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座城市发展的基本逻辑，都被房地产商所主导，其间的绝大多数的经济活动，都被地产利益集团所垄断，那么这座城市将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呢？
以城市建筑为例，一般来说，一个城市建筑设计的风格与形态，是政府建筑工程规划机制与都市规划方法的产物。而在地产霸权之下，一个城市的建筑式样、潮流都不再是由建筑学派和政府规划所引导，而是由大地产发展商所左右。
今年3月刚刚出版的《2013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目前全球十大房地产商中，头五位都在香港，数目超过其它所有国家或地区的总和。在香港，由于政府所主导的高地价政策，建筑物的兴建速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施工期间每日要付的利息可达百万元，早点完成工程，楼宇就可以早点出售，获利也更多。于是，地产商们一味注重建屋速度与数量。兴建速度要快，设计就要简单，除了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建造出最大的“可卖面积”之外，楼面的高度、窗户的设计、空间的布局等都仅仅需要达到政府建筑条例的最低要求即可。简单的代价往往是牺牲掉了建筑物的其他诸如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所带来的社会价值，也同时破坏了香港建筑的整体美感以及其所应该具有绿色环保特性。
例如在布置楼层平面图时，香港的设计师通常首先会将使用面积最大化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而忽略了对于环境和清洁卫生的考量。香港的典型住宅结构设计通常就是一个总共八层的点式结构，电梯、消防楼梯和垃圾通常设在结构核心之内，居住面积则从结构核心向外辐射出去。卫生间和厨房被挤塞在这一结构核心的周围，附以上下贯通的水管和风管。这样的设计模式之下，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井”字一般的“凹”道，使得整栋大楼缺乏良好的通风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在2003年非典疾役爆发时，香港会成为重灾区的一个原因所在——那些长期得不到维修的狭长“凹道”，都是传播非典的主要场所。
再以内地建筑普通采用的露台为例，香港建筑设计中的露台变迁历史，就充分折射出了香港地产霸权之下，城市建筑和发展中的地产主义逻辑。
香港身处亚热带，天气炎热而潮湿，过去的建筑设计都会考虑到香港的气候特征，所以露台便成为了一种非常具有实用性和功能性的设计：一方面可以降低室内的气温，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私人的小型绿化空间和活动空间。但是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开始施行高地价政策之后，再加上冷气机的普及，露台就逐渐从香港的居住建筑中消失，转而成为有钱阶层的专利品，取而代之的，则是不伦不类的窗台（Bay window）。
窗台可谓是在香港高楼价政策和建筑规范限制下所诞生出的最能彰显香港地产主义特点的一个经典之作。这种突出于建筑物外墙的小半室内空间，原本是英国维多利亚式建筑的建筑词汇（事实上，香港的建筑法令主要是基于原先殖民时期由英国制定的法律，而当时英国建筑物形态主要为多层的建筑群。因此不难想象，把伦敦建筑法令全盘照般到高密度高层建筑的现代香港，是完全不适合的），被借用到香港之后，即被扭曲成疯狂的，甚至是病态的城市“景观”，并且不可收拾的在香港所有大小住宅立面上蔓延。
虽然很多窗台都曾作为儿童的“卧室”，伴随着一代香港人的成长，对香港建筑文化有着特殊的意义，但事实上，时至今日，窗台不但失去当初采光和通风的本意，而且因为过于被滥用，就连纯粹的外墙装饰都不算，无论在功能上还是美学上都对整体建筑构成损害。但是这种既不环保也不实用的设计，却深受地产商的欢迎，几乎成为香港居住楼盘建造时的必选，甚至有的时候连平面草图都尚未落实，便已产生出“窗台夹缝之间可以安装冷气机”的伟大构想。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基于地产主义的城市发展思路。在香港，发展商会钻空子把一切有利于减低发展成本而不减售楼面积的设计加到单位内，尽量以“低呎价”吸引买家。于是乎，窗台的妙处就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想象：它不计入起楼时的建筑面积，但可计入售楼宣传时候的实用面积，大幅增加“得房率”，于是演化成为了一场地产商为了多赚钱的数字游戏。
建筑塑造都市环境，并决定了居于其间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素。建筑大师贝聿铭曾说过：“更重要的是建筑家追求一种特殊的性质（special quality），以代表所在地的精神”。可以说，一栋建筑物倘若缺乏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对人的理想的关怀，没有方便使用的功能在里面，没有美的成分在里面，那只会是既难看又难用的结构物。从这层意义说来，建筑其实是文化不可磨减的呈现与记录，它不再是人们对物质需求的无止尽膨胀，而是对人性关怀这一核心价值的不断诠释。但遗憾的是，在地产主义功利思维主导下的香港，建筑师的工作变成了单纯技术性的行业，我们只能看到逼仄、狭小、拥挤的石屎森林；普通居民的日常行为逻辑，也被房价和购房相关的事宜所主导。在一个人人坐下来只会谈论房价的社会中，还有多少人会去谈论甚至践行艺术、文化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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