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飞机，你在“黑名单”上吗？ （上）
《财富》（中文版）--上个月，我去哈佛商学院讲了两次课，因此打了两次国际“飞的”。在来回近60个小时的空中旅程中，我有心观察和了解了一下坐飞机的人和那点事。
第一趟从上海飞往波士顿的去程，前舱很空，算上我仅四个人，犹如棋盘上分布松散的几个棋子。记得坐在机舱右边的一位中老年旅客，一上飞机，就把大而重的箱子往空姐前面一撂，“给我把行李放上去！”空姐试图帮他放箱子，可是一抬，很重，“先生，可不可以您跟我一起放？这个好重啊，我拿不动。”“我掏钱买机票，你就应该给我把行李放上去！”这时一位男乘务员快步赶来，两人合力才把箱子放上行李架，而那位旅客坐着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嘟哝了一句，“这是你空姐自己的事儿。”
其实，这还真不是空姐的事儿，搬运行李并不在空姐的工作职责范围内。每次我整理行装，都要确保箱子的重量和自己的力气相匹配。这些年来，我碰到过好几位主动热情帮我放行李的乘客，虽然我并不需要帮忙，但他们绅士般的举动却让我刮目相看，有的人后来和我成了好朋友。一个人在3万英尺高空与陌生人偶遇，就算只是帮人做了一件小事，都会对彼此产生很大的影响。
过了一会儿，这位中老年旅客不按呼唤铃，而是招着手大声喊叫空姐。我正想，老男人想找年轻貌美女子搭讪，飞机倒是一个好去处，既能随叫随到，又理由“正当”。渐渐我发现不对劲儿，
他的嗓门儿越来越大，火气也越飙越高，只见头等舱、公务舱的男女乘务员轮番蹲在他身边轻声地解释，可他的声音还是直冲我的耳膜。我赶紧用耳塞堵住双耳，躲避传来的噪音，但还是听到了一声连耳塞都无法抵挡的高吼：“我不吃西餐，不要给我看到刀叉！”
用餐了，愤怒的声音又传来了：“我不吃西餐，我不要……！”空姐说：“那给您上点海鲜好吗？”“海鲜就是西餐，拿走！给我来碗面，来点小菜。”“喂，你有小馄饨吗？炒面有没有？”“面好没好啊？我都等了十分钟了。你马上把汉堡包拿走，我不要汉堡包，我要三明治！”空姐的确遇到了一位“作男”，坐上头等舱，他算是把飞机上的爱心服务考验到家了。
两天后我从波士顿回上海，一踏进机舱，机组人员马上认出我来，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原来遇上了去程的原班人马。一回生，二回熟，等她们一切忙完，我便想调研两天前她们是怎么搞定那位中老年旅客的？空姐俞小姐说，她们后来按照他的意愿，把套餐里的一些肉丝、青椒等一根根地挑了出来，为他做了“特供”炒面，在一声长长响亮的饱嗝儿声后，总算一切归于消停。
此君在安静的机舱里打个响嗝儿不足为怪。据说在奥地利，要是打嗝声过大，就要被罚款。奥地利人认为，在公共场所不发出任何噪音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礼仪素养。去年2月，有一名叫艾丁·梅西奇的男子在维也纳普拉特公园的露天餐厅用餐时，突然打了个大响嗝，刚巧一名警察经过，马上以违反社会公共道德为由，开给他一张70欧元的罚单。艾丁觉得冤大了，便在社交网络上申辩是因为身体不适而产生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但是大多数网民还是劝他吸取教训，因为奥地利人的准则是在公共场所不能大声交谈，就连打喷嚏、打饱嗝儿等也必须非常克制。
回程中我在前舱见到一位年轻姑娘，长得漂亮，身材高挑，穿着时尚，但自始至终脸上没有笑容，一副高冷的样子，眼睛也从来不看乘务员一眼，更没听到她说过一声“谢谢”，哪怕是经过迎送问候的乘务员列队，她仍然高昂着头，就像镁光灯下的台湾歌星费玉清。相反，有一位中年男士乘客，每次服务员过去，他都会摘下正在看电视的耳机，眼睛看着乘务员，对她们真诚地说“谢谢！”我很喜欢他的儒雅，不过假如他喝汤的声音能轻一些就更完美了。
俞小姐还跟我说起，一次在迪拜飞北京的航班上，有一位民工被抬上飞机，安置在了头等舱，他的腿和下半身都被砸坏了。空姐问他想吃什么，他说暂时不想吃，又问了他几次，他都是同样的回答。后来才知道他七个小时不吃不喝的原因，“我怕我吃了饭会上厕所，给你们添麻烦。”俞小姐感慨说，有钱没钱都不是衡量一个人品格高下的标准，有人没钱，衣着寒碜，可是我们从心底里特别敬重他，就像这位农民工兄弟，他太令人感动了。
据说英国伦敦城市机场进行过“乘机礼仪”的调查，并把乘客的“十大陋习”列上了“黑名单”，排位越前的令人“讨厌程度”越高：放躺座椅影响到后排活动（瑞士航空斗殴事件就是因前排乘客调整椅背让后排不爽引发的）；独霸扶手（扶手最好留给空间最少的中间座位乘客）；对空乘人员粗鲁；手提行李过大；讲话声音过大；登机时不排队；频繁站起来从行李架上取东西；把脚跷到前排座椅上，甚至碰到前排人的肩膀；大声说脏话；趴在舷窗上看风景，挡住他人视野。为此我也对照检查自己，那天与空姐相邻交谈时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虽然音量压得很低，但也可能会妨碍到他人，假如我能走到机舱厨房里跟她说话，那该多好啊。
我把这次旅行的经历和我的“土豪”客户们作了分享，并赠给他们一份清单，看看自己的行为是否也在“黑名单”上。（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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