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于艺

“艺”的古字为“园”，《说文》：“种也。”甲骨文的字形像一个人跪在地上，小心地捧着树苗栽种；金文开始加上“土”字，种植之意更加明显。可以推知，“园”的含义是双手执握幼苗，植于土上。隶书在此字上下再加“芸”（耘，除草），造出繁体字“美”，表示栽种植物、培土除草。《孟子·滕文公上》：“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陶潜《桃花源诗》：“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现代汉语“园艺”一词本源于此。对早期的农业社会来说，种植是一项事关生存的极其重要的技能，因此“艺”也代表“技”，如后世成语所形容：“艺不压身。”

《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的“艺”一般都解释为六艺。钱穆《国史新论》说，孔子自己早年受过良好的六艺教育，也十分擅长驾车，以礼、乐、射、御、书、数为教，创设了儒家学派。

《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是说，西周的贵族教育分为六个方面：礼节（相当于德育）、音乐、射箭、驾驭马车、书写和计算。其中礼分五礼（吉、凶、宾、军、嘉）；乐分六乐（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镬、大武）；射分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御有五御（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书有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数有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功、均输、方程、盈不足、旁要）。

《礼记·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学校的设置是立国为政的必要选项。

西周时期，学校有国学和乡学两种，前者设在周王朝都城和诸侯都城，教学对象是大贵族的子弟。而后者设在各地，是一般贵族子弟的学校。当时非贵族的百姓，则没有机会受到教育。

周代国学中，以吏为师，号称师氏、保氏，国学学生称为国子。据《周礼·地官司徒》：“师氏教授三德，保氏教授六艺。”乡学的教师则由地方长老出任。可见秦始皇以吏为师不是创造，而是复古。《说文解字》十四篇下“”部云：“官，史事君也。从宀从。犹众也。此与师同意。”段玉裁解为“官，吏事君也”，指侍奉君王的官吏，会众在屋下议事，犹如治众。他明确说官与师意同等，官与师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合的，其职能在一定范围内是叠加的。

例如，师氏和保氏均是行政上的主要官员，《大戴礼记》说：“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太师、太保负责监护和辅佐年幼的国君，兼掌军事、行政、外交等事，后来的三公殆源于此。而处在国家政治位阶顶层的师氏、保氏，在身兼行政权力的同时，亦肩负教育的职能。师氏所施行的教育是“三德”：“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而保氏所教授者为六艺（《周官·保氏》）。

春秋战国降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记孔子之言）。学术文化流散民间，私学兴起，孔子大量招收弟子，开平民大举接受教育与参与学术的先河。孔子本为宋国贵族之后，不仅受过正规的贵族教育，熟悉各种典章制度，而且具有操持各种礼仪的实际技能。在地位下降、经济穷困的世情下，他企图通过聚徒讲学，游说各国，实现政治抱负。《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少“贫且贱”，而孔子对众弟子自称“多能鄙事”，还曾说自己“吾不试，故艺。”（《论语·子罕第九》）试者，仕也。艺者，六艺也。不能为世所用，所以才有空去学习六艺。

孔子自问自答：君子需要有这么多的艺吗？不需要的。技艺属于小道，也就是“鄙事”。钱穆说：“孔子身通六艺，时人皆以多能推孔子。然孔子所志乃在道。艺亦有道，然囿于一艺则只成小道。故孔子又称之曰鄙事。而孔子必教人游于艺，此所谓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则艺即是道而不鄙矣。”（《孔子传》第七章 孔子晚年居鲁）。

一方面，孔子要求弟子勤习六艺，方能成为合格的儒者。段玉裁《说文注》谓：“周时‘六艺’字盖亦作园，儒者之于礼、乐、射、御、书、数，犹农者之树园也。”也就是说，练习六艺的学子，要像农民种植一样日久而熟练。而栽种、培植又有使隐含潜存的力量逐渐发育成长之意，日后则衍伸为“教化”、“教养”，和西人所云culture相当。

另一方面，“游于艺”的“游”，按照朱熹《四书集注》所说，“游者，玩物适情之谓”，须要在从容之境中涵泳性情。至为关键的是，艺排在道、德、仁之后，不可以失掉先后顺序。“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行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更养。”四者虽有轻重缓急，但彼此亦应相契无间，方能达到“本末兼该”、“内外交养”。

钱穆对“游于艺”解得好：“游，游泳。艺，人生所需。孔子时，礼、乐、射、御、书、数谓之六艺。人之习于艺，如鱼在水，忘其为水，斯更游泳自如之乐。”这样，游于艺，既可以是成才的道路，又可以是进德的阶梯。（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