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惜字纸
华夏民族一直把仓颉造字引为自豪，称仓颉为仓圣。如余光中所说：“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听听那冷雨》）
正是为了这种回忆和希望，中华大地到处有字纸炉的踪迹。“字纸炉”，又有称“惜字亭”、“化字炉”、“敬字亭”、“敬圣亭”、“文笔亭”的，名称各不相同。除了出现在街头坊里外，各地的书院、文庙或者比较重要的庙宇中也可以见到它的踪迹。它的型式、大小尽各不同，有的高及数丈，有的不及五尺，但不管如何都会题有“敬惜字纸”四个字。
以台湾地区为例，居住在这里的客家人至今仍然保有浓厚的“敬惜字纸”的传统旧习，他们称“字纸炉”为“圣迹亭”。桃园龙潭圣迹亭是现存的此类建筑中较具规模而保存较为完善的。龙潭圣迹亭创建于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包括了建筑群和完整的对称庭园，还有中轴线贯穿“三进”庭园的“朝圣之路”，表现出了“小中见大，空灵庄严”的中国庭园艺术，是属于世界级的文字崇祀古迹。
圣迹亭每年在秋季举行祭典。每年仓颉公、文昌帝君生日，或者是农历正月初九“天公生”之日（玉皇大帝的诞辰），举行仓颉纪念恩典。当天，秀才以上之人着衣冠，童生着新的衣服，读书人准备牲礼、果品，举行所谓“祭圣人”的仪式，显扬并感谢制字先师仓颉的功绩。之后再将敬字亭内焚烧字纸后留下的灰烬清出，倒入被称为“香亭”的木盒子内，随着沿路鼓乐吹奏，由文人抬至溪河边，行恭走纸灰入海仪式，称为“行圣迹”或“恭送圣迹”。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对于字纸、文化的敬惜观念，是远远超过现代人所能够想象的。在儒家倡导的教育体制熏陶下，鸿学大儒与目不识丁的贩夫走卒都知道敬惜字纸，“敬字亭”就是这种观念的具体表现。
已故的费孝通先生在世时经常提到“敬惜字纸”。他说童年看到过祖母把每一张有字的纸都要拾起来，聚在炉子里焚烧，并且教育他说要“敬惜字纸”。虽然自己也曾经笑老祖母迷信，但当自己长到了老祖母的年纪，才明白“敬惜字纸”的文化意义。“纸上写了字，就成了一件能为众人带来祸福的东西，不应轻视。”
汪曾祺有一篇散文《收字纸的老人》，详细地描述了民国旧俗：“中国人对于字有一种特殊的崇拜心理，认为字是神圣的。有字的纸是不能随便抛掷的。亵渎了字纸，会遭到天谴。因此，家家都有一个字纸篓。这是一个小口、宽肩的扁篓子，竹篾为胎，外糊白纸，正面竖贴着一条二寸来宽的红纸，写着四个正楷的黑字：‘敬惜字纸’。字纸篓都挂在一个尊贵的地方，一般都在堂屋里家神菩萨的神案的一侧。隔十天半月，字纸篓快满了，就由收字纸的收去。”
根据沈从文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春桃》中，春桃就是个拾字纸的人。电影里春桃不愿意总在总布胡同做侍候洋人的差使，便自个儿找了这个以捡拾废纸为生的事儿来做。在北平的胡同中叫喊“烂字纸换洋取灯儿”的春桃，在搁下背着的大纸篓以后，后背心衣服上就赫然露出“敬惜字纸”四个字儿。这四个字，很难忘。
民二十四年，印光大师刊行《普劝敬惜字纸及尊敬经书说》，内云：“字为世间至宝，能使凡者圣，愚者智，贫贱者富贵，疾病者康宁。圣贤道脉，得之于千古，身家经营，遗之于子孙，莫不仗字之力。使世无字，则一切事理，皆不成立，而人与禽兽无异矣。既有如是功力，固宜珍重爱惜。字为世间至宝，非金银珠玉爵位可比。以金银珠玉爵位，皆由字而得，使世无字，则金银珠玉爵位，亦无由而得矣。字之恩德，说不能尽。敬惜书字，福报甚大。”
字纸既如此珍贵，故平时不能亵渎字纸，不可将字纸随地丢弃践踏，不能揩拭污秽，不在经籍书典上随笔涂墨，平时也不能拿来垫坐等，其他如置书于坐椅，或以书作枕头，或大怒而掷书于地，或抽解而犹看诗书，或“不但大小便后概不洗手，即夜与妇宿，晨起读书，亦不洗手”等等行为皆是亵渎之举，皆宜戒之。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里，教育不普及，广大人民对那些少如凤毛麟角能识文断字的读书人衷心敬重，而对文字则更是无限敬仰得近乎神化了。据《燕京旧俗志》载：“污践字纸，即系污蔑孔圣，罪恶极重，倘敢不惜字纸，几乎与不敬神佛，不孝父母同科罪。”清朝时，社会上有大量的《惜字律》被看作是文昌帝君制定的天条圣律而流传，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惜字律》、《惜字征验录》、《文昌帝君惜字律》、《文昌惜字功过律》等文本。《惜字征验录》中有许多如乞儿拾字纸转世富贵，穷书生惜字科甲连绵，乃至瞽者转明，愚者转智等等的感应事实，不胜枚举。
清代山东的戏曲家曾衍东曾经画过一幅“敬惜字纸”的条屏，上方题诗云：“惜字当从敬字生，敬心不笃惜难成；可知因敬方成惜，岂是寻常爱惜情。”古人对于文字纸张的爱惜程度，是现代人所无法理解的。我们这样的人也许看不出文字有何神奇，但我们的人类学家知道，对于一个只有口头语言的民族，文字会显得多么奇特而富有魔力。（财富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