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发四年以来，很多员工发现自己仍然至少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家远程办公的。与队友进行Zoom会议一度被认为是暂时性的疫情趋势，但至今依旧保留在工作日历上，而这些不受地理环境限制的员工表示他们的生产力与满意度都有所提高。

这是否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不再需要彼此见面？距离已经死了吗？如果想要通过合作来学习，那么答案就是否定的，凯洛格学院的管理与组织学副教授尹惠珍（音译）说道。

在分析了过去45年中超过1,700万篇的科学出版物后，尹惠珍与香港大学的弗兰克·范德沃登发现，与远距离合作的研究人员相比，近距离合作的研究人员从队友那里获得新知识的可能性要大的多。

这是因为同在一处时，阅读肢体语言、在白板上推敲问题，以及合作使用专门的实验室设备等种种活动在知识尚未编纂成文时特别有价值。

尹惠珍说：“我们在亲身接触中互相学习的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多，这是我们作为人类的成功因素之一，特别是涉及尚未定义的新知识时。你必须在现场才能够观看并且学习。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近距离合作。”

合作如何带来新知识

即使在新冠疫情发生以前，人和组织之间的地理距离也似乎越来越无关紧要。日新月异的通信与交通技术似乎将地球变平了，学术界与工业界的工作人员发现可以成功地跨越机构与国界限制，进行合作和知识转移。

然而尹惠珍不认为远程合作能够完美取代同处一室的合作方式，否则为什么知识与创新仍旧主要集中在城市？为什么商务旅行依然如此受到欢迎？这些趋势似乎表明知识的创造与转移或许受益于同在一处的情况。

于是，为了研究地理如何影响合作伙伴之间的学习，尹惠珍与当时是凯洛格学院博士后学者的范德沃登合作，共同研究知识的产生是否以及如何依赖于物理距离。

两人对微软学术图谱（Microsoft Academic Graph）的数据进行分析，该图谱包含了从1975年到2018年间作者发表研究成果的数百万篇学术出版物信息。

尹惠珍和范德沃登希望找出从之前合作中获得新知识的那些学者。他们发现可以通过在新领域做研究这方面着手，例如某个人在某个学科（比如材料科学）开始职业生涯，然后与另一门学科（化学）的作者合作，最后在该新领域（化学）以单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这似乎是相对直接的证据，表明该学者从先前与他人合作中学到了知识。虽然单一作者的学术论文在很多学科里都很少见，然而该团队仍然找到了170万名符合这个标准的作者。

接着，他们确定这170万名作者与其合作者的地理位置，精细度一直达到作者所在的建筑物位置。（例如，如果资料显示作者来自哈佛大学心理系，则心理系所在的建筑物即视为作者的位置。）如果作者之间的距离小于700米（步行约10分钟），合作就视为近距离。

他们还分析了作者的职涯阶段、所属机构的排名，以及团体出版物的作者人数。

为了研究学者们是否向合作者学习，该团队计算了学习率。该比率（首先与某新领域的学者合作并随后在该领域发表论文的学者百分比）是根据每个学科的近距离与非近距离合作进行计算的。

该团队还计算了近距离相对于非近距离合作的学习获益率。比如，某个领域的近距离学习率是10%，远程学习率是5%，则表明近距离合作的学者从该合作中学习获益的可能性是后者的两倍。

谁是近距离合作的最大获益者？

尹惠珍和范德沃登发现，在他们研究的学者里，近距离合作所占的百分比随着时间显著减少，从1975年的75%下降到2015年的60%。在同一时期，合作者之间的平均地理距离却增加了一倍，达到近2,000千米。

“凭借技术，我们现在能够进行更多的远距离协作。”尹惠珍说道。然而这种便利性是有代价的。“合作者之间的距离越远，彼此学习的可能性就越小。”她说。

事实上，在所有的学科中，近距离合作的学习率都高于远距离合作。

不过，不同学科的学习率并不相同。例如在历史和政治科学领域，距离对学习虽然有负面影响，但影响不大。

但科学和工程领域的研究人员受距离的影响更大。比如，地质学家近距离合作的学习率很高。地理距离对化学、材料科学和工程学的科学家影响最大。他们在非近距离合作中的学习率要低的多，或许是因为这些领域更多地依赖需要面对面合作的仪器和设备。

如今，学者们甚至可以从近距离合作中获得更多的益处。该团队估计，近距离合作的学习获益率已经从1975年的50%增加到2015年的85%。

该分析发现，某些学者从近距离合作中获益最大，包括处于职业生涯早期阶段和在排名较低的机构工作的学者。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职涯早期，你依旧需要获取知识，而当知识还未编纂成文时，你必须在现场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尹惠珍说道。“这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你无法通过阅读一篇论文来学会如何骑自行车。”

在家办公？如果你想向同事学习就做不到

当然，自从数据集中最新的论文于2018年发表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如今使用Zoom和Microsoft Teams平台进行网上会议更加常见，即便是近距离合作者也是如此。虽然远程操作一度看似暂时性权宜之计，但很多公司现在面对员工要求至少有部分时间在家上班的新现实也做出调整。这种情况将如何影响未来的学习？

在家办公的人可能会错失拓展专业技能的机会，为职业生涯带来短期及长期的负面后果。“它可能造成知识落差与隔离。”尹惠珍说道。“特别是在职业生涯的早期。你可能会错失通过合作得到的学习机会，这些最终可能裨益你的职业生涯。”

过多的远程办公还可能对创新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创新往往来自团队交换想法。“如果你希望创新，如果你希望在前沿领域与他人合作并互相学习，你就必须亲自在场。”尹惠珍说道。

这并不表示所有合作都需要近距离进行。学习也可以在远距离进行，尹惠珍这个发现是在她的共同作者范德沃登在本研究的末期获得香港大学聘任为教授的时候。尽管如此，尹惠珍说要协调Zoom会议还是有困难，而且“与面对面一起工作不一样。”她认为，如果这个变动发生的更早，也就是在他们探索关键概念与想法期间，那么挑战还会更大。

尹惠珍建议公司应该找出正确的工作型态组合，一方面让员工有效率地在家工作，另一方面让他们进公司一起工作创造新知识；着重创新的公司尤其应该对此寻找适当的平衡点。希望扩展知识组合的公司也应该考虑在知识所在区域成立办公室，例如追求科技就到硅谷，政府治理领域就到华盛顿特区。

“让人们聚集在一起，以便他们能够亲自交换想法。”尹惠珍说道。“我们都非常善于互相学习，特别是用这些可以带来创新的隐晦方式。”（财富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