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有大恶者五

《财富》（中文版）-- 少正卯，春秋时代鲁国大夫。高诱注《淮南子》：“少正，官；卯，其名也。鲁之谄人。”此人本无名，但因孔子而有名。史载孔子曾两次杀人，第二次就是诛少正卯（《谷梁传》对夹谷之会的记载，是谓孔子第一次杀人）。经历过文革“批林批孔”的人都知道，少正卯当时被视为法家革新人物，诛卯事件是“孔老二”的重要罪状。1973年，赵纪彬《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唐君毅先生阅后气愤难当，为了维护孔子及儒学，他先后写了《孔子诛少正卯传说之形成》、《孔子诛少正卯问题重辩》等文章，对赵的观点加以批驳，并指出此说乃是法家的伪造。

    1974年1月4日，《人民日报》刊载“唐晓文”的《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一文，特意指出：“孔丘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寇，并代行宰相职务。”文章把孔子写作“宰相儒”，这是对周恩来的明显影射。

    孔子诛少正卯的事件最早出于《荀子·宥坐篇》：“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也。”

    孔子在这里所列举的少正卯的恶有五项，可称之为“五恶”：一是内心明白却邪恶不正；二是行为邪僻而又顽固；三是说话虚伪却很动听；四是记录丑恶的东西十分广博；五是顺从错误而又加以修饰维护。这五种罪恶，绝非盗窃可以相提并论，堪称以邪道窃取人心。它们在一个人身上只要有一种，就不能免掉君子的杀戮，而少正卯却同时拥有五种。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诛杀少正卯，显得十分正义。

    《荀子》之后，《尹文子》、《说苑》、《孔子家语》、《史记》等书对此事也有记载，其中除《史记》之外均有“五恶”之说。然而作为信史的《史记》当中，除少正卯身为大夫而“乱政”，以致被孔子所诛外，全无其他有关该人的具体言行记载，亦未被其他同时期人物所提及，故有关孔子诛杀的动机、少正卯的身分，乃至于本事件的真实性，都深受后世质疑与讨论。

    钱穆、唐君毅、徐复观诸位先生都认为孔子诛少正卯一说的形成，是本于《管子·法禁》，内有“行辟而坚，言诡而辩，术非而博，顺恶而泽者，圣王之禁也”的句子。“孔子诛卯”在后世多数定性为假托或作伪，如崔东壁称“应是法家之徒所作”；梁任公谓“宜认为汉儒所杂录，非荀子之旧”；唐君毅则认同崔氏之说，相信是“法家之徒”“托诸孔子”。

    《荀子·王制》有“元恶不待教而诛”的说法，即是认为，对于元凶首恶，不需教育而可以马上杀掉；这与此事件所欲表达的概念不谋而合，荀子极可能假借孔子的“故事”述己之意。荀子虚设孔子杀少正卯，在思想史上有其意义。《荀子》中有《正名》篇，继承孔子“正名以正政”的名学思想传统，十分强调名对于治理社会的作用。在荀子看来，“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王由此就可“率民而一焉”。在荀子那里，名乃治世的重要手段。

    正名的实质是以一统万，即定一种思想于一尊地位。这与先秦的百家争鸣局面大相径庭。《宥坐》的文字实开中国漫长的治思想罪、文字罪的先河，后世那些痛恨以“惑众”为罪名杀人的人，往往对孔子诛少正卯而产生的对自由的压制深恶痛绝。柏杨就曾在《中国人史纲》中感叹道：“居心阴险，处处迎合人的意思。行为邪恶，不肯接受劝告。说的全是谎话，却坚持说的全是实话。记忆力很强，学问也很渊博，但知道的全是丑陋的事情。自己错误，却把错误润饰为一件好事。这种烟雾蒙蒙的罪名，说明凡是有权的人，都有福了，他们可以随时把这顶奇异的帽子扣到任何一个人头上，而仍能振振有词。”

    胡适在《容忍与自由》中写道：“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故第二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故第三诛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