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气

    “气”被设想成“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管子·心术上》），也就是说，它的宏大乃是无限大，它的精微乃是无限小，从而“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庄子·知北游》）。一切都是“气”所化生，所以一切都不出“气”之范围。

    人之生命的来源、生命的存在及死亡均被看作是一种气化过程，这对原始儒家的人性论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期的血气观。《国语·周语》载鲁大夫展禽说：“若血气强固，将寿宠而没，虽寿而没，不为无殃。”寿宠，老寿而保宠也。没，终也。不为无殃，必以殃终之也。据学者考证，这是“血气”一词首次见于史籍。这里讲的故事是说，鲁国大臣夏父弗忌担任负责祭祀的宗伯一职，要将鲁僖公的享祀之位升于闵公之上。这是一种“逆祀”的行为，故鲁大夫展禽认为夏父弗忌必有殃。同时，展禽虽然这样想，但那主要是针对夏父弗忌的人事祸福而言，承认他的健康状况、寿命长短是由其血气决定的。

    晏子说：“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左传·昭公十年》），将人的争竞之心归之于血气。周定王在向晋国正卿随会讲礼时说：“夫戎、狄，冒没轻胈，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国语·周语》），在这里，治血气成了人和禽兽的区别之所在。

    调治血气由此成了原始儒家道德修养的基本功夫。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在这里，孔子展示了他对于人生发展阶段的一个基本概括：根据血气的盛衰演变，人在性情上表现出不同的偏好，道德修养上须因应这些偏好而有不同的对治方案；但是究其根底，人作为血气的存在这一点始终未变。

    《论语》中还有多处提到气。曾子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使自己的容貌依礼而动，这样可以避免粗暴、放肆；使自己的脸色庄重严肃，这样就接近于诚信；使自己说话的言辞和语气谨慎得体，这样就可以避免粗野和背理。在这里，容貌、颜色与辞气，是人的血气呈现于外的三种表现，曾子视之为修身之三个关键环节。那么人应当如何调整自己的容貌、颜色与辞气呢？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左传·昭公九年》载膳宰（厨师）屠蒯言：“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这是认为食物（五味）可以补充身体内的气，气又影响了人的意志，而意志又决定着言辞、政令，最终确定社会道德的好坏。《国语·周语下》记载周卿士单穆公的一段话，将这种关系讲得更为清楚：“口内味而耳内声，声味生气。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出令不信，刑政放纷，民无据依，不知所力，各有离心。”口喜味，耳听声，声味生成气。气在身体内流行、运动，影响人的视听、言论。如果视听不和，内心震动迷惑，又会影响到味的摄取，导致气的遗失和不和谐，于是产生“狂悖之言”、“眩惑之明”，并最终影响到社会政治的稳定。味和气之用大矣哉！

    所以饮食非小事，孔子对于饮食很注意节制，“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论语·乡党》）“食气”指五谷之气，“人食肉多，则食气为肉所胜，而或以伤人。”（焦循：《孟子正义》卷十三）孔子对于饮食也很讲究，甚至挑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鮐而颬，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论语·乡党》）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就在于饮食是周礼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当时被看作君子道德修养的体现，同时也因为“味以行气，气以实志”，饮食直接关乎人的意志活动。

    重视对食物的节制，保持气在身体内的动态平衡，有其合理的一面，特别是对于养生而言。但过分夸大“味”、“气”对于“志”的影响，便会取消“志”的主动性，发展为道家一派自然无为、反对以心使气的思想（《老子五十五章》：“心使气曰强。”《庄子·人间世》：“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这恰恰是孔子反对和不能接受的。他提出的“三戒”实际包含着“以志帅气”的思想。以后孟子提出“夫志，气之帅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提出“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荀子·修身》），均是对孔子“三戒”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