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中自发的局部结构委实令人着迷。最具感染力的快闪一定是公共场合突如其来的合唱或合奏，无论是发生在北京国贸的、重庆的、还是西班牙萨瓦德尔的，无论是民乐、流行歌还是连定音鼓都搬上街头的交响乐，看视频都足以心潮澎湃，现场的亲历者想必感到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众筹”和“快闪”具有某些类似的性质。就行动的组织而言，都属临时；参与的每一个体，则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主体性。有趣的是这两个中文词中都有“人”。

    众筹和快闪的动机暗示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科层结构的坚固性受到挑战，很多工业革命以来颇有传承的科层金字塔，在现代性的最新一束阳光的照射下融化了，变成一滩一滩黏乎乎的东西。组织形态的革新趋势已成共识。人们承认扁平的组织更具适应性，身处其中的个人也愈加自由。而等级森严的公司都在谋求调整。另一方面，随着流动性的增加，科层结构为个体建立的安全感不可避免地流逝殆尽。有人拥抱变化，有人忧心忡忡——向来如此。

    信息技术有助于扁平化，今天的企业领导者可以时时通过电子邮件面对分布全球的雇员发声，原本司职“翻译指令”的企业干部处境尴尬。扁平化对组织的中层管理者大体不利，原因很简单，中层职位的自然削减。大部分过去的中产者要么面对在组织内部底层化的命运，要么被迫应对失业的挑战。无论如何，人群中的1%愈加富有，原本处于中间阶层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加速融入到属于99%的底层。社会心理迹象支持了这种二分法，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几年“白领”一词的色彩和以往不同，而且用得越来越少。多项调查证实，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原来的中产者普遍感到社会地位下降，同时基本生活成本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也增加了。

    究竟何以如此，笼统地说，只能认为这是“消费社会”的需要。

    早有学者系统地分析普遍发生在各国的不利于中产者的社会变迁。三浦展《下流社会》一书描述了日本中产阶级衰退，继而向下流动的现象。赵元蔚评论此书时，举了优衣库的例子。他说：“‘Made for all’是优衣库的品牌口号，这就相当于宣示自己主要为下流阶层提供服务，它的风行得益于把‘廉价’与‘快时尚’和‘功能主义’的理念结合，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日本社会中流到下流的转变态势。”

    在时代背景下考察，众筹的反抗意味昭然若揭。“我们不是无关紧要的！我们能自己做出决策！我们的决策导致行动！我们的联合行动将改变世界！”只说融资速度，众筹比传统风投快得多——因为参与者强烈地“要”做决策。创客和众筹一拍即合；杂志已有通过众筹支撑的；互联网观察家凯文•凯利（KK）来华的活动也由众筹实现。众筹可以要求回报，也可以不要求回报，只因为众筹行动本身就具有意义。快闪则更加纯粹，形式上放逐目的，参与、表现和互动的价值得以凸显。

    中国的情形又有特殊之处。在传统、制度、地域不平衡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的中产者仍未放弃让他们沾沾自喜的幻象，客观上也处于略高于发达经济体中同侪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无力感或者隐约出现，或者尚未被察觉。作为一种可参考的指针，优衣库的中国品牌形象，和它在日本的“下流”倾向明显不同。

    一组2013年由新加坡众筹平台Crowdonomic统计的数据，体现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市场与美欧市场的差异。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北美的众筹平台共获得16亿美元，欧洲则为9.45亿美元，而亚洲仅0.33亿美元，尽管这里有全球一半的人口。至于众筹规模的洲际差距的背后，是否有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原因，还需要更多的调研才能证实。

    消费社会的主流化是把中产者向底层挤压的力量，而消费社会的高速发展伴随着毋庸置疑的经济全球化，由此观察，中国中产者稍微优越的地位，正在渐渐失去基础。作为反击的众筹和快闪，于是也在此间迅速地蓬勃。至于反击的长远效果，是改变99%与1%对垒的格局，还是在庞大的经济结构中做了无关痛痒的装饰，此刻仍隐藏在面目不清的未来中。（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