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问题万众瞩目。书店里关于城市化的书籍批量上架，有好学者在网上搜索五十多年前简·雅各布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当然他们手里已经有了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莱泽的《城市的胜利》和加拿大著名专栏作家道格·桑德的《落脚城市》。政府高官、企业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当然还有城市规划专家都很兴奋，他们从城市化里看到了各种新希望，忙不迭地在各种媒体发表观点。备点城市化相关的知识吧，起码有两个用处：一来可以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二来也可以避免上“砖家”的当。
城市化的表现是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集中在城市，集中的好处很多，要点有三个：
其一，城市化节约资源，省能耗、省水、省地。在实现同样生活水准的前提下，是1万个人均匀地生活在1万平方公里的资源耗费大呢，还是1万人生活在1平方公里的资源耗费大呢？前者的成本高到难以想象，别的不说，平均到每个人身上的供水、供电和道路建设投入就是天文数字，这还不算人们见面要花费的高额交通成本。人们的生活集中起来，提供这些设施的成本可能只需要分散模式下的几十甚至几百分之一。
有数据表明，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农业用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这不能推翻城市化能够节省土地的结论。中国出现这种独特的现象是因为中国的土地政策和户籍管理政策。这些政策让地方政府圈地过猛而缺少城市密度的合理提高，让农村大量宅基地闲置，难以有效转换为农业用地。
其二，城市化提高效率。城市化把生产活动更加紧密地集中起来，从原料到产成品之间的交通成本、信息搜寻成本、交易成本都大大下降，生产同样的东西消耗更少。不仅如此，城市化还能让生产过程本身更有效率。只有达到一定的人口规模之后，才可能催生更加细密的分工，亚当·斯密几百年前就告诉我们更加细分的分工意味着更高的专业化水平和更高的生产效率。
其三，城市化帮助生产和传播知识，城里人更聪明。聚集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不仅是人们相互之间交流和学习的成本下降了，还带来了更大的多样性。而多样性会刺激人们相互模仿和学习更先进的知识和理念，会刺激天赋异禀者智力竞赛，打开了创新之门。
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保罗·罗默认为城市化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就像国际贸易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一样，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能够帮助人们开拓眼界，用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积极性学到新的技术和观念。
城市化也有代价，集中表现是城市病。早年最典型的城市病是传染病，生活在城市意味着被疾病感染的概率大大提高。辉煌一时的雅典和君士坦丁堡都因为瘟疫而遭受重创。直到城市有了清洁的饮用水系统，再加上医学的进步，这个问题才基本解决。现代最典型的城市病是交通拥堵和高房价，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尤其突出。
有些国家在治理交通拥堵方面找到了办法。通过修建更多的道路解决道路太少、汽车太多的办法早在几十年前就被证明行不通。经济学家发现随着新建公路的增加，汽车行驶里程基本上会一对一的增长，这种现象被称为道路拥堵的基本法则。减少交通拥堵的办法有很多，新加坡对中心城区的驾车者收费，现在这个系统实现了电子化和精密化，这座城市消灭了交通拥堵。或者也可以看看纽约，市场化力量大幅提高了中心城区密度，让曼哈顿变成了更多靠腿走路的城市。
对付高房价也有办法。城市中心地带生活和工作都方便，价钱比其他地方高很正常。高房价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高房价当中的不合理成分。北京三环以内到处可见容积率极低、功能设计糟糕透顶，而且绝对谈不上什么文物价值的老式平房和楼房。如果能把这些房子更换成容积率翻几番的新式住宅，北京中心城区的住房供给能显著改善，高房价也能缓和不少。大量的法律和政策障碍阻碍了更有效地利用北京中心城区的土地资源，造成了北京高房价中的不合理成分。相比之下，中国很多其它大城市比北京做的好得多。
几个月前，开会时遇到保罗·罗默，我问他城市化成功的最关键依托是什么，他想了一会儿，说是“尊重市场的自发演进力量”和“保持城市之间的竞争”。这两条说的是政府应该尊重市场，我想还应该加上一条，政府还要把该做的公共产品做到位。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