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抗位

    梁宗华在《从孟子看思孟学派的“以德抗位”精神》中写道：孟子崇尚自尊其道、藐视王公大人的“大丈夫”理想人格，他认为大丈夫应该为君王之师友，以德抗位，不畏权势。“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

    孟子这里是说：“游说达官贵人，就得轻视他，不要把他的高贵显耀放在眼里。厅堂高出了好多丈，檐椽长出了好几尺，假使我得志，绝不这样做；陈列肴馔在面前，满满一方丈，侍奉的姬妾几百人，假使我得志，绝不这样做；放纵地饮酒作乐，驱驰车马打猎，随从的车有千辆，假使我得志，绝不这样做。在他所做的，我绝不要做；在我所做的，都是古圣先贤的法制。我有什么好怕他的呢！”

    这与孔子的“畏大人”之论显然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以德抗位，实即以道德对抗政治权威。孟子曾引述曾子的话说：“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孟子·公孙丑下》）天下普遍看重的东西有三样：爵位、年纪、道德。在朝廷里，没有比爵位更尊贵的；在乡邻中，没有比年龄更尊贵的；辅助君主、管理百姓，没有比道德更尊贵的。哪能有了其中一种（爵位）而轻视另两种（年龄、道德）呢？

    孟子要求国君尊德敬贤，并承认有“不召之臣”与“不臣之士”的存在。这是在强调道德人格的崇高价值，以德抗位由此构成了一种道德主体论。以孟子思想中被普遍引用的“大丈夫”观念来说，它所阐述的，正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人格权利。

    以德抗位的潜台词，其实是“德位分离”。孔子处于一个“邦无道”的时代，子贡曾问孔子：“今之从政者何如？”孔子回答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面对这样的政治现实，孔子期望“以德得位”，东奔西走，但他最终也没能达至德位合一，虽然孟子称赞他：“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深悉为了求位不得不丧失许多人格尊严，面对德位之间的背离，他坚守德的重要性。这里的“德”是伦理之“德”，对自然之“德”和政教之“德”具有超越性质，孟子提倡的实际上是一个伦理本位的思想体系。他尤其强调，“人爵”应畏“天爵”，德高于位。

    魏文侯论段干木为此意最好之注脚。“段干木不趋势利，怀君子之道，隐处穷巷，声施千里，寡人敢勿轼乎？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财不若义高。”（《淮南子·修务训》）

    德高于位的核心内涵，也就是道统尊于政统，师统尊于王统。如孟子所言：“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孟子·万章下》）有位者必须有德，这是一种德性政治观。思孟学派主张，实际上的有位者若缺德甚至无德，就要通过经常性的批评而使之修德，进而使政治具有德性内涵。

    白奚先生说，战国是知识分子最受重视的时代，道统意识的自觉，使得士人中滋生了一种以道德为资本、以士君子为资格而欲为帝王师友的思潮。以道抗势、以德抗位一时成为时尚，在《孟子》、帛书《黄帝四经》、《战国策》等典籍中都记载有这样的言行。等到了荀子，已不再存有为王者师友的想法，而是将士君子锁定在王者之臣的位置。这是大一统专制天下之势所必然，后世之士君子也只有徒唤奈何。

    然而，孟子的二元权威意识，“粪土万户侯”的精神，也不绝如缕地传了下来。李白诗云：“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近代学者肖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将孟子的人格尊严概括为“以德抗位”。张岱年先生在1996年第2期《国际儒学研究》上写有一篇短文《中国古代关于人格尊严的思想》，认为在中国古代，表示人格尊严的词语，是“志不可夺”、“高尚其事”。《周易·蛊卦》：“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张先生认为孟子的人格尊严最能体现“高尚其事”、“志不可夺”。

    张岱年1957年被划为右派，理由之一就是他怀揣以德抗位的思想，说国君有国君的权位，但我是学者，我有道德，国君如果错了，作为一个学者我可以以我的道德对抗你。晚年，张先生认为古代人格尊严难免涉及到君臣关系，而在今天，君权时代已经过去，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一方面要强调个人的人格尊严，另一方面也要坚持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个人对民族的义务，这两者是完全统一的。

    此说大谬。在今天的中国，君权时代远远没有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