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亟需改革粗放型退休养老制度

    历年的“两会”议题都受到海内外的热议，今年也不例外。其中就有退休与养老制度的改革问题。在十二届人大3次会议记者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全国养老金统筹方案力争在2015年出台——将按照社会保险的大数法则，实施职工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加之历史延留的多轨退休、养老金缴存不足、管理不善等问题，导致退休养老问题变得尤为突出。而中国的退休养老制度本身的机制设计上，在笔者看来尚属于“粗放型”，还只是停留在粗线条的层面，如男性与女性之差、工人与干部之别、高工与普工之异等，缺乏更加细致入微的考量与规章。由于中国当今社会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演变，因而尽管有了些更新、但整体依旧陈旧不堪的中国退休养老机制，早已到了亟需从“粗放型”到 “精细型”革新的时候。

    而要将中国退休养老机制从“粗放型”改革成“精细型”，欧美发达经济体已经探索过数十年乃至半个世纪的经验与教训，则是值得中国决策者们的汲取和借鉴的。在西方社会中，欧洲大陆的法国可以说颇具代表性，其中法国的退休养老体系也十分完善与精细。

    法国是一个典型的正在快速步入老龄化的社会。根据欧盟统计局及法国统计机构，按照现有数据预测到2030年，在欧洲超过65岁的老年人将达到1.05亿，其中4,500万人的年龄超过80岁；而2010年在欧洲，超过65岁的老年人只有3,000万，其中2,300万人的年龄超过80岁。老龄化问题在法国尤为严重，三个法国人里就有一个超过65岁，换言之，到2025年，将有2,000万法国人超过65岁。

    法国对各个行业与不同工种做了颇为详尽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工种不一，系数不一”——即根据不同工种工作的艰辛程度（Le Degré de Pénibilité），在基准参保年限基础上加以上下浮动。例如，地铁司机及其他机务人员，一直被视为从事的是一个较为艰辛的工作，因而比基准工种的参保年限少两三年，换言之，要比一般人提前两三年退休，而不影响其领取的退休金金额。法国对几乎所有的行业和工种，都作了十分详尽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之后将员工分为两大类：干部和工人。中国人说的“干部”，基本上相当于法国人说的“Cadre”，意指管理层。法国将一个机构的人员也分为两大类：“干部”和雇员。一个中国“干部”，在退休养老上要求要比一个中国工人多工作五年时间。在这一点上，法国没有将是否“干部”与退休年龄挂钩。中国这种简单地将工人与“干部”划分开来对待是否合理，尚有待商榷。另外，法国在退休养老机制上，尤其考虑到了家庭情况、孩子数量等多个因素。这一点，中国似乎也应该加以借鉴。

    至于职称级别，中国规定高级职称要比非高级职称，即初级职称和中级职称者晚五年退休。例如一个高工（高级工程师）或教授，需要比一个工程师或讲师多工作五年时间。此类将专业职称与退休年龄挂钩的做法，在法国没有见到，在其它欧盟发达国家也不曾见到。中国可根据国际实践加以重新考量，看是否可以对此种挂钩加以或多或少的调整。

    而中法退休养老机制首要的一个区别，还在于法国尽管也考虑年龄，但主要是以参保年限为基础，而中国则是主要基于年龄、附带参考工龄。法国政府在1982年规定从次年4月1日起，年满60岁、缴足37.5年养老保险的人，才可领取全额的养老金。接着在1993年该规定又作了修改，即从2003年1月1日起缴费年限必须达到40年。最后2006年5月，法国部长会议提出建议、后在萨科奇时代得以通过，将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限进一步延长到了42年。

    笔者以为，法国这种基于缴纳养老保险年限的做法，兴许值得中国借鉴，因为现在世界上不少出现养老金危机的国家，症结都出自缴费不足，所以要以缴费年限来计算而非按照普通的年龄。当然，如果要一步到位，容易对原有体制产生过大的“震动”，因而中国可以考虑分步走的策略——例如第一步，缴纳养老保险年限先按照38年；第二步，过一定期限如十年之后，再按照40年；最后第三步，又过一定期限如十年之后，再到42年。对部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缴足年限又想按期退休者，可以采用有条件地“购买”参保年限的办法，一则至少可以部分补足“养老金库”，二则可给年轻人适时地腾出位置。

    法国基于参保缴费年限的做法，还能将中国在退休养老上干部工人区别对待等的做法一起并入。例如，一个工人18-20岁参加工作，如果按照38年参保计算，这个工人到56-58岁可以退休并领取全额退休金。而一个中国称之为的“干部”通常会在22-25岁参加工作，同样按照38年参保计算，这个干部到60-63岁可以退休并领取全额退休金。

    同时，法国基于参保缴费年限的做法，与中国最低参保缴费年限为15年的规定也不矛盾。中国人在缴纳养老保险15年之后，能拿到的也是最低的相应养老金金额。对15年的设计，应该是国家当时考虑到中国两种体制之间的变革和过渡因素。显然，不少“跨体制”的人在原有体制下是由国家负责全部的，当时还没有“社会保险”的说法。鉴于在新体制下的人对退休金的期望会更高，相信在一定时期之后15年的设计会越来越失去其意义，进而极有可能被完全取消。

    总之，在退休与养老制度上，从“粗放型”到“精细型”的改革是必须且迫切的。其实，此次“两会”和会前中国政府已经着手改变，并且正在和即将进行大幅的改革。当然，作为一个历史遗留性问题，退休养老制度改革要朝夕而就显然有些天真，只能胆大心细、一步一步地来。而期间，确保改革和转型的稳定也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充分考虑到旧机制下生活与工作了几十年的老一代人的感受，并确保他们利益的基础上，才能稳扎稳打地推动旧机制向新机制的转型成功。（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