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全球筹划退休财富

有时看似复杂的问题，其实解决办法就隐藏在我们身边。先让我们把不熟悉的海外市场搁置一边，以中国为例。中国的城市化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未来耕地可能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人们对肉类、农产品的需求会比以往增大。这里面蕴含着投资农产品的机遇。同样，海外市场也会存在类似于中国市场的趋势。

    比如，《财富》杂志曾经报道过印度的人口构成特点。该国近四分之三的人口在30岁以下，当人们的教育水平提高以后，这种年轻化的人口构成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更好的职业环境会带来更大的投资机遇。印度每年商学院有25万学生毕业，这类似当年美国硅谷的成长，大量聪明且富有创业精神的年轻人将带动经济的发展。相比而言，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国家，以及我们中国，却正受到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的折磨。在这种对比之下，印度等国家优秀的指数基金会具备非常大的投资价值。

    此外，梁大伟认为，新兴国家的债券也可以给投资者不错的回报。债券利息收入比较高的新兴国家，如果当地经济发展潜力较好，他们会发行债券，同时拿当地货币做信贷。“好像人民币兑美元，今年升值大概百分之两点多，一年下来预计对美元差不多有5%的升值。”他进一步解释。

    不过，要想了解这些海外国家方方面面的情况，有时通过口口相传甚至通过媒体得到的信息是不完整的。某种程度上，罗杰斯那种环球旅行、亲眼目睹的方式也许是最可靠的。不过，即便是投资大师也需要“升级座驾”，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发掘出真正的“潜力地带”。对普通人来说，这也许只是一个在书中才能读到的探险故事。此时，可靠的投资参考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印度尼西亚和南美诸国也许都是不错的投资选择，但这些市场距离我们太远，且有语言障碍，仅凭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了解着些国家的公司背景的。这种情况下，一些出名的基金就是投资首选。而在选择基金时，可以借助一些优秀评级机构的力量。“比如，美国有些评级机构（像晨星公司等）历史较长，过往业绩较好，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梁大伟指出。“最起码能够发现过去十年都表现不错的基金。”这些公司的基金经理往往比较稳定，他们几年都在同一个基金，具有较高的可信赖度。作为对比，如果投资海外仅靠自己盲目决策，很可能招致大量未知风险，而退休理财中最重要的就是对风险进行平衡控制。

对比这些积极的投资对策，也许有人会提出，历史告诉我们买房才是真正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工具。对于这个观点，经历过香港房地产世纪之交泡沫破灭的梁大伟不太认同：“买一套房可能自己住，买两套三套就是投资了。作为投资工具，现在需要把它当成投资工具来看。要了解它的风险、升跌幅，以及以后的预期投资回报能不能持续等问题。”据他回忆，香港1997年买房子可以零首付，如果去银行做按揭贷款，他还送你装修费。对香港人来说，这等于买房基本上不需要首付，且还可以得到补助。而当每个人都很容易买房的时候，这就已经超过实际的需求。随后泡沫破灭，如果打工的保不住工作，做生意的保不了自己的公司，那么此时的按揭肯定会成为梦魇。至今，很多港人仍没有摆脱当时的痛苦情绪。

    中国的监管机构现在吸取了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坚持一定程度的首付要求，银行对房产按揭贷款的审核也较严。另一方面，从较长期的角度看，中国在未来10~20年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老龄人口越来越多，而买房的通常都是年轻人，需要结婚成家，一旦生下孩子，后面买的房便是投资。相反，大量的老龄人群到某个年龄会倾向于卖掉投资性住房，转化成一笔现金，以安享退休生活。所以，房地产投资在这个阶段就变成了投资组合中的一种客观、冷静的选择。“人们应该考虑是否真的需要做这项投资，自己是否真的能够承担按揭这样一种长期承诺。”梁大伟总结道。

    中国人目前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千万级人口规模的都市。在美国，一些风景优美且不失文化和商业底蕴的城市才几十万人口，并且房价上可以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即便是这样的对比之下，在美国也并不都是“居者有其屋”。1971年，美国拥有自主房屋所有权的个人比例为63.4%，到金融危机爆发前，也只有68%。故而，对房地产投资需要冷静看待，并且要注重其实际需求上的价值。

    最后，梁大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当退休人群把“财富传承”挂在嘴上时，更需要考虑下一代的实际压力。这些“中间层”上要照顾双方老人，照顾他们未来医疗和生活品质上的支出，下要照顾好第三代。“现在，孩子的生活成本也不低，都是学四、五门课，除了画画，还要培养音乐和舞蹈等才能。”梁大伟说，上下两头会给这个中间的一代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中国人所说的“财富传承”也许将无法缓解这种压力。所以，除了通货膨胀、医疗、生命延长等考虑之外，富足而退的人们更要多考虑这承上启下的一代的需求，这也是西方退休人群体会不到的、独特的中国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