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源流

儒家的这些经典是从汉代开始被尊为“经”的，“经学”之名始见于《汉书》。中国儒学的阐释学，汉至唐为第一阶段，是以诠释五经为主的学派。这一阶段也有不同的分期，首先是两汉，自汉武帝开始建构适应大一统的思想体系。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汉武帝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被逐渐定于一尊，论证君主专制的合理性、合法性，是这个时期经学的主要任务。由此衍化出的汉代经学延续了三百多年。

第二期是魏晋南北朝，由于玄学兴起，佛教进入，本土道教走向成熟，儒、释、道三教并存，一改两汉时代儒学独步天下的局面。汉朝的没落与战乱使儒家地位开始衰落，尽管儒学仍然被定为“官学”，但玄学家“以道注儒”，出现儒道合流现象。名士大多狂放肆意，抨击世俗礼法，因而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与汉代相比，颇显冷清。然而儒学的宗主地位并没有丧失。余英时先生有论云：“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者也。”（《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8页）

第三期是隋唐时期，天下重新一统，而佛教自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流行之后，进入空前繁荣时期，无论从教义上，还是从宗派规模上，本土化的特色越来越明显。佛教融会儒道思想，形成了禅宗这类生活化的宗教形态。“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第一流人物全入禅寺，造成中国的“寺院文化”。但是，自从两汉以来，儒家对中国社会的教化作用已经深入人心，因此无论佛家亦或是道家的教义，都必须与儒家相适应，不能相悖。历经长期的战乱、兵火，经籍散乱，而自唐太宗开始注意整理五经，以儒家经典试士子，经学再度兴盛。

不过，儒学阐释学的第二阶段，要到宋学兴起方为开端。宋学吸纳儒、释、道三派，以训释四书为主，形成理学与心学。凌廷堪认为“宋学不求于经而但求于理，不求于故训典章制度而但求于心。”（《校礼堂文集》）方东树则认为“窃以孔子没后，千五百余岁，经义学脉，至宋儒讲辨，始得圣人之真。平心而论，程、朱数子廓清之功，实为晚周以来一大治。”（《汉学商兑》）

佛学与理学，把中国思想大大推进了一步，不过还是有所偏重的。金耀基先生说：“佛学与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中实占一崇高的地位，吾人若抽去此二种思想，则中国之下半部哲学史必然全部走样，故治哲学史者对佛学理学必不可轻易放过……但从政治思想之角度来看，则佛学、理学实毫不足观。”（《中国政治哲学中的民本思想》）萧公权先生也指出，佛教进入中国未曾引起政治思想之转变。“盖佛教为宗教而非政治思想，其消极出世之人生观又适与老庄思想有相近之处，其不能对政治有所贡献，亦意中事。”（《中国政治思想史》，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6页）

如果说汉学还关心王道，特别是“内圣外王”这两大层面，那么，宋学则主要集中于道德伦理学说，关心天理、心、性等。到了明清之际，学术风尚再度丕变，宋明理学受到广泛的质疑、批判。特别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曾经被宋儒批判的汉儒经注之学受到特别推崇，他们重新倡导汉儒的家法、师法，并且标榜自己的学术为“汉学”，将宋儒的学术归之为“宋学”。清学是以《尔雅》、《说文》为据的学派，以考证经典文字、名物制度为重点。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如此总结：“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