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
《商君书》是战国时期商鞅一派法家著作的汇编，又名《商子》，主要记载了商鞅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开塞第七》篇提出了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
远古时代人们爱自己的亲人而喜欢私利，中古时代人们推崇贤人而喜欢仁爱，近世的人们奉迎权贵而尊重官吏。现在则是强国致力于用武力兼并别国，弱国所做的只有尽力防守。所以，在当今之世，首要的任务是生存，但要生存就必须增强国力，实行“以力服人”的“霸道”，而不能实行儒家主张的“王道”。
商鞅的历史逻辑是十分清楚的：在“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上世”，可以靠“亲亲”来维系；在“上（尚）贤而说（悦）人”的“中世”，可以靠仁义来治理；在“贵贵而尊官”的“下世”，则“亲亲”、仁义都行不通，必须“立禁”、“立官”、“立君”；而在“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的“今世”，更需要用法令的手段，采行一种“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暴力才能解决问题。
在具体措施上，商鞅主张首先要加强君权，建立赏罚严明的法令制度，即“壹赏”、“壹刑”、“壹教”。“壹赏”就是赏赐只能给有功的人和积极告发犯罪的人；“壹刑”就是处罚不分等级，不照顾贵族特权，不随意赦免；“壹教”就是取消所有违背法令和不利于农战的思想言论。商鞅进一步解析：“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赏刑第十七》）他强调：“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定分第二十六》）因此对民众必须加强“法令”的教育。“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推崇）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君臣第二十三》）
为了使“法令”教育能够贯彻执行，商鞅实行“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定分第二十六》）把教育的权力掌握在法官法吏的手中。《定分》对法官法吏的设置有比较详细的设计：“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为置一法官及吏。”中央有殿中、丞相、御史分领的三支法官法吏队伍，地方诸侯郡县各有其法官和属吏。
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历史观，讽刺那些言必称尧、舜，“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今之民”的儒家是“守株待兔”的蠢人，认为人类社会是发展变化的。上古时期，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以“礼治”、“德治”就能治理好天下；现在，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大争。“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韩非子·五蠹》）故儒家因循守旧的保守主张和“礼治”、“德治”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韩非明确指出“治民无常，唯法为治。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心度》为了使“法”的思想能够占据统治地位，韩非秉持商鞅的“壹教”精神，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韩非子·五蠹》）这是造成祸乱的重要原因。“以文乱法”的重要表现是那些“二心私学”，要“禁其行，破其群，散其党”。（《韩非子·诡使》）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韩非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纲领：“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所谓“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实质就是要废除、清算古代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说教，特别是儒家所尊崇的“礼、乐、诗、书”和“仁、义、孝、悌”这套东西。
韩非提出的纲领自己没能实施，却被他的师兄弟李斯推行了。秦始皇三十三年，李斯奏请焚烧民间“《诗》、《书》、百家语”，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把商鞅以来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治传统推向了极致，这两句话也成为了秦朝暴政的专有名词。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严厉指责法家的一大罪恶就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牟先生说道：“这是糟蹋人，他不把人当成一个person来看，只是把人民当作一个耕战的工具。结果秦朝一下子就垮了。”
牟先生认为，像李克、吴起、商鞅这样的法家是不坏的，法家是经过从申不害到韩非的发展才变成坏的。讲“法”本身并不错，如果没有客观的“法”就没有真正的政治。前期法家的“法”有一种客观的法的精神，其运用“法”是一种客观运用，而不是依照个人之意愿而运用。由于法的客观性，才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念。而到了申不害开始讲术，韩非又综合商鞅的法和申不害的术，提出法术兼备，“术”成为运用“法”的伎俩，事情就完全变了。法是客观的，布在官府公诸社会；术在哪里应用呢？整个操之于皇帝。这样就成了法的主观的运用，就是皇帝自身一人的“运用”。皇帝由此成为无限的存在，变成一种极端专制。
术是不能公开的，它是运用法的背后的一个基本动力。而术又讲求“赏罚不测，喜怒不测”。以前所谓帝王之学指的就是权术，用牟先生的比喻，皇帝所运用的术不能公开，就成了“黑暗的秘窟”。
牟先生主张，教育应当“以礼乐圣贤之道为教，以有德之人为师，而不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对人本性之摧残。说到底，它就是不将人看作一个真真正正的目的，人为法所限定，而不是法只是成就人之为人的目的的工具与手段。这种本末倒置，应了王船山的话：“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在经济、社会问题上“立理以限事”，结果是在政治上造成极权专制，在社会上造成拘禁封闭。（财富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