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二论

    吠檀多哲学（Vedanta）是印度最古老、也是最主要的哲学流派，在长达三千多年的印度思想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是以商羯罗（Shankaracharya，约788~820年）为开山宗师的不二论（Advaita）。

    关于终极实在的知识，吠檀多称为“梵”(Brahman)。印度人认为，要想获取这种知识并不是简单地靠读书就能得到，主要是依靠一种内在直觉的方法。阿特曼（Atman）是个人存在的本质，它藏于有情众生之中；梵在本性上与众生的阿特曼是同一的。这就是梵我不二论。

    不二论思想也可以在其他亚洲宗教传统中发现，虽然其意义和用法不尽相同。在佛教大乘的经典中，出现最多次的经文内容，就是探讨佛法的“不二论”（non-dual）。《大乘义章》卷一解释说：“言不二者，无异之谓也，即是经中一实义也。一实之理，妙理寂相，如如平等，亡于彼此，故云不二。”谓一切现象的体性真如、实相距离差别相，无彼此之分，无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这个叫做不二或无异。入不二法门，被大乘强调为契证真如、获得解脱的诀要。

    “梵即我，我即梵”，这种对自我的认识构成了印度哲学和宗教的基石。商羯罗说：“从里到外，我充满一切事物，就像以太一样。我不变，在一切之中同一，我纯粹、纯洁、不依附、不可改变。我确实是那个至上的梵。这个梵永恒、纯洁、自由；这个梵唯一、不可分、非二元；这个梵具有喜乐、真理、知识和无限之性质。”

    这种认知与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哲学完全背道而驰。笛卡儿是一个二元论者以及理性主义者。他将世界明确地区分为不同性质、各自独立的实体。世界的这种分裂不可避免地引发思维和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 》第四卷中的一段话中体味到笛卡尔在这个问题乃至哲学史上的重要性：“从笛卡尔起，我们踏入了一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明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主要环节。”

    同印度哲人一样，中国早期思想家的思考也与笛卡尔式思维迥异，而是一种有无合一、体用不二、天人一体的思维方式。宇宙本体不仅赋予宇宙万物存在论上的终极根据，也赋予宇宙万物价值论上的终极根据。所以宇宙本体也是人生的本体，是人生应该遵循的原理和原则。

    中国哲学普遍认为有一个本体的存在，老庄谓之“道”，玄学谓之“无”，佛学谓之“理”，心学谓之“心”……但这个本体并非存在于现象之外，而即在现象之中，这与海德格尔的存在即是存在者的存在的思想颇为一致。

    在中国哲学中，老子第一次提出了有无论，第一次把“无”作为生成和主宰宇宙万有的最高存在。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个“无”，老子又称为“道”。老子从体用来论证他的思想，认为，道从“体”方面而言，其“常无”，而从“用”方面而言，其“常有”，体用不二，万事万物之中的运行变化就体现了道的作用（《老子》第一章）。王安石释之为“道之用常归于有”，苏辙释之为“入于众有而‘常无’”，都是指道与现象不二的特质，这也就是“两者同出而异名，而同谓之玄”（《老子》第一章）的深义。

    《易传》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并不是把“道”与“器”截然划归两体，相反，道即在器中，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

    华严宗以“理”释“无”，“理”与“事”的内涵就是“空”与“有”。华严宗通过“理事相即”、“圆融无障”等思辨形式来论证“理事无碍”之说。法藏认为，“事无别事，全理为事”（《华严发菩提心章》）。《华严策林》中说：“理全收事，全夺事而为理；事非别事，物具理而为事。”这是说“理”遍在一切事中，“事如理融，遍摄无碍”；“所遍之事，分位差别，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一一纤尘，皆摄无边真理，无不圆足”，这样不同分位的现象之中都涵摄无边“理”之整体。理者，心之体，事者，心之用。以理事具摄于一心中，一心中观理事，于是在“一心”中，万法归一。在这里，理与事是互相涵容，圆融无障的统一体。

    在阳明心学中，他推崇程颢与陆象山的思想，认为“心”与“理”不是两件事。陆象山说: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认为，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是“吾心”派生的，如果宇宙间的有些事物和吾心不相接，那么这些事物对于我来说也是没有意义的。他在《与李宰》书中说: “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陆九渊认为，人性中仁、义、礼、智四种善的根本就是“此心”，心和理是同一关系，二者异名同实，心就是理，理就是心。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说: “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后世广记博诵古人之言词，以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达之具于其外者也。”

    王阳明引用孟子的话，说明学问之道就是学习仁、义、礼、智，这就叫“求其放心”，而不是离开了“此心”去追求外在的功名利达。他反对朱熹所说的“格物”在“即物而穷其理”的说法，认为“致知格物”不能“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而只能求理于吾之心。

    中国哲学在体知本体时所常用的方法不同于西方的实证理性，而毋宁说是一种“慧观”的方法。（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