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徐博翎按照人生计划申请博士时，她遇到了困难。她每天的任务就是打电话给一所又一所大学的教授，向他们推荐自己。但在这之后，她收到了一封又一封拒信。

平时因为忙于生意而不常与她联系的父亲，在这段时期天天与她保持通话。对话内容无外乎询问这一天打电话的成果。当她聊到不如人意的现状时，父亲总是会在电话另一边说道：没关系，反正我们再站起来就好了。

好在最终剑桥大学抛出了橄榄枝，徐博翎博士就读于这所名校电机工程研究所的电机与人工心脏设计专业。

父亲早已将愿她读博的希冀写在徐博翎的名字里，以弥补心中当初学业被耽误的遗憾。当年，徐博翎的父亲与祖父母跟随国军南下到台湾，生活得很辛苦。奶奶帮人浆洗打扫，爸爸和爷爷扛送天然气罐，两个男人分食一个馒头。即便在高考中取得了状元的成绩，有公派留学机会，他也不得不因为负责照顾家庭而放弃，转头创业。

徐博翎说，在最终博士毕业典礼前，父亲从来没有参加过她此外任何学位的毕业典礼。

博士毕业后，徐博翎在苏州大学任教。但她始终希望所学到的技术能够补足国内市场的医疗设备空白，直接挽救生命，遂于2017年创立心擎医疗，研发人工心脏。

截至目前，心擎医疗旗下已经有四条管线——体外磁悬浮人工心脏、微创介入式人工心脏、ECMO（新一代体外膜肺氧合系统）、温血器官转运平台。其中体外磁悬浮人工心脏已经进入临床阶段，这款产品极大改善了自20世纪初沿用至今的轴流装置人工心脏所造成的血栓问题。

回望刚入行时，徐博翎所在的人工心脏领域非常小众，是公认的不赚钱行业。无数公司夭折在起步阶段。直到国外介入式人工心脏和体外人工心脏投入临床实践，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验证后，才引起了包括医疗器械巨头在内的广泛关注。美敦力、强生、雅培这类大公司对这一领域大举投入，行业进入加速发展期。

强生在2022年11月宣布，斥资166亿美元收购Abiomed的全部股份。后者曾经濒临破产，之后凭借介入式人工心脏起死回生。三年前，强生就曾经因为花费34亿美元收购手术机器人公司Auris Health而在行业内引发关注。以近五倍的价格收购产品尚在临床阶段的Abiomed，堪称天价。

“临床价值一直都在，只是市场价值终于体现出来了。大众对此的认知大幅提高，这是我在行业这些年来市场最大的变化。”徐博翎说。

她认为，医疗救治不是一个纯科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现象，其中包含很多有关人性、道德，以及结构性的现象，它们会在一个特殊的时刻汇集在一起，产生一个巨大的变化。

新冠疫情让医疗器械领域的一个节点发生。徐博翎说，包括ECMO和人工心脏在内的器械，从临床数据上看，在技术与原理方面一直是有用的。但前几年做早期融资时，资本市场普遍认为，需要这些器械的患者往往年龄很大，甚至进入临终阶段，使用器械的必要性低，资本并不给予青睐。

但新冠疫情之初的医疗压力表明，这些危重症流行性疾病造成的重要器官衰竭远比人们想象中要近，当ICU人满为患、医疗手段穷尽时，需求的紧迫性随之暴露。社会面认知的转变改变了投资人的想法，而资本正是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原动力之一。天时地利人和正在发生。

在徐博翎看来，心擎医疗研发的每个里程碑都卡得很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毕竟以动辄十年计的研发周期来看，即便中间错失一两年，在行业内也是常事。

心擎医疗用六个月做出磁悬浮原理样机，用一年完成医疗器械所必需的性能打磨相关问题，下一阶段就是拿到相关报告……这些时间点都是徐博翎基于行业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再压一把”所设定的，以此来对抗客观外部竞争条件。

心擎医疗的体外磁悬浮人工心脏从最初研发到进入临床，仅用了三年时间。这让徐博翎很骄傲，她认为这种中国速度是“凭借一些勤奋和适当使用外部资源不断加速”的结果。

在三年研发过程中，心擎医疗团队经历了“哪条路都走不通”的困境。按照徐博翎的话说，就是已经习惯了绝望。但只要有下一条路，哪怕路径看起来不可思议，也都要去试一试。

“磁悬浮是非常精密的系统，这种结构是很少见的，它的控制系统研发非常困难。我们熬了无数个夜。”她笑着回忆道，团队走了十条路都不通。之后又试了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还是不通。最后团队在走第十三条路时，和第一条路的方法相结合，发现走通了。

“这是非常挑战的。因为你必须要每一步做好记录，并不断挑战自己的前提和经验。这些都不可信，只有眼见为实。随时都要重新思考问题的解法。”她说。

紧随体外人工心脏的是介入式人工心脏。它与强生要收购的Abiomed所研发的是同一种，Abiomed这款产品目前刚刚走入临床，尚未正式进入市场。而心擎医疗的介入式人工心脏产品已经到了验证阶段（也就是临床的前一步）。这款介入式人工心脏像是一把雨伞，在介入人体和血管时是收起来的状态，穿刺点和创伤很小。而等其到达心脏后，会撑开来，为血液提供更高的流量。在她的时间表中，这款产品预计2023年可以进入临床，赶上Abiomed的步伐。

在对标国外公司同类型产品时，徐博翎认为，中国起步较晚，恰恰能够具备后发优势。“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东西，能够从新的需求思考问题，同时我们在研发中可以用到更新的技术和平台。并且，整个产业链响应速度很快。我觉得这是特属于中国的优势。”

医疗领域的研发往往伴随着大量时间与金钱的投入，而且投入不一定有成果。徐博翎到目前为止都是幸运的，心擎医疗对四大管线所做的投入都有了可见的回报。但她认为，只有抱着可能做不出东西的觉悟的人，才是真正在做创新的人，才有资格说其所挑战的是看起来不可能的领域。

在做介入式人工心脏时，心擎医疗的一位工程师曾经在年终总结发言中投影了一张图片——一条龙。他说，刚听到这个产品时，就像这条龙一样，听说过，没见过，也不知道将来能不能见到。

“如果我一直想着可能会失败，就会给心态造成很大的负累。目标都是未知的，放弃的边界也就不存在。”徐博翎说，“放弃的念头从没有过，但绝望是经常绝望。但绝望不是大不了的事情，只要活着，就没有问题。绝望在真正放弃和倒下之前，只是一种感觉而已。”

在追求成功的路上看待失败，是反人性的。而在徐博翎看来，这个行业有很多方面都是反市场直觉和反人性的，由此也带来了心擎医疗的最大挑战——长期目标和短期结果的权衡。

她表示，生命支持器械属三类器械，需经过新技术迭代研发，确认器械安全性后还要经过临床试验的验证，和很长一段时间的人体试验，才能最终进入市场。这与资本的逐利性背道而驰。“大家都希望赚快钱，因为谁也不知道一家公司还有没有明天。在快速回报和严肃医疗的高风险创新中间，需要一个权衡点。我们要保证自己足够快，又不能触及自身底线去妥协质量问题。”

这项挑战在新冠疫情期间尤为明显，即便这场大规模的危机让心擎医疗所在行业站在了镁光灯下，但在被问到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时，徐博翎给出了同其他陷入困境的行业一样的答案——活下去。

她说，心擎医疗作为一家研发型企业，绝大多数精力都在研发上面，推进项目进展需要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但新冠疫情导致的不定期封控带来了巨大挑战。由于研发工作需要绝对保密，为了应对长期居家办公，心擎医疗重金购买了大型公司才需要的远程桌面系统。困难时期，心擎医疗在很多环节不得不负担更多额外成本。

“我们做了很多诸如此类的事情，就是为了活下去。生存很重要，因为活着才能看到美好的明天，那时候谁都不知道新冠疫情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徐博翎说。（专访时间为2022年12月8日，新冠疫情防控刚刚出现转机。）

即便在新冠疫情时期，心擎医疗在她的带领下始终保持着“进攻”状态。她认为这是创业者的唯一道路，哪怕这条路很难，保守是没有任何出路的，它只会让公司慢性地死掉而已。

目前，心擎医疗的四条管线覆盖了生命支持的几个关键点，尤其是心脏衰竭救治的不同场景。ECMO的产品线由心延伸到了肺，徐博翎说，未来可以往肝和肾等多器官覆盖，但目前只能实现非常初步的功能，距真正意义上的人工肝脏肾脏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她在采访中畅想了对还未诞生的第五条管线的想法。相比于覆盖多器官产品，她更想关注一群常常被忽略的病人群体。

“我一直很关注婴幼儿的救治场景。我觉得这些小朋友是真正意义上的无辜受害者，他们的生命是非常有价值的，具有无穷的可能性。”徐博翎说。

她回忆道，她的女儿曾经在几个月大的时候因为急性过敏而休克，情况危急。在医院的所见所闻使她意识到针对婴幼儿的医疗器械十分紧缺。“医生们大多直接拿成人用的器械改装一下，直接应用到孩子身上。”她说，“所有东西对他们来说都那么巨大。针头扎在婴儿手上像是一把机关枪。”

她说，据世界体外生命支持相关的统计中，婴儿与成人的使用比例为1:1，但很少有企业关注到他们的使用场景。“我们想做出真正适合他们的器械。比如ECMO，如果将成人ECMO用在婴幼儿身上，即便是把他们的血抽干了，也无法填满器械的回路。”

在过去五年的公司经营中，徐博翎认为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脸皮变厚了”。她坦言，自申请博士学位以来，就很怕打电话。“打电话看不到对方表情，我又在乎对方感受，特别当对方是长者或是领域专家时。”但出于工作必要，一通通电话构筑起她的工作，难以回避。

“我必须给投资人打电话。给看得懂项目的人打电话，也要给看不懂项目的人打电话。对方说的话不一定好听。”她说。“我慢慢理解到，大家都是人而已，如果把对方套进某个角色时，你就会有一系列关于应对的担忧。”

她说，沟通时，对方都不是冰冷的机器，一家家企业背后是一群群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和想法。这一点在心擎医疗的经营中尤为关键。例如，在做样品时，供应链能够达到所要求的精密程度的厂家是少数，而达标的厂家往往需要一定量才愿意承接订单。这时就需要一些“人性化”的沟通。

“我们的供应商都会认可高端医疗器械发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这个过程可以带动上下游产业的进步。我们的关系更像是结盟伙伴，而不只是下订单和交货的商业往来。”徐博翎表示。

徐博翎在创业前曾经有过犹豫，因为她见证了父亲创业的不易。那时候的营商环境远不及现在，没有投资人和社会资源支持。白手起家意味着从第一天起就要盈利，自行负担公司存亡。

她的父亲经营缝纫机马达生意，在那个没有网络通讯的年代亲自跑遍十几个国家，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台商。徐博翎的记忆中充斥着与粮票、银行催债，和交货有关的片段。年幼时的她和父母一样，数着日子盼望着发财。她甚至有过一家人没钱买菜，只能去大饭店刷卡借债吃大餐的奇特经历。

徐博翎说，对于现在的公司状况和拥有的生活心怀感恩，钱只要够用就好。

我问，多少钱算够用？

她说，有钱吃饭，有钱看病。好的坏的，人都能过，只要活着，故事就还没完。（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