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这个比例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前就备受关注。本届奥运会总共有5,630名男运动员和5,416名女运动员参赛，接近1：1的比例。

我们终于在这一国际体育盛会上看到了数字层面的性别平衡。这是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正式允许女性参会的一个世纪之后，是女性在伦敦奥运会上首次参与了所有项目的12年之后，是在《2020年奥林匹克议程》中重申促进性别平等的4年后，取得的成绩。

虽然从性别平衡到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中国首位冬奥会冠军、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杨扬看来，这个比例的实现，是性别平等之路的里程碑，是体育为性别平等、社会文明进步所做出的榜样。

在本期的《零度对话》中，杨扬分享了在巴黎奥运会的见闻、对于性别平等的观察、对于体育界“饭圈化”二元对立现象的态度，等等。她认为粉丝们的过激举动，其实是矮化了他们的偶像，“我们有责任引导球迷、体育迷，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比赛的规则和奥林匹克精神，能够尊重运动员的比赛结果。”

我们讨论了“垃圾时间”这个话题。这是一个源自体育赛事、已经被过度解读而概念模糊的词。在这个话题上，这位手握59枚金牌的世界冠军让我看到了强者思维。她表示：要争取成为在“垃圾时间”中胜券在握的那一方，在比赛中，意味着大幅领先对手。

她坦陈，自己也经历过一段非常焦虑、迷茫的时期，幸运的是没有“躺平”，一直在往前走：创立“冠军基金”，关注那些离开赛场，在“真实的世界”中努力转型的退役运动员；成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领导者之一；推动青少年、包括特殊儿童的体育教育；不断学习，不断发问。

杨扬说她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忙碌但笃定。

《财富》专栏作家、北大教授胡泳在一次对话节目中提到：衡量文明的标准，不是看高线，而是看低线，即普通人能受到什么样的关怀和关注。

这正是杨扬在做的事情，也是奥运的终极意义——并非仅仅让我们仰望那些站在金字塔顶端的胜利者，而是鼓励每一个人去拥抱运动的权利，去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在体育精神中，看到文明之光。

以下为经过编辑的对话实录。

谢菁炜：巴黎奥运会已经进行十多天了，但是围绕开幕式的争论竟然还未平息，不仅国内民众，很多法国人对之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您怎么看这些争议？

杨扬：我在现场看完了整场开幕式，因为不像看电视那样可以听到解说，对一些细节不能及时地了解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单从现场视觉效果来看，还是挺有冲击力的。每届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开幕式，都是对这个城市乃至国家历史文化积淀和当代特色及发展的浓缩和展示。

这么多年国际赛事、国际体育组织工作的经历，让我拥有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相对更容易接受多元化的表达，对于有些我无法接受的事物，我会去了解它的背景，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同样，我也尊重不同的人的不同意见，你可以喜欢，当然也可以不喜欢。

谢菁炜：这届奥运被称为首届“性别平等”的奥运会。从数字上看，男女运动员人数比例接近1:1。数字很重要，但数字并不是全部。对于奥运会的性别平等，您心目中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杨扬：当然，数字不是全部，我们有很多维度来衡量性别平等，比如领导力上的公平，也是平等的体现。但数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实现数字上的公平，是性别平等之路的里程碑。

2006年退役后，经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提名，我进入了国际奥委会妇女与体育工作委员会。那时候在中国体育界，我们经常是“阴盛阳衰”的局面，而作为运动员，我更多地是关注赛场上的事情，很少去考虑性别平等相关问题，所以对于这个新的角色，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为此，我请教了前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何振梁先生，他告诉我，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了满足承办亚运会和奥运会的要求，增加了女性运动员的参赛，推动了该国和地区女孩子参与体育运动、提升了女性社会地位。这是我们能做的，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今年的巴黎奥运会，男女运动员比例首次达到50/50，这是体育为性别平等、社会文明进步所做出的榜样。

实现数字的公平，增加女性运动员参赛比例，似乎只是数字上的调整，但对于体育赛事的管理者、执行者，也就是国际体育单项组织来说，是一项相当大的挑战。一些项目女性参与的广泛性、多少国家参与、办过了多少次国际赛事、赛事的观赏性、安全性，等等，都是一个新的比赛项目所要考量的。比如2022年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比赛，新增了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男女队员同场竞技。由于男女体型和速度的差异，在接力过程中可能会因速度和交接推人用力过猛，对女运动员产生一定的安全风险，为此我们要通过多次比赛测试来进行评估，制定合理的竞赛规则，最终才能成为奥运正式比赛项目。

谢菁炜：很多人都在谈论“垃圾时间”。这个词源自体育赛事，指的是比赛的最后阶段，当一方领先优势很大，胜负已定时，剩余的比赛时间。不少人认为当前这个时期也像“垃圾时间”，奋斗似乎没有太大意义，而躺平是更合理的选择。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杨扬：真有这样的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如果是真的，那你要争取成为在“垃圾时间”中胜券在握的那一方。就比赛来说，我曾经有过很多次的“垃圾时间”，那意味着大幅领先对手，所以我很享受这样的“垃圾时间”，其前提是要通过艰苦的训练提升实力，让自己有能力争取到这种“垃圾时间”。

当然，退役后，有些人会觉得你们都是奥运冠军了，是不是剩下的人生都是“垃圾时间”，就可以躺平、享受人生了。还记得我刚开始参加国际比赛的时候，经常听外国运动员讲“enjoy the games”，我当时还不太理解，什么是享受比赛？比赛压力那么大、那么累，如何能享受？随着参与的国际赛事增多，对体育价值和意义有了更多的理解，自己真正体会到经历每一次大赛的折磨和洗礼之后的成长与收获的快乐，才理解了什么是更高级的享受。

退役后的选择是同样的道理，躺在过去的成绩薄上或许可以，凭借一些商业活动也能养活自己，但我更想继续追求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因此我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迷茫和焦虑。不断地尝试各种机会让我逐步有了清晰的第二人生目标。

所以，我没有选择躺平，也没有选择大家看上去适合我、比较顺理成章的路，比如做教练、或者留在体育局做管理工作。我选择了国际体育组织、创办滑冰俱乐部和公益组织。这些年走过来，正如当时我们领队送我的话：人间正道是沧桑。经历很多事情，才对这句话有深刻的感悟——那些正确的道路，往往是艰难曲折的。

谢菁炜：举个例子，您曾经经历了什么样的艰难曲折？

杨扬：首先，创业之路就是艰难曲折的。做运动员的时候，只需要管好自己，而创业要管理近百号人，竞争不再有特别清晰的规则，而是暗流涌动，有时发现落后了已经很晚了，还要处理各种人际关系，等等，所以肯定要走些弯路的，现实也总是更残酷些。但我在创业中也发现了和赛场上的一些共性，比如先做好自己、打好基本功、合作才有更多机会，等等。

另外，在国际体育组织工作，要克服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还要争取做些成绩出来，肯定需要个过程。比如2020年我刚刚被国际奥委会提名竞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副主席的时候，觉得压力非常大，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虽然我之前做过WADA运动员委员会委员，但和领导这个组织完全不一样，它的复杂性是我原来工作经历中不曾遇到过的。非常忐忑的时候，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对我说了一句话：Follow your heart.（跟随你的内心）。当时并没有太理解他的意思，但这几年走过来，这句话确实给了我很大支撑，遇到决策困难的时候，内心的声音会告诉你应该怎样做。

现在的我，忙忙碌碌的，出差比较多，但我觉得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我庆幸自己一直没有停下来，虽然中间很多困难，但我目标明确，坚持过来了，得到了成长，内心也越来越笃定。我女儿经常说：“我妈妈的情绪是家里最稳定的！” 这算是对我最大的夸奖，也是我对家里最大的贡献吧。

谢菁炜：很多企业都在寻找增长的“第二曲线”，以在低迷的大环境中生存发展。很多运动员在退役后，也需要寻找“第二曲线”。您的“冠军基金”帮助了几千名普通运动员完成转型，开启了人生下一场。以您的观察，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面临的最普遍的困难是什么？在社会层面上，有什么关键的、系统性的支持其实是缺位的？

杨扬：运动员退役面临的最普遍的困难，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目标感、价值感的缺失带来的焦虑。包括我在内，许多退役运动员都有这样的感受。

在帮助退役运动员再就业方面，上海是做得非常好的，由政府来统筹协调分配安置。但也要看到，全国的发展并不均衡，很多地方的运动员面临严峻的就业挑战。我在2011年创办的“冠军基金”，也在帮助运动员完成就业转型，避免在经济上陷入窘迫的境地。我们服务的基本上都是中部和底部的普通运动员。当然我们也支持冠军运动员，对他们来说，困难在于选择比较多，到底应该走哪条路才最适合。

“冠军基金”通过职业发展培训，和他们一起探讨找寻人生价值、实现自我，同时我们也和一些企业合作、为运动员争取实习、就业的机会。另外，我们也和长江商学院、香港浸会大学等学校进行合作，为运动员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运动员和学校的反馈都很好。社会上也需要更多类似的支持。

这些年社会对体育价值的认知越来越深刻了，所以看到很多家长会让孩子选择一种或几种体育项目作为特长进行培养，并不都是要拿冠军，有的只是作为兴趣爱好。这些变化也让体育有了更多的价值发挥空间，也为退役运动员提供了更多用专业去服务社会、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

谢菁炜：不久前，国际奥委会与一家中国互联网企业共同宣布，将借助电商平台和AI工具，帮助退役运动员创业。“冠军基金”中，也有一些运动员走上创业道路。运动员转型企业家，您认为有什么优势和短板？对他们，您有什么建议？

杨扬：运动员都有一种“打不死的小强”的坚韧、勇敢的精神。我看到很多退役运动员，可能是二次、三次、四次创业了，或者是不断拓展赛道，去到一个全新的领域。但如何在一个赛道上持续发力，这是需要补齐的短板，这就需要不断深入学习，在一个领域钻研下去。

对于运动员转型企业家，我的建议是找到一个导师，或者榜样。在我刚退役的时候，李宁告诉我：你不要原地打转。我当时没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但一直记住了这个提醒。现在想来，我看到了很多原地打转的例子，也庆幸自己听取了李宁的建议，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

我觉得现在的创业，是需要情怀的，这是我对于进入商界的运动员的期望。我看到一些通过解决社会问题，而实现商业上成功的企业家。和老一代的企业家相比，很多新一代创业者在创业之初，就立志做社会型企业，比如在扶贫、环保领域，用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去解决问题和推动其发展进步。当然，有很多老一代的企业家，也在做转型，着眼于解决社会问题。

谢菁炜：曾经有一位退役运动员问：“当运动员的时候，目标很清晰，冠军、冠军、冠军，那个就是更好的自己。当我们面临世界，那个更好的自己在哪里？”当时这个问题没有人给出答案。您能回答她吗？

杨扬：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我相信更好的自己，是不断成长的自己，不断学习的自己。我曾经向几位长者请教，有的已经90多岁，本来我准备了一大堆问题去请教他们，但最后都是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他们说：我对你这个领域不熟悉，我想多了解。我很受启发，他们都还在学习，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我们为什么要停下来？

谢菁炜：除了运动员，其实很多普通人也正在面临人生的转型和重启，有些是主动的选择，有些是被动的。如果您给他们一个最关键的建议，会是什么？

杨扬：我们培训中有个概念叫“甜蜜点”。当能力、兴趣、价值三条曲线交汇于一点，我们是最幸福的、找到了自己最适合做的事情。可是现实中遇到这样的机会是很难的，但是可以通过规划逐步实现。我们通常会建议先面对现实中最紧迫的那个需求，比如温饱问题，家人的生活需求，先行动起来，在行动中通过规划、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慢慢靠近那个“甜蜜点”。

谢菁炜：当下，我们似乎越来越难以就一件事情达成一致，观点和观念的对立让人们很容易陷入争执。甚至连体育领域也逐渐有“饭圈化”的表现，粉丝们互相攻击对方和对方的偶像。针对这种现象，您觉得社会各界可以做什么？

杨扬：我也关注到了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这个事情。粉丝们的过激举动其实是矮化了运动员，矮化了他们的偶像。我相信他们的偶像并不希望看到双方的粉丝对立。比赛结束，孙颖莎和陈梦长时间拥抱致意，这才是体现了奥林匹克精神中的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

当然，我们也有责任引导球迷、体育迷，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比赛的规则和奥林匹克精神，能够尊重运动员的比赛结果。

谢菁炜：在收获这么多身份、这么多成功之后，您的下一站是什么？

杨扬：在上届冬奥会结束后，除了国际体育组织的工作之外，我的工作重心更多地转向了冠军基金。下一步，我将通过冠军基金继续推动体育赋能社会发展相关的工作，包括继续推动青少年儿童体育教育，带动运动员进校园，进社区。前不久我们刚做了特殊儿童的体育参与培训，有两百多运动员和从业者报名，也让我很感动。希望青少年和退役后的运动员在冠军精神的激励下成为更好的自己，希望我们这个社会通过体育变得更美好。

谢菁炜：您曾经收获的最重要的一条建议是什么？如何改变了您的人生？

杨扬：现在很多人想要先看到甜头在哪，然后再努力，可能也是因为一些所谓成功的故事误导了他们，认为成功可以一蹴而就，想走捷径。而我的父亲经常教导我要“先苦后甜”。这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我们这代人坚信这一点。在另一个节目中，我也讨论过，其实我成长的那个年代，有一种崇拜苦的氛围。不能走捷径，苦是必经之路。（财富中文网）

关于杨扬

原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现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委员、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杨扬为中国实现了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在她的运动生涯中，杨扬一共拿到了59个世界冠军，是获得世界冠军最多的中国运动员。

2003年，杨扬当选为世界反兴奋剂运动员委员会委员。

2006年，成为国际奥委会妇女与体育委员会委员。

2010年，杨扬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继何振梁、吕圣荣、于再清后，第4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国际奥委会委员。

2011年5月24日，杨扬携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成立冠军基金。

2017年11月，杨扬担任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

2019年，杨扬当选新一任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2020年1月正式就任。2022年11月，杨扬成功连任该机构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