪录。大盗不结合乡愿，做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做不成圣人。所以我说，真皇帝是大盗的代表，圣人是乡愿的代表。到了现在，那些皇帝与圣人的灵魂，捣复辟尊孔的鬼，自不用提，就是这些跋扈的武人，无聊的政客，那个不是乡愿的化身呢！”（《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