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义

孔子提出“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他将义置于君子为人非常重要的位置。

义，甲骨文从羊从我，为我军威武的出征仪式。《中庸》谓：“义者，宜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义之本训为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从羊者，与善、美同意。”我们可知，义在字源上与善、美同意。在中华文明之初，义、善、美这几个基本范畴是同源同意的。

“义”从威仪的本义，被引申出合宜、有道德等意义；逐渐地，“义”成为了道德修养的基本准则。其重要性，在儒家那里似乎仅次于“仁”。《释名·释言语》：“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行为合乎时宜就是中，故孔子时、中连言，讲“君子而时中也”（《礼记·中庸》），意谓君子随时守中。

在《论语》中，孔子论及最多的是君子和义的关系。君子，在孔子那里，有两个基本义项，指有道德的人或居于高位的人。在《里仁》篇里，孔子提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朱熹释：“适，可也。莫，不可也。无可无不可。”也就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的主张非要怎样不可，也没有一定反对的东西，一切行事只求合于义。

这直接说明了义是君子对于天下行事的衡量标准。与君子相对的小人，则以“利”为衡量标准。孔子有一句著名的论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于事必辨其是非合宜，小人于事必计其利害多寡。君子见到利，首先思其是否符合义，该取的可以取，不该取的则不能据为己有，亦即“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

与“见利忘义”相反，君子应“见利思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见到利能够思考是否合乎义，在危急关头勇于献出自己的生命，长时间处于困顿之境，也不忘平生所立的承诺，这样就可以称作完人了。

不义而来的富贵被孔子比作浮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行义是人生的价值所在，在贫富与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义。在孔子看来，一个真正的君子，一生在意的是对高尚的“道”的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只要感悟了道，人生就了无遗憾，是故“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君子能够安贫乐道，如《孔子家语·在厄》所说：“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

孔子一生弘道，率学生周游列国，哪怕断食遇险而矢志不改。在陈国断粮，他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君子即使陷于困厄的境地，依然固守自己的志向。而小人遇到困境，就会肆意胡为。《庄子·让王》对孔子“厄于陈蔡”的故事有生动的描写：“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

既然要弘道，就要在心中永远坚持道义，任何情况都不能动摇，就像那些松柏，无论霜雪多么凌厉，都保持常青不谢。也正因此，孔子称赞爱徒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

义既为君子的高标准，那么，君子又该如何践行义呢？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十五》）君子以义作为根本，合礼地实行，谦卑地表达，诚实地完成，这就是君子了。君子既行事“义以为质”，那么，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义之与比”后才为之的。《述而》篇中，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用，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知道义了之后，还不能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是他所害怕忧虑的。

以上这些听上去，都似乎是指君子应努力完成道德修养。然而，孔子对“义”其实还有着更高的要求：“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论语·子张》：“学而优则仕。”如果在修身以外还有余力，那么就应该考虑去做官。而君子做官，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推行义。

君子并不避讳政治，为的是“行义以达其道”，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孔子盛赞像子产这样的为官者“有君子之道四焉”：一己修身，能恭敬谦顺；事奉君上，不苟且也不怠慢；教养民众，使民众得到利益；使用民众，能得其宜，达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的境界。

义在此和教化联系起来。“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义使人服、使人信，“事上使下，皆必诚意交孚，而后可以有为”（朱熹《论语集注》）。（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