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义廉耻

    “礼义廉耻”是中国古代提倡的四种道德规范，认为是治国之四纲，亦称“四维”。《管子·牧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四维张，则君令行……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粮食富裕，人们就知道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荣辱。四维发扬，君令就可以贯彻推行。巩固国家的法则，在于整饬四维；四维不发扬，国家就会灭亡。国有四维，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倾斜可以扶正，危险可以挽救，倾覆可以再起，只有灭亡了，那就不可收拾了。

    什么是四维呢？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不会趋从坏人。人们不越出应守的规范，为君者的地位就安定；不妄自求进，人们就不巧谋欺诈；不掩饰过错，行为就自然端正；不趋从坏人，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古人认为礼定贵贱尊卑，义为事之宜，也就是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有知耻之心。

    “礼”在四维中为首，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泛指典章制度和礼节礼仪。《左传》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的作用在于巩固国家、维护社会、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明礼和知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明礼，才会知耻；只有知耻，才能守礼。“耻”，从心，耳声，乃羞愧之称，羞愧乃心有所惭而生，故从心。又以耳为司听闻之器官，人每因闻过而耳赤面热，故“耻”从耳声。

    知耻，也就是知道羞愧和荣辱，是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感。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义”，由“我”和表善祥之意的“羊”组成，意为我善良，深深包含着人性本善之义，此说明“义”乃与生俱有的德行。故《礼记》言：“夫义者所以济志也，诸德之发也。”有义者，乃有德之宜（道德的准则）、事之宜（立身处事的依据）、天理之所宜（顺乎天道自然的法则）。

    廉，从广，兼声，本义作“仄”解，即侧斜之意，见《说文》，乃指堂屋之侧边而言，故从广。又以“兼”从手执二禾，有合二为一之意，廉虽在堂侧而实与堂相连为一，故从“兼”声。堂边廉石多平整修洁，又棱角高耸峭利，故人有高行谓之廉。从廉所组成的常用词如清廉、廉洁、廉明、廉正、廉直就可以体会，“廉”是指气节清高、品行峻洁。《孟子·离娄》：“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按人之本性，谁不喜清高而恶污浊？但往往有许多人过不了贪欲和私利这一关而身败名裂，这就叫做不知廉耻。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对不知廉耻的行为抨击最烈：“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如果说中华民族有什么传统美德，中国文化有什么精髓，“礼义廉耻”这四维也就是了。后世治国者甚至把它们当作救世的法宝。1932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革命》中，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

    1934年，蒋发动新生活运动，重新解释“礼义廉耻”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楚楚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抗日战争时期再度改为，“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

    蒋大肆弘扬礼义廉耻，往往表明当下四维之不彰。1935年，胡适就曾评论说，新生活运动所宣传的乃属做人的基本，这就好比做官不贪污，乃是做官的本分一样，夸张强调那是会遗笑后世的。可叹的是，后世来不及笑话前世，反而为更后世留下了更多笑柄。比如在今天的报章上，仍然不难看到“为官要讲礼义廉耻”，“要讲‘礼义廉耻’，建议干部带头潜心读国学”这样的呼吁。中国社会到底进步了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