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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读2024诺贝尔经济学奖关注制度优势?

2024-10-15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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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授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三位经济学家获奖,是因为他们“在研究制度如何形成,以及这些制度如何影响(国家)繁荣”这个问题上所提供的见解——他们研究了殖民者引入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如何影响、乃至决定一个国家今天的贫富。 | 相关阅读(腾讯新闻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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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衍行

王衍行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他们的突出贡献在于对国家间繁荣差异的研究。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委员会表示,这三位经济学家“证明了社会制度对一个国家繁荣的重要性”;以及“法治不佳的社会和剥削民众的制度不会带来增长或改善。获奖者的研究帮助我们理解了其中的原因”。

“因其对制度如何形成和影响繁荣的研究”而获奖。评审团在结论中解释说,三人通过研究欧洲殖民者引入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制度,证明了制度与繁荣之间的关系,从而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繁荣而另一些国家却不然。该研究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陷入“经济低增长”的境地。

为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开出“药方”。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斯文森在一份声明中说:“缩小国家之间收入的巨大差异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获奖者证明了社会机构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斯文森还说,他们的研究“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国家失败或成功的根本原因”。斯文森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他们已经确定了当今许多低收入国家所特有的薄弱制度环境的历史根源。”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富有的20%的国家,比最贫穷的20%的国家富裕约30倍。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存在。路透社评论指出,经济学奖颁发的前一天,世界银行13日发布最新报告显示,全球26个最贫困经济体正面临2006年来最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些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约40%,其政府债务目前平均占国内GDP的72%,为18年来最高。这凸显了与贫困斗争的重大逆转,也表明世界正在由于富裕与贫困的拉大而处于最不稳定时期。

证明社会体制对国家繁荣的重要性。诺贝尔奖官网披露,今年的得奖者提出一个理论,可以证明社会体制对国家繁荣的重要性。“法治不健全的社会和剥削人民的体制不会带来增长或更好的变化。获奖者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中的原因。”

社会制度是繁荣与否的关键。诺贝尔奖官网还披露,当欧洲人殖民全球大部分地区时,这些社会的制度发生了变化。这有时是戏剧性的,但并非在所有地方都以相同的方式发生。在一些地方,目标是剥削土著居民并榨取资源以谋取殖民者的利益。在另一些国家,殖民者为了欧洲移民的长期利益而建立了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体系。获奖者表明,国家繁荣差异的一个解释是殖民时期引入的社会制度。包容性机构经常被引入那些被殖民时的贫穷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导致人口普遍繁荣。这是曾经富裕的前殖民地现在贫穷的重要原因,反之亦然。一些国家陷入了低经济增长的境地。引入包容性机构将为每个人创造长期利益,但采掘性机构会为当权者提供短期收益。只要政治制度保证他们将继续控制,就没有人会相信他们对未来经济改革的承诺。根据获奖者的说法,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出现改进的原因。但是,这种无法做出积极变革的可信承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时会发生民主化。当存在革命的威胁时,当权者将面临两难境地。他们宁愿继续掌权,并试图通过承诺经济改革来安抚群众,但人们不太可能相信一旦局势稳定下来,他们就不会回到旧制度。最后,唯一的选择可能是转移权力并建立民主。

发现了一条清晰的因果关系链。即:为剥削大众而建立的制度不利于长期增长,而建立基本经济自由和法治的制度则有利于长期增长,政治和经济制度也往往非常长久。

支持民主和包容性制度的工作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诺贝尔奖官网披露,获奖者的工作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持续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们关于制度如何影响繁荣的见解表明,支持民主和包容性制度的工作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威权主义不会带来非常快速和原创的创新。获奖者阿西莫格鲁在斯德哥尔摩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专制政权“将更难在创新方面取得长期可持续的成果”。阿西莫格鲁还说,该奖项表彰的研究强调了民主制度的价值。阿西莫格鲁称:“我认为,从广义上讲,我们所做的工作有利于民主。”阿西莫格鲁是增长和机构在发展政策中的作用方面的专家,尤其关注创新和不平等问题。阿西莫格鲁在雅典告诉记者,亲民主团体收集的数据显示,世界许多地方的公共机构和法治目前正在被削弱。“威权主义增长往往更加不稳定,通常不会带来非常快速和原创的创新,”他强调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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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磊Sans Wang

王磊Sans Wang

资深市场战略顾问,商业专栏作家

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分别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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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科学奖委员会主席Jakob Svensson称:缩小国家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是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证明了社会制度对一国繁荣的重要性,法治不佳的社会和剥削人口的制度不会带来增长或更好的变化。
可以说,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三位获奖者都是热门之选。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学主流的回归”,更加关注制度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决定性影响。而经济学作为一门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经济活动和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其核心思想是资源有限性和如何有效利用资源。
经济学是一门学科,而不是一门科学。
回归研究制度和政策应该成为经济学之主流,而用太多使用计量和数学的方式去研究经济学并不应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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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让我回想起了22年前,我还在读大学时候,吴敬琏先生的一本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书《制度重于技术——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22年过去了,不知道这本书还能不能买到。
在上学那个时候,我们真还不太理解——为什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最重要的难道不是技术研究手段、技术人才、技术资金,为什么是制度最为重要?
在这部著作中,吴敬琏先生在指出:没有一个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制度,高新技术产业是无法迅速发展的;而中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抑制了创业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需要改革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制度,才能充分发挥创业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而要发展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必须以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体制存在为前提。没有一个创新的体制,不管你有多少技术人员和技术发明,高新技术产业也是不能迅速发展起来的。”
吴敬琏先生通过研究对比了美国的硅谷、台湾地区的新竹科学工业园等高科技园区,指出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有一套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环境,这是其成功的关键;而好的制度能够吸引人才、资金等资源,从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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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对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可以说是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作用。
回到当前的中国的资本市场,“制度重于一切”同样在当前现实下成立。
在资本市场中,制度和规则更是重于一切。尤其是上市企业的业绩和财务披露制度、大股东减持政策、上市监管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可以说是困扰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性问题。
制度决定繁荣,制度也影响发现繁荣,也更希望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能够再一次重塑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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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celyon

Jocelyon

当前,大部分经济体都面临着贫富差距加大的窘境,减小收入鸿沟不仅是财富问题,更是保持社会运行稳定的根源。研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成因是解决收入不平等的前提。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A·罗宾逊的研究重点在于社会制度与国家繁荣之间的关系,属于宏观层面的根源探究,普适性强使得其研究获得了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另外,对于一般大众而言诺贝尔奖可能只是一个热门名词,但它对于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却起着巨大的作用,它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方式鼓励了一些长期无法产生物质收益的人群坚持去追求创新。诺贝尔从一个人成为一个符号,是西方教育体系在全球的成功标致。我们国内当然也不乏类似的持续性公益基金,但相对而言影响力却不够广泛,这点需要基金主体以及媒体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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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峰

张学峰

一位不断探索的经济人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关注制度优势对经济发展层次的影响。经济学有一门分支:《制度经济学》,制度对经济的作用体现在制度激励和制度冗余两个方面。制度激励是建立包容式增长的发展模式,就是给予各类经济人获取和运用经济资源以增加财富的活动空间,其中调动各方的主观能动性是关键。制度冗余涉及制度成本的计量和规避问题,主要是对经济资源运用环境的公平公正性建设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及保持增长环境的可持续性。
这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制度的关注,更多的是关于国家体制建设的选择性和科学性的论证,立论的焦点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体制起源与更新完善的区别及优劣比较。
我们关注提高生活质量,而生活质量是由所从事工作的价值创造能力确定的,也就是以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高低来衡量的。由资源的稀缺性产生了技术运用层次的高低,再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由此造成了对生产关系也就是上层建筑的制度性优劣的考量。从当今世界制度建设与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来看,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使一个经济体能够得到充分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最优选择,同时要发挥政府的调节和管理职能。市场经济要吸收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和长处,集中精力抓大事,谋划好经济全局,在关键点实施突破,以点带面的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充分利用经济激励,限制和摆脱制度冗余,减少政策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制度成本,以正向激励消除负面因素积累的机会成本,促进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实现人民工作与生活环境的实质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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