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权

《财富》（中文版）-- 在《论语》中有三处提到了“权”：《子罕》“未可与权”；《微子》“废中权”；《尧曰》“谨权量”。

    “废中权”是《论语·微子》孔子形容虞仲、夷逸的话，原文全句是“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何晏集解引包咸曰：“放，置也；不复言世务。”中，合乎。身中清：自身合乎纯洁清高。废，发的通假字。“发”、“废”可通假互用，高亨先生在其《古字通假字典》中做过说明。《释文》：“废作发。”“废中权”是说行为主张合乎权变之道。

    权，在这里意味着合乎时宜或情势。权的本义是秤锤，也叫秤砣，《广雅·释器》中有“锤，谓之权”的说法。而衡则是秤杆，我们今天常说的“权衡”，其关系也就是秤砣和秤杆的关系。“权”和“衡”一样，都是一种称量的物器，统称“衡器”。《论语·尧曰》：“谨权量，审法度。”量是量器，用以量流体的容积。权是秤锤，用以秤固体的重量。

    《〈论语·尧曰〉集解》：“权，称也”，《史记》中也有“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的说法，在《汉书》中说得更明白：“权者，铢两斤钧石也”。这就是所谓的“五权”，即五种关于重量的单位：铢、两、斤、钧、石。

    斤，本意是斧头，作为一种常见兵器，成为重量的单位。一斤等于十六两，一两等于二十四铢。铢有金字边，提示我们“权、重”与青铜这种固态材料的初始关联。比如，三铢钱指用重三铢的青铜所铸造的铜币；五铢钱又名半两钱，指用五铢青铜所铸造的铜币。钧：金字边，也是一种权重的工具。石：既是容量的单位，十斗为一石；同时也是重量的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汉书·律历志》：“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未可与权”，《论语集注·微子第十八》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适，往；适道，就是志于道，追求道之意。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起追求道；可以一起追求道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起坚持道而不变；可以同他一起坚持道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起通权达变。

    “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孟子·梁惠王上》也说：“权，然后知轻重。”权后来被引申为灵活变通。由上述《论语集注》的话可见，由学而道，由道而立，由立而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提升过程，而权衡达变则是这个过程的最高境界。

    孔子的一生处事为人处处体现“权”。儒家虽经世，然而却经常面临思想主张无法付诸现实社会之窘境。因而，先秦儒家并非固定不变地死守规则，或主张绝对的权威教条，而是会因不同对象如人、物、事或时空等条件的变动，主动将原先秉持的道做适度的调整。换言之，先儒的道德主张是相对性的。正如孔子所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能够使道发扬光大，而不是道使人的才能放大。

    在孔子看来，古代的圣贤虽然在道德上令人景仰，却往往是固执一端而不知权变。在《论语·微子》中，孔子点评了超绝于世的“逸民”，计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并自信地说：“我和他们都不同，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不同于古代圣贤的地方，就在于他懂得权变。既不降志辱身以求进取，也不隐居避世脱离尘俗，可以与不可以都不绝对化。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权变呢？这就要掌握“时”。首先要审时度势，认清时势发展的趋向；其次要随时变通，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顺应时势的变化。孟子对此十分景仰，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懂得“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道理。（《孟子·万章下》）

    这样讲，不是也可以把孔子叫做投机主义者了吗？不然，宋邢昺《论语》疏讲到“逸民”时说：“我之所行，则与此逸民异，亦不必进，亦不必退，惟义所在。”“惟义所在”这四个响当当的字，就是孔子权变的标准。

    孔子曾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朱熹集注：“适，专主也。《春秋传》曰‘吾谁适从’是也。莫，不肯也。比，从也。谢氏曰：‘适，可也。莫，不可也。无可无不可，苟无道以主之，不几于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学……圣人之学不然。于无可无不可之间，有义存焉。’”即君子对于天下的人和事，是无所谓可也无所谓不可的，但一定要符合道义的原则。

    生当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对于孔子来说最大的义，莫过于匡正。有时，为了实现这一原则，某些具体的方法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只知道一味坚守原则而不知道随时变通的，是浅陋固执的小人，正如孔子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

    孟子对此阐发得更为清楚：“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孔孟的论述一反一正而观点却一脉相承，都是反对一味地“言必信，行必果”，要求“惟义所在”，一切用“义”来衡量。只要合乎“义”，也就“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了。（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