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与欲

《财富》（中文版）-- 理与欲，是中国伦理思想中的两个重要范畴。亦称天理与人欲。理，指伦理纲常；欲，指欲望索求。一般认为，程朱理学强调天理与人欲截然对立，“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朱子语类》卷十三）二者既对立，人们需要“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子语类》卷四）后世人评判理学时，多言“存天理，灭人欲”以道德伦理禁锢了人的自由，是主张禁欲主义云云。

    其实，“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后面还有一句，叫做“方始为学”。实际上朱熹的这句话反映的是宋儒的理欲之辩，这是理学的大题目。钱穆说：“理学家无不辨天理人欲，然天理人欲同出一心，此亦一体分两体合一之一例。朱熹论阳不与阴对，善不与恶对，天理不与人欲对。”朱熹说：“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引自钱穆《朱熹学提纲》）

    有一种看法认为，朱熹的这句实际是继承和发展了孟子以及二程的思想。朱熹曾说：“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朱子语类》卷七）简单地说，朱熹主张的是明理见性，人为自己的私欲所蒙蔽，所以看不到自己的真实面貌，不能体悟到天地之理，要想找到万事万物的共同之理，就要除去人的私欲。

    孟子提出了“尽心”、“存心”、“养心”之学，“尽心”就是要在认识上达到自我超越。孟子在《尽心上》开头就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天是普遍的性的来源，不尽心则不能知性知天；要尽心，则必须存心、养心，而孟子又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可以说，儒家自孟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存养的工夫。所谓“在其心，养其性”，与后世“存天理”的意旨正相通贯。

    程颢提出“天者理也”和“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的说法。他把“理”视为宇宙的本原，认为知识内在于人的心中，“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在《答张横渠定性书》中他说得很明白，“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河南程氏粹言》卷二《心性篇》）这叫做“君子之学”，内含两层意思：其一，首先是忘我，将个人的私欲抛开，物我两忘，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二，遵循事物本来的道理，即天理，按照天理行事。程颢根据先秦儒家而完成的义理模型是“即心即性即天”，心、性、天（理）是通而为一的。这可以说是儒家的内圣成德之学。

    然而，后世的发展使得程朱理学中许多十分复杂的问题都被庸俗化、简单化了，如理欲关系被简化为理与欲的机械二元对立，而程朱强调其统一性的一面被忽视了。主张“理存于欲”的清代学者戴震，就曾猛烈抨击宋儒将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的说法，他多次指出，程朱理学把“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与“不出于正则出于邪，不出于邪则出于正”混为一谈。戴震说：“然则谓‘不出于正则出于邪，不出于邪则出于正’，可也；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不可也。欲，其物；理，其则也。不出于邪而出于正，犹往往有意见之偏，未能得理。而宋以来之言理欲也，徒以为正邪之辨而已矣，不出于邪而出于正，则谓以理应事矣。理与事分为二而与意见合为一，是以害事。”（《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戴震在这引出了理与事的关系，比理、欲的关系推进了一层。用现代的话就是说，戴震认为程朱理学混淆了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即动机好并不等于从这一动机出发所表达的意见都是正确的，而且也未必会带来好的结果。这实际是在强调在政治生活中不能遵循意图伦理，而要遵循责任伦理。

    在戴震看来，宋儒的逻辑是这样的：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人心之中天理人欲不两立，天理为正，人欲为邪，人们做出的任何判断不是出于邪，就是出于正；不是出于欲，就是出于理。因此，在判断事情的时候，认为只要自己在主观上没有邪念、私欲，就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即所谓“不出于欲则出于理”。这种逻辑的最终结果就是导致理与欲、理与事、理与情的分离，从而与意见合二为一，这就是宋代以后信奉程朱理学的儒者“以理杀人”的理论根源。对此，戴震说得非常激愤：“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然而，戴震没有明辨的是，在程朱理学中，所谓的“人欲”有其特定的内涵。在程朱那里，人欲并非指人的一切欲望，实际是指不道德的恶的欲望。朱熹在解释周敦颐《通书》“寡欲以至于无”一句时说：“此寡欲，则是合不当如此者，如私欲之类。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朱子言去人欲，其实并非否定人的欲望，而是要人排除不合理的欲望。对于天理与人欲的区别他也说得很清楚：“此不是有两物，如两个石头样，相挨相打。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朱子语类》卷七十八）人欲就是过度放纵而损及他人的欲望；为了与合理的欲望相区隔，又称私欲，因它已干犯到他人或公众的权益。（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