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有事焉

    孟子说，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然后讲了一个宋国人拔苗助长的故事。

    这是说，浩然之气必须要有经常性的正义蓄养才能生成，而不是靠偶尔的正义行为就能获取。（朱注：非由一事偶合于义，便可掩袭于外而得之也。）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不能心安理得的地方，则浩然之气就会衰竭。所以，告子不懂得义，因为他把义看成是心外的东西。一定要在心中有集义这件事，不过不要过高期待，也不要忘记，更不要一厢情愿地去帮助义生长，像拔苗助长的宋人一样。

    集义，犹积善，谓行事合乎道义。这里的“必有事焉”，言养气当必以集义为事；“勿正”者，勿待也，勿预期其效；“勿忘”者，勿忘以集义为事也；“助长”者，是待之不得，而拔之使长也。《朱子语类卷五十二·孟子二》阐释这段话说：“言人能集义以养其浩然之气，故事物之来，自有以应之，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少间待之不得，则必出于私意有所作为，而逆其天理矣，是助之长也。今人之于物，苟施种植之功，至于日至之时，则自然成熟。若方种而待其必长，不长则从而拔之，其逆天害物也甚矣。”

    从孟子的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知道“浩然之气”到底要怎么“养”起来。也就是说，一切言行，若能处处时时，循理合义，积义既久，此气自生，便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中庸》）。天生真诚的人，不用勉强就能相合，不必思虑就能得到，自然而然地符合上天的原则。

    程颢在《识仁篇》提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

    《识仁篇》全文虽不足300字，但言简意深，立论精博，自朱熹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识仁篇》是明道学说的精华所在。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十三《明道学案》援引朱熹语录：“《识仁篇》乃地位高者之事”；援引刘宗周言论：“《识仁篇》为程子见道分明语也。”而《识仁篇》恰恰引了孟子的言论“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并称：“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

    梨洲季子黄百家对父亲论“必有事焉”有一段按语，说黄宗羲的解释与明道识仁之意相合。“百家谨案：先遗献《孟子师说》解‘必有事焉’：‘此与明道识仁之意相合。『正』是把捉之病，『忘』是间断之病，『助』是急迫之病。故曰『不须防检，不须穷索』，『未尝致纤毫之力』。盖存得好就是诚敬，诚敬就是存也。存正是防检，克己是也；存正是穷索，择善是也。若外此而为防检穷索，便是人为，未有不犯三者之病也。’”

    明代学者刘宗周谈到《识仁篇》时指出：“程子首言识仁，不是教人悬空参悟，正就学者随事精察力行之中，先与识个大头脑所在，便好容易下工夫也。识得后，只须用葆任法，曰‘诚敬存之’而已。而勿忘、勿助之间，其真用力候也。”他认为程颢的《识仁篇》即是以周敦颐《太极图说》为蓝本，虽然从字面上未有一字落脚注，但却善发濂溪之蕴。周敦颐论太极，程颢便于此中悟出一个仁；周敦颐主静，程颢便于此悟出个诚敬；周敦颐说天地合德，程颢便于此悟出个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也就是说，所谓的“识仁”，是要“随事精察”，要“力行”，同时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即是必须求作圣贤之事，人一生当中以此事为唯一重要之事。不在此事上老实用心而欲投机取巧走旁门左道者即是助，而欲等待他事先完成再来做此事，或以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而搁置此事者即是忘，例如耽于逸乐或求财取利等。

    阳明先生说：“凡人为学，终身只为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论有事无事，只是做得这一件，所谓‘必有事焉’者也。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尚为两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所谓‘忠恕违道不远’矣。”（《传习录卷中·答周道通书》）

    宁可不去处理事情，也不可不去培养本源，这句话对初学者来说也不无裨益。但是，阳明认为，把处理事情和培养本源看作两件事就有了问题。他说：“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

    自慊，乃自足、自快之意。阳明这段话说得就十分快意：君子应酬万变，应该做的就去做，应该停的就停下，应该生的就生，应该死的就死，斟酌调停，也无非是致良知，以求自足自快罢了。归根结蒂，“必有事焉”求的是内心的大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