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SEC主席为高盛聘用中国官二代辩护

    圣诞节当天，美国证监会（SEC）前主席亚瑟•莱维特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评论版对页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于在中国经营的美国银行来说，此文堪称一份令人欣慰的厚礼。莱维特在文中痛斥SEC现任负责人以及其他监管部门，原因是他们针对摩根大通（JPMorganChase）等美国银行为了推广业务而聘用中国官二代的行为发起了调查。

    莱维特从三个方面为这种行为进行了辩护。首先，他说这种情况在美国司空见惯，到了中国却变成了违法行为，监管部门这样做实在是虚伪。他写道：

    这项指控是恶意中伤和惺惺作态。在美国，无论在哪个机构——国会、联邦法院、大型企业、白宫、使领馆，甚至SEC，你都有可能遇到掌权者或者富翁的朋友和亲戚……

    问题并不在于这是对是错，或者是否公平。问题在于金融监管部门在装模作样，在华盛顿、纽约以及其他政治和经济权力机构，这种做法都司空见惯，他们却对海外出现的同类行为予以谴责，甚至进行处罚。

    要想让自己的行为能始终如一，SEC就得严格遵循它在美国的行为方式。这能让SEC过得轻松愉快一些。国会和政府机构经常聘用主要捐款人的子女。监管机构还会发现，美国公司会在高层授意下聘用许多实习生和最低级员工。

    莱维特提出的第二条理由是，聘用这些人对商业成功来说至关重要。通过他人推荐，你更有可能获得高质量员工，而且这些员工的人脉会让他们变成宝贵“资产”。

    他指责SEC等机构的最后一条理由是，如果判定此类聘用行为违法的基础是所聘员工的亲戚关系，那就不可能就此做出清晰地界定。因此干脆就不要界定，直接允许所有类似的聘用行为。

    莱维特先生的这篇文章实在有些强词夺理，原因有三：

    首先，作为SEC前任主席，他却用这样的说辞来反对美国在金融体系问题上对中国等方面宣讲的所有内容。我特意用了“宣讲”这个词。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行人士以及金融监管机构灌输这样的观念，那就是他们需要把裙带关系、利益冲突和腐败彻底地从金融体系中清除出去，银行要在“商业基础”上开展经营。也就是说，把商业价值和借款人的信誉作为发放贷款、进行投资的基础。美国政府、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西方银行业都认为，出现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就是这样的裙带关系，或者称为“裙带资本主义”。正是这样的观点让IMF等机构在援助相关国家和地区时提出了极为严格的条件，也迫使整个亚洲地区对金融体系进行了全面重建。莱维特先生可能忘了，美国刚刚经历了70年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我们应该意识到，造成这场危机的部分原因就是我们的银行、投资者和监管者之间一团和气。

    现在，莱维特先生说不仅应该允许这样的聘用行为，还应该予以鼓励和尊重。考虑到美国政府所宣讲的内容以及我们最近的经历，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其次，实际上我并不反对某些人的子女、亲戚或者关系户成为公司员工的一部分。所有金融市场的监管都很严格，中国在这方面甚至更为严格。要拨开监管迷雾，不仅要有人懂得这些监管条例，还要有人去执行这些条例。

    但是，如果有人说怎么都行，就像莱维特先生建议的那样，那就错了。有些聘用行为会引发利益冲突，或者让人觉得存在利益冲突。无论经营所在地是美国还是海外，都应该要求美国的银行尽可能地避免利益冲突。此外，如果这样的利益冲突可能对委托人产生重大影响，还应该要求美国的银行披露相关信息。如果摩根大通等银行不去设法掩盖这样的行为，而是能在这方面更为坦诚，监管机构和公众的反应也许就不会如此激烈。如果这些行为可以接受，甚至正大光明，那么这些银行在这些问题上就应该更为透明，而不该有所迟疑。

    最后，权力寻租在美国很普遍，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对这种行为听之任之。也决不能因为很难制定规则而不去尝试。我们需要做的是让美国的法规更加严格，同时还要更好地去执行它们，而不是在莱维特先生的银行业朋友们肆无忌惮的时候陷入绝望，不闻不问。在金融监管的各个领域都应该如此，从聘用员工到灰色市场，从信贷评级到内幕交易。美国金融体系远远谈不上完美——《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让其他问题进一步恶化还有一些问题成了漏网之鱼——在国际和跨国层面，也有一些重要的监管问题有待解决。

    因此，虽然不必成为道学先生，但大家都应该讲道理。我们要鼓励的不是那些旨在帮助势力强大的银行和投资者的行为，而是有益于整体经济和社会的行为。对摩根大通和高盛（Goldman Sachs）有利的东西未必有利于美国，也未必有利于中国。（财富中文网）

    译者：Charl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