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三大现实和两大误区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关于“中国制造”的话题自然经久不息,究其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为悲观派,“哀其不幸叹其不争”,与发达国家比较相形见绌,生出诸多感慨;
二为乐观派,于落后中也看到本国制造业的种种长处,长他人志气不灭自己威风。
两派各执一词,试图驳倒对方,因而总是针锋相对,莫衷一是。其实,“中国制造”面临多重现实,两种观点各有依据,但是出于辩论需要,言辞犀利尖锐,却未尝没有以点带面的嫌疑。
现实的复杂性是由多种层面构成的。在我看来,如今“中国制造”面临以下三大现实。
现实一,高端制造业得到国家政策倾斜,依托工业基础,后劲十足,成长迅速。
高端制造业属于战略性产业,高投入、高产出、高回报,居于制造业金字塔的顶端,离不开国家的政策倾斜和产业扶持。中国采取的是内外结合的发展路线,依托原有的重工业基础和成本优势,吸收西方国家先进经验,以打造高性价比产品为突破点,电信、汽车、机械制造、航天航空等产业发展势头迅速,在国际市场展现竞争力。此类行业多由国有企业把持。
现实二,中端制造业立足自身优势,避开短板,通过高效资源整合,从竞争中突围。
制造业是一个系统,所需原材料众多,产业链绵长。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起步晚,底子薄,短短三十多年,市场经济起起伏伏,企业生生死死,留下来的只是少数派,它们得以幸存,是认识到自身的优劣势,充分利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整合优质资源弥补自身不足。
最典型的代表是小米公司,剥去互联网思维的光环,“小米模式”的实质就是基于专业分工、吸收优质资源、构筑自身的产业链闭环。其实,中国制造行业与此类似者不在少数。
隐居浙江富阳的华鹰集团是全球赛艇行业的“隐形冠军”,这家30年前创建于农村礼堂的民营企业,如今在全球赛艇市场的占有率已达10%。其核心竞争力在于,以本土廉价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为基础,以打造高性价比产品为切口,以国际化的设计团队为驱动力,借助技术研发解决赛艇的平衡、韧性、发力点和船舱进水等系列问题,向产业链附加值高的领域侵袭。其赛艇产品在北京奥运会后三次大幅提价,订单仍供不应求。沿袭这一思路,2008年开辟游艇业务,通过“美国人策划、欧洲人设计、中国人制造,全球销售”,将游艇业务迅速壮大。
现实三,低端制造业缺乏技术、品牌和市场地位,在竞争中随波逐流,艰难求生。
低端制造业进入门槛低,冲入了大量市场参与者,摊薄行业利润,无法支撑技术研发所需要的资金需求,只好基于市场需求生产,而非立足核心竞争力,市场繁荣的时候,为了争夺份额展开价格战,市场需求萎缩的时候便出现产能过剩、停产歇业、破产倒闭等问题。
在缺乏品牌、技术和市场领导力的情况下,此类企业通常大量依赖代工业务生存,处于价值链最低端的环节,无论投资收益、利润回报,还是抗风险能力均十分堪忧。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在一篇文章中写道:“Ralph Lauren每卖一件衣服,它的品牌都在升值,中国企业每生产一件产品,它的设备都在折旧。”说的就是代工企业生存之难的根本原因。
新劳动法实施之后,人力成本上升;短期内大量货币增发,促进房地产热潮,变相抬高企业的租金成本;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日益降低,跨国公司纷纷关闭中国内地的工厂,将代工业务转移到东南亚等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在短期内对低端制造业造成了巨大冲击。
制造业的阵痛,引发普遍性的反思,在我看来,以下两点为“中国制造”最应规避的误区。
误区一:生产思维和规模思维主导,自己一门心思做产品,做完了再向客户推销。
这种生产导向的模式背后,没有脱离本位主义思想,即“我有什么产品向客户卖什么产品”,在需求旺盛的时代行得通,在竞争激化、消费者需求急速变迁的如今却是大忌,以波司登、李宁为代表的国产服装品牌遭遇产能过剩、高库存“危机”,其实就是这一模式失灵的写照。
误区二:盲目转型,在一厢情愿的情况下,为了转型而进行大量的分散化尝试。
生存艰难的现实压力下,大量企业收缩主业,或者干脆放弃制造业务,转入房地产、投资等领域。比如,宁波制造业中的佼佼者奥克斯、雅戈尔等龙头企业在主业之外均开辟了房地产业务,雅戈尔的地产业务甚至收入远超服装主业,这被戏称为“雅戈尔现象”。
作为一种战略选择,开辟利润更高的房地产业务,这种转型无可厚非。但需要指出的是,雅戈尔毕竟只是少数,其地产业务的成功,有赖于地方政府的支持,而这恰恰是其制造主业打下的基础。那些放弃主业,盲目转型到短期利好领域的制造企业,只不过在泡沫化过程中充当了炮灰。
企业升级转型的本质,是思维的转型和模式的升级,而不仅仅是业务的转型,技术的升级。其最终目的是从产业链附加值低的区间上升到高附加值的区间,以获取更高的利润。
最后,借用宁高宁的一句话,送给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争需要它在商业模式上站到更加主动和原创的位置上,在哪里制造不重要,谁组织和创造了这个过程才重要。”(财富中文网)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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