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一边款款走进房间，一边脱掉驼色大衣，露出一袭长及脚踝的白底橘色花纹的大摆裙，标志性的黑色墨镜，顺滑得没有一丝凌乱的波波头。“把它挂起来，”她把大衣交给助理，低声嘱咐。

在她进来前，她的助理和我围着房间中央那个巨大的异型沙发讨论了几遍，我和安娜是坐在长方形的那头交谈，还是半圆形的那头？

安娜环视一眼，对沙发皱了皱眉头，径直在房间尽头的一张会议桌前坐下。“我们坐在这里聊好吗？”她回过头柔声问我。很好，我说，在长桌的另一侧坐下。我们都可以坐得很直，而且，虽然看不见她镜片后的眼睛，但我可以始终直视她。

一位纪录片导演这样总结过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令人生畏的影响力：“在电影圈，就算没有斯皮尔伯格的建议，你仍然可以拍出叫座的电影；在IT界，就算没有比尔·盖茨的帮助，你仍然可以发布自己的软件；但在时尚圈，如果没有安娜的垂青，你不会成功。”

很少有一个行业像时尚这样速朽——几天前刚走完的时装秀，就会被当作“上一季的旧闻”。而自从1988年出任Vogue美国版主编至今，现年74岁的安娜已经在时尚潮头屹立了35年。她现任Vogue全球编辑总监，并兼任其母公司康泰纳仕（Condé Nast）的首席内容官——而这些头衔远远无法捕捉她的影响力。

与媒体人通常扮演观察者角色不同，安娜就是主角。她有“时尚教母”之称，靠慧眼挖掘了多位如今活跃在顶级时尚圈的服装设计师——常常是在他们刚刚出道或落魄时——但也摧毁了另一些；她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操办的一年一度的慈善晚宴Met Gala，成功打破了艺术与时尚之间的界限，被誉为“时尚界的奥斯卡”；她被英国女王封为女爵，甚至曾靠强大的人脉为竞选连任的奥巴马募集大量资金，一度被传为美国驻英大使候选人。

成长于一个“晚饭结束后女性离开餐桌，好让男士们抽着雪茄讨论要事”的年代，安娜靠着不断打破陈规，从学徒变成先锋，从先锋变成权威。

她在出任Vogue美国版主编后做的第一个封面，就把“不是高定不上封面”的传统扫到一边，让一位名不见经传的19岁模特以一条褪色牛仔裤搭配上万美元的品牌上装出镜。她最早嗅到了粉丝经济的力量，率先让富有争议的影星和名流取代模特登上封面，包括1989年的麦当娜、2014年的卡戴珊夫妇和2021年的美国女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在被2006年大火的《穿普拉达的女王》一片塑造成冷酷刻薄的女魔头后，她一笑了之：“任何让时尚变得更有趣、更闪亮的事情，对行业都是极好的事，所以我100%支持它”。

然而安娜毕竟崛起于上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传统媒体在编辑部内讨论选题与角度，通过把一个故事写进头条或放上封面，引导着公共空间中的话语方向。到了社交媒体时代，这种设置议题的能力被迅速去中心化。在时尚行业，网红、穿搭博主、意见领袖们攫取了流量和眼球，无不侵蚀着曾被视作时尚界“圣杯”——时尚大刊封面人物的号召力。

社交媒体也放大了诸神之争，加速了意见的分化，让今天的人们对几乎所有议题，包括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美”，都很难达成一致。T台上的超模们被指责“太白太瘦”，size diversity （身体的多样性）成为新风尚，但层出不穷的新偶像和新标签总是消逝和涌现得一样迅速。

技术也为时尚带来了新的变量。当AI让人人都能成为设计师，那些今天被奉为天才的精英设计师们正被“去魅”。环境危机则让“物欲”成为众矢之的，世界各地的年轻一代都在从强调“拥有”转而强调“体验”，甚至已经过上了低欲望的生活。

这种种时代特质，让几乎所有传统媒体的从业者——包括我自己——都时常感到困惑与不适。而需要引领风气之先的时尚媒体，想必经历着尤其剧烈的自省与蜕变。

对这一切，安娜是怎么想的？

我对她的这次20分钟采访，更像是与一位资深同行的切磋：媒体人当然永远可以观察与记录，但在一个权威退场的时代，我们还能不能继续设置议题、引领对话？

这是安娜时隔八年再次访华。在我们交谈的前一夜，她在上海参加了“Vogue China Fashion Fund中国青年设计师扶持计划”的决赛。这是她在2003年一手创办的、扶持时尚新人的Fashion Fund首次向中国本土设计师颁出。我们的谈话就从她这次中国行开始。

王昉：这次中国行，你对中国时尚产业的感受如何？与上一次有什么不同吗？

安娜：我上次访问中国是在2015年，当时我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馆长一起来到北京，在故宫博物院举办发布会，宣布那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服装艺术部的春季特展将以“中国：镜花水月”为主题，那是一次非凡的经历。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8年前，我觉得中国人在努力思考自己的未来时，很多时候是向外看的，中国的时尚行业当时深受西方创意行业以及其中一些重要人物的影响。而这一次，我能明显感觉到，中国时尚行业更多地转而支持本地的文化、设计、创意和人才。

我们也为此设立了“中国青年设计师扶持计划”，昨晚我很幸运地见到了进入决赛的一些年轻的中国设计师。这些设计师们对本土创意和文化的自豪感，是我们很想支持与培育的。通过这个计划，我们不仅给予他们资金上的支持，也为他们走上国际时尚舞台搭建桥梁。

我们希望让一个来自中国的设计师在米兰、伦敦和纽约也获得同样的关注。这将有助于全球时尚产业再次聚焦中国，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以这种方式关注这里的人才了。

王昉：在社交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会时常强调自己“看门人（gatekeepers）”的角色——也就是我们对事实的准确报道、权威解读。你觉得，对于时尚、品味、美，我们需要“看门人”吗？

安娜：我不大喜欢“看门人”这个词，它听上去是要将人们排斥在“门”外。我们的心态很开放，希望与所有人共享我们的价值观，包括对创造力、多样性与包容性的推崇。

如果说这是一个社交媒体掌握注意力的年代，那么我坚信，我们是其中最大的意见领袖（influencer），因为我们不仅有影响力，也有对时尚文化的洞察力和权威，无论它是家居设计、旅游、美食，还是对我个人来说尤其重要的时尚。我们不把自己仅仅当作报道者，我们也发挥着扶持和引领的作用。

王昉：如果你们并不试图为时尚设定标准，那么如何发挥这种作用？

安娜：通过树立榜样、培育年轻人才。这次与中国年轻设计师们的交谈，让我感到印象深刻的一点是，新冠疫情让他们变得更有创意了，他们在可持续时尚和升级再造（upcycling）方面体现出了很多创造力。

这让我更加确信，逆境和挑战会让人们更具创造力。我生活在纽约，疫情虽然没有将纽约完全打垮，但疫情刚结束时，游客消失了，博物馆是空的，餐馆是空的，时尚行业也普遍艰难。于是我们组织了一个非常愉快、非常开放的活动，名为 Vogue World，它包含了街头集会，邀请小威廉姆斯来开场，饶舌歌手Lil Nas X来表演，我们向观众和读者卖票，筹集资金支持纽约的时装业。这个活动重新唤醒了这个城市的生机。

在困难的时候给人们带去乐观和快乐，尽力支持我们所在的行业，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传统的——我们的时尚基金Fashion Fund就是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为了提振低迷的时尚行业而创立的。

今年我们把在纽约大获成功的Vogue World带到了伦敦，明年我们将把它带到巴黎——巴黎将时隔100年再次举办奥运会，我们希望支持年轻的运动员们，并研究过去百年的法国时尚。

人们之所以热爱时尚，是因为它是一个从不停止变化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世界。我们无法知道——也不应该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个行业充满了意外和惊喜，这是它的魅力所在。

王昉：传统媒体曾经是有些神秘感的，比如明天的头条是什么、什么人物会登上下一期杂志的封面，这些讨论一般只发生在编辑部内部。但社交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也不得不开始揭开神秘的面纱？

安娜：的确如此。刚刚过去的Forces of Fashion纽约站的活动，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纽约办公室里进行的。我们邀请读者去参观我们的内部衣橱，看我们如何制作播客节目。当然，有些工作可能仍然有些许神秘感，但我深信，倾听读者们的意见，让他们感到他们也可以参与和影响我们的报道，这非常重要。

王昉：什么样的工作会继续保留一些神秘感呢？比如，下一期封面人物的选择？

安娜：我们当然会对下一期封面人物保持神秘，直到杂志亮相的那一刻。但是在内部，选择谁上封面，一直都是我与采编团队、全球同事讨论的结果。在Vogue，我们选择一个人物上封面，不是因为她或他刚出演了一部卖座的电影，需要宣传，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她或他能我们的读者分享一个精彩的有新闻价值的故事，或者传达出一个特定的价值观。

王昉：让我们来聊聊正在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人工智能，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它会让知识与技能更“民主化”，比如普通人也可以运用软件来做设计师了。另一种则认为，它会进一步拉大有才能的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差距。你怎么看？

安娜：我认为人工智能会像电话或电一样，成为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我们都得学会用合适的方式使用它。眼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的知识产权应当受到保护，希望能尽快有监管出台。

我认为，创造是人脑思维的结果。巴黎世家的创意总监Demna几个月前说：“电脑不懂时尚”，我同意他的观点，人工智能无法匹敌人类的创造力。也许我们已经不记得手机出现之前我们是如何管理生活的，但手机只是一种工具。AI也一样。在创造力上，我坚定地选择人类，而不是技术。

但技术会让我们这个时代变得精彩纷呈。比如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服装艺术部明年将展出一些颇有年头的古董服饰，数字技术将发挥独特的作用。比如有一件来自18世纪的外套，上面的刺绣非常漂亮，但因为过于脆弱，已经无法套在模特身上展出，我们将通过数字技术放大刺绣的细节，甚至模拟穿戴它时的气味和声音，这是不是很有趣？

王昉：我记得几年前，就有一家技术公司为一位中国设计师做过一次调查，向一个年龄段的年轻女性广泛收集她们的服饰选择，基于大数据，这位设计师设计出了一系列面向这些女性的服装。

安娜：但最终的设计仍然是由她来做的，不是吗？AI能助力她的工作，但并不能取代天才的创造力。

王昉：就像AI无法代替你来决定，谁是下一个封面人物吗？

安娜：哈哈，我不知道，但愿如此。

王昉：我们再来谈谈持续三年的新冠疫情。你觉得它给时尚行业带来了什么持续深刻的影响？

安娜：我认为我们还远远没能全面了解这场疫情带来的长期影响，比如它对年轻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我们也还没能完全理解人们的价值观在发生怎样的转变。比如在我更熟悉的欧美，很多人觉得自己在疫情前花费了太多时间在工作上，疫后应该把更多时间用在生活上。我认为我们需要起码十年时间才能完全看清疫情的影响。

王昉：疫情之后，你第一次回到秀场，看着模特儿从你面前走过时，有什么感受？

安娜：我认为人生体验是无法被Zoom电话或人工智能创造的东西来代替的。我尤其相信，时尚行业高度依赖人与人的接触。

当疫情刚结束时，人们对如何重启时装秀还有点小心翼翼——是不是该做更小规模的，感受更亲密的？但是两年后，如果你现在去巴黎或米兰或纽约的时装周，你会发现，时装秀都回来了，不论是大型的、小型的，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但对我来说很重要也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疫情之后，我们意识到了——并且还在不断反思——对时尚行业而言，多元性和包容性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但还是不够好。我不仅是在说杂志内容上的多样性，我更是在说模特儿身体的多样性，这个多样性还远远不够，我们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点。我很高兴在这次的中国时装秀上看到了如此多的模特，我认为Margaret发起的公开选秀，是一个真正的创新。”（编者注：这里指的是Vogue在中国发行的《服饰与美容VOGUE》全媒体编辑总监章凝（Margaret Zhang）发起的“VOGUE Open Casting你好新面孔”选秀活动）。

王昉：疫情也加速了年轻一代从“我拥有”转向“我体验”的趋势。这又将如何影响时尚行业？

安娜：我认为这也是人们价值观发生变化的一种体现。疫情之前，我们普遍生活在一种消费主义的世界中，但现在，真实的生活体验变得更加重要。人们现在会花钱买更少的东西，但他们希望买下的东西可以持久一些，可以传给下一代，它们是有品质的，而不是一次性的。

你刚才问过我关于“美”的问题，我不大喜欢这个词。相比“美”（beauty），我更喜欢“健康”（wellness）。我们看到，人们现在对投资于身与心的双重健康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在我看来，时尚与健康紧密相连，因为我们对外如何展示我们自己，反映着我们内在的真实感受。

王昉：这种“体验比拥有更重要”的趋势，会让时尚行业变得更可持续吗？

安娜：可持续已经不再是一个选项了。昨晚与我交谈的每位年轻设计师，都在做可持续的时尚。我也认为可持续非常重要，尤其是当它与创意结合在一起时。

王昉：对于这些年轻的设计师，你给了什么建议吗？

安娜：我的建议是，年轻时不能想着如何迅速成功，而是应当花上几年时间，跟随一位让你钦佩的、从内心深处认同的设计师，从头到底学习与这个行业相关的所有知识。

我自己很幸运的一点是，我的职业早期是在伦敦度过的，那时的编辑部大概只有三个人，我学会了做所有事情，无论是写稿、排版，还是——也许我无法自己从头做一件衣服，但我完全明白一件衣服是如何制作而成的。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对如何做时尚新闻，以及时尚产业的运作，已经有了比一些同行更深入的了解。

王昉：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你得到的最佳建议是什么？

安娜：我来自一个新闻人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位报纸主编，我的母亲是一位电影评论家，这让我从小就耳濡目染。比如每当我父亲的报纸曝出一个独家新闻，他会在家里兴高采烈地谈论它，或者他半夜接到一通电话，就会马上冲向办公室。对新闻和好故事的追求，刻在我的骨子里，这是我非常幸运的一点。我觉得，向身边最好的人学习——不管他们是政治家还是记者还是创意人才，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成长过程中得到的最好的启示。（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