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选举、香港占中与柏林墙

    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香港的所谓“大陆闭关红利”逐步在丧失；尤其在2001年11月中国大陆加入世贸之后，香港的“转口贸易优势”也在失去。前有上海的金融中心建设以及长江三角洲的整体挑战，后有北京及其“京津冀一体化”大手笔的挑战。这些对台湾同样适用，大陆的加工业尤其是高端加工业、电子产业以及各类高科技业的迅猛发展，极大地冲击着台湾这个经济体的“小盘”。

    诚然，无论是深受当年作为西方制度典范英国治理百年的香港，还是先经历半个世纪的“日治时代”、后经历“两蒋”效仿美国体制治理的台湾，说实在的，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与市民社会的建设领域，都存有很值得中国大陆的借鉴之处。例如，我们应该承认的是，中国大陆的农村基层选举尽管已实施多年，但弊端依旧不少；在笔者看来，与台湾的乡里长选举相比应该说差距还是明摆着的。上图为2014年11月“九合一”选举前夕，台北华江里里长候选人杨华中的竞选总部。

    然而，倘若从体制的效率（Efficiency）而言，大陆无疑是领先了。且不提在三十多年的时期内，GDP平均以每年9%的增速，并且在2014年一举将美国独领142年风骚的世界经济头把交椅夺了过来；更在主要的高精尖领域突飞猛进，高铁的建设更是超过了全世界所有国家所有高铁的里程总长之和。当然，大陆经济增长的质量，以及市民社会的建设还有待提高则是后话。

    因此，面对一个日趋强大经济体的中国大陆的崛起，港台又该如何重新定位是其要务。一方面要紧紧“背靠”大陆，这是根本。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时，要不是大陆及时且慷慨地出手纾困，恐怕香港所遭受的金融打击远非如此。此次“占中”也反映出有些港人还天真地寄希望于英国人，且不说原殖民者对香港的介入已再无合法性，就算 “有其心”，自顾不暇的英国政府也早已“无其力”了。

    另一方面，港台要找到自己的优势所在，这是方向。是国际“免税港”，还是人民币结算中心？是金融之都，抑或转口贸易之都？是高科技研发中心，还是高端加工制造业中心？不一而足。相信无论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心里都跟明镜一般，清晰地知晓他们各自的优势所在，无非有其它因素在作怪，其中就有由经济异质性引起的身份认同之困。

    对台湾而言，八十年代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当时台湾的人均GDP由1980年的2,394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8,325美元，台湾一跃成为一个发达经济体。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台湾的经济增长就呈逐年滑坡态势；2001年和2008年台湾的经济甚至出现负增长。待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台湾的经济再次跌入衰退期。

    而反观“弹丸之地”的澳门，人口也就60万，面积仅30平方公里；但根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发布的经济数据，从1999年回归中国至2013年，澳门人均GDP由1.5万美元增至8.7万美元，15年期间增幅高达4.8倍，年均增幅达16.2%。现在，澳门的人均GDP排名为亚洲第二、世界第四，仅次于卢森堡、卡塔尔和挪威。

    总之，世界在变，而且是在飞速地变。大陆的马云财富首超香港的李嘉诚，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如果马云不超过，也有大陆别的人会超过。这其实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而已。台湾商人郭台铭为何只是空唱，而非实际行动返台大手笔投资，也绝非偶然，是台湾的环境使然。

    迄今25年过去了，德国倒塌的也只是有形的“柏林墙”，无形的“柏林墙”依然竖立着。因而，回归17年后的香港与大陆之间，尚存一定程度上无形的“柏林墙”，也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更不用说依然和大陆处于特殊状态的台湾了。至关重要的是，两岸三地的人民如何着眼未来，共同携手，以应对由经济异质性引起各经济体之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