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技术又一次飞跃：一颗新星诞生了

同大多数生物公司一样，EntreMed公司股票的价值与其说是靠其资金流量不如说是靠消息传播来确定的因为它的营业收入额并不大，而眼下有关它的股票收益纯粹是一种假设。尽管如此，它真正拥有的是福克曼这个人——更确切地说，至本世纪末，它对这位科学家设在波士顿儿童医院第10层楼上的实验室里在应用研究方面的几乎所有发现，都拥有支配权。换句话说，福克曼所做的突破性成就也就是EntreMed公司的突破性成就。的确，这层关系十分重要，它就是制药巨头布里斯托尔-迈尔斯-施贵宝1995年12月心甘情愿同EntreMed公司订价值7600万美元的合伙契约的首要原因。继而，这项交易令EntreMed公司信誉大增，仅仅六个月之后，它就挂牌上市了。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也许你没有注意到，我们正处在一个生物技术大发展的时期——这是90年代的第二次了。你肯定注意到了第一轮生物技术的飞跃发展，它和最近对与互联网有关的公司表现出的狂热有许多相似之处。一个炙手可热的行业出现了，人人都想从中抢到一杯羹：科学家们辞去工作去筹建生物技术公司，喜欢风险投资的人为这些科学家甩出了数目惊人的钱财，到最后，广大股民纷纷吃进生物技术公司首期公开销售的股票(IPO)，好象能稳赚一笔当然，这些公司还远远谈不上肯定能赚钱。它们刚刚起步，要用多长时间才能赚到钱，或者说什么样的产品最终能好销，实在无法判断。它们耗费资本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许多公司成立的依据根本站不住脚。EntreMed公司首席执行官、该行业的资深人士约翰•霍拉德回顾说：“在那次热潮中，你光凭一个想法就能挂牌上市。”在随后急于推出产品的阶段里，许多刚成立的生物技术公司不是错误地估计了基础生物理论的复杂性，就是进行了计划失当的临床试验，结果无法获得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批准。

于是，个个都不可避免地落了个垮台的下场：“想法”行不通，钱花光了，产品根本无法投产，大发展变成了大破产。投资者们一度不分青红皂白，见到与复合蛋白有关的股票就买，可是，到了1993年，他们也同样不分青红皂白，见到和生物技术有关的股票就讨厌，这是典型的华尔街风格。

回想起来，这场大破产很可能对生物技术公司有益，因为它使这个行业得以快速发展起来。由于喜欢风险投资的人在向新建的生物技术公司投资的问题上谨小慎微，使得既是科学家又当企业家的人学会了怎样建立信誉的艰巨工作：同制药公司打交道，与这个新领域里著名的科学家建立联系，花起钱来也更加精明。由于这些公司懂得了如何处世行事，于是便引发了第二轮不那么惹人注目的生物技术大发展，它始于1995年，目前仍方兴未艾。

在这一轮发展中，已经有能力挂牌上市的公司可能还没有制造出真正的产品来，但它们确实都有着真真切切的发展前景。同样，在这一轮发展中，同90年代初不一样，挂牌上市并不是公司要采取的第一步行动，而是一个过程里的高潮，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步都必然引出下一步来一着不慎，全盘皆输。这一回，已经上市的公司都做到了一步不错，这或许是靠运气，或许是凭本事，也可能两者都有。EntreMed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

来自电影演员选派中心的家伙

EntreMed公司创建时正赶上第一轮大发展的末尾，这对它来说既是好事又是坏事。那是1991年，当时资金还在流动，各项标准仍然很低。有两个人，霍拉德和斯蒂夫•戈林——正在策划利用这个大好时机一一当时，他俩肯定不是这样认为的。霍拉德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大学科研人员，他当时在一家小型皮肤病药厂里工作，但他的抱负并不是当一名推销痤疮药和清洁剂的商人；戈林是亚特兰大一名从事筹措资金工作的人，也是最初为那家皮肤病药厂提供资金的人，他觉得可以和霍拉德合伙创业。他俩又找到了第三个合伙人巴特•切尔诺，此人当时(现在仍然)是巴尔的摩市西奈医院的内科主任。

现在回想起来，这三个人都受到了当时那场大发展心态的感染，这一点似乎很清楚。他们手头根本谈不上有什幺产品或技术，只是有一个想法：EntreMed公司将成为类似于他人科研成果交流中心的场所。霍拉德和切尔诺知道，由于缺少资金，许多研究课题在大学实验室束之高阁。先不考虑某些具体的项目会出什么样的成果，如果他们通过关系找到有发展前途的课题进行开发，直到足以让更大的合作伙伴来接手为止。那么，就一定从中发现商业机会。至于戈林，他已经成功地为好几家生物技术公司提供过资金，这回只不过是把宝押在霍拉德身上而已。他的观点是：“先要保证找到合适的骑师，然后放手让他去参加马赛。”

自然，他们打算让公司尽早挂牌上市。在为此做准备期间，戈林搞到了资金，还帮助成立了董事会。然而，他没有去找风险资本，而为了让公众相信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货真价实，通常少不了这种资本。戈林看到首期股票销售市场这么火爆(的确，当时整个生物技术市场有点过热——仅在1991年，生物技术股票就上涨了120％)，为了不让太多的人来沾光，他反而去向他的朋友、D-H-布莱尔投资金融公司的董事长莫迪•戴维斯借钱，后者在那次大发展期间资助了许多更为异想天开的生物技术设想。他们共同投进了300万美元，期待着公司很快就能公开销售首期股票。正在那时，整个生物技术行业开始下滑，他们的第一个方案也难逃厄运。

第二个方案很简单，就是向富人们筹钱。而事实表明，霍拉德在这方面十分在行。他口齿伶俐、风度翩翩、善于说服人，生就的传道解惑的本事，能在各种展示会上向有可能投资的人揭示科学的种种奥秘。即使投资者问一些很浅显的问题，他也会说对方问得很是地道，让他们觉得自己十分精明。然而，他还显露出一种比尔•克林顿式的诚挚之情——做得天衣无缝，让你不知道是信好还是不信为好。D-H-布莱尔公司的戴维斯头一回听他讲解后，问戈林道：“你是从哪儿找到这家伙的，电影演员选派中心？”

有些潜在的投资者看不惯霍拉德那种故意卖弄的做法，但仍有足够的人觉得他的话有道理，这使得EntreMed公司在1993年3月举行的一次私人配股上筹集到700万美元。投资者中有大陆航空公司控股股东大卫•邦德曼，一家药业公司的前任总裁萨姆•邓拉普，以及Invesco资本管理共有基金公司的两位创办人堂•萨利和该公司董事长温德尔•斯塔克。邓拉普和斯塔克参加了EntreMed公司的董事会(这是斯塔克在Invesco之外担任的唯一的一个董事职务)。至于萨利，可以说，他对EntreMed公司的兴趣是命中注定的。霍拉德是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长大的。后来他才发现，萨利曾在他家乡的阿拉巴马大学读研究生。不仅如此，在此之前的两年里，萨利租的房间就在霍拉德小时候住的房子后面的一家汽车修理铺楼上。

小小的课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

手里有了钱，EntreMed公司在其设在马里兰州罗克维尔270号州际公路旁的高技术发祥地的总部建立了实验室。这时，该找科研项目了。

霍拉德按照计划开始在学术界搜集课题。他谈成了几个项目，如抗胆固醇疫苗和一种能提高血液供氧能力的装置。后者是从哈佛大学血液研究中心的克劳德•尼克劳那里获得特许权的，它给千百万患心血管疾病的人带来了极大的希望。在正常情况下，红血球的主要成分血红蛋白只释放出它所携带的四个氧分子中的一个。尼克劳发明了一种装置，它能用电流把一种从常见的植物中提取的药物植入分离出来的红血球中，使血红蛋白释放出三个氧分子，从而使血液的供氧能力提高三倍。

不过，EntreMed公司最值得一提的东西是血管生成研究之父朱达•福克曼的成果。血管生成能力是人体产生新的血管的方式之一。血管生成发生于早期胎儿发育、伤口愈合、妇女行经和怀孕期间。它也伴生于某些疾病——最突出的就是癌症。福克曼在过去25年里的研究内容之一，就是想证明可以用切断血液供应的方法治疗恶性肿瘤，肿瘤的血液供应就是通过因血管生成能力生发的毛细血管得到的。福克曼的想法现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且正在改变科学家治疗癌症的方法。福克曼的经历真可谓是一位锲而不舍的科学家的故事，他用了20年的时间去证实他深信不疑的东西。

福克曼从7岁起就知道自己将来要当一名外科医生。他的父亲是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一位拉比(犹太教士)。每逢周末他都要去当地医院去探望生病的教徒。福克曼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很乖，因此父亲常常带着他们一起去，叫他们静静地坐在病房里。他回忆道：“我开始渐渐明白了，医生实际能做的事似乎要比祈祷更管用。”作为50年代哈佛大学的一名医学专业的学生，他设计出一种早期的起搏器。在海军服役时，他发明了一种可植入人体、向体内缓慢释放药物的装置，后来他将其无偿地捐献给了康复理事会。这种装置现在的名称叫Norplant。

1967年，34岁风华正茂的福克曼成为哈佛医学院的一名正教授，之后不久又被任命为儿童医院的外科主任。就在那所医院里，他开始了揭开血管生成秘密的工作。只用几年时间，他就发现恶性肿瘤生长靠的是它能生出数以千计的细小血管来为其供氧和输送营养。福克曼的推理同当时流行的观点相左：外科医生切除肿瘤以后看到大量出血，便以为那是手术造成的，而不是过多的血管所致。

福克曼的问题在于，他无法证实他的理论，因为他无论怎么努力也找不到刺激血管生成的分子。人们对他竭尽批评和嘲笑之能事。档案柜的一只抽屉里堆满了被打回来的研究资金申请书。同行们甚至在他妻子面前说他已经走火入魔了。

面对这一切，福克曼从未丧失过信心。在80年代初，他的实验人员终于挖到了金矿：找到一种诱发血管生成的分子。下一个任务就是找出能抑制血管生成的分子。福克曼认为，这将是致肿瘤于死地的有效方法。他的实验人员很快就发现了具备预期效力的分子，而他还在继续寻找效力更强的抑制物。此时，批评他的人开始沉默了。如今，象施贵宝这样的制药公司都在期待，将来有一天癌症患者只要服用抑制药物就行了，无需去忍受化疗或放射治疗的痛苦。多林-里德公司的一位股票分析员杰里•特里帕尔解释说：“血管生成抑制剂可能是今后50年癌症治疗领域里的第一次变革。”

1992年，就在EntreMed公司初创前后，福克曼的一个博士后研究生罗伯特•达马托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达马托是一位眼科医生，他之所以对血管生成产生兴趣，是因为眼球里血管过多有可能引起失明。当时，达马托正在一个巨大的数据库检索现有的药物，想找到一些可能一直在起抑制血管生成作用却不为人知的药品。有一天深夜，他正坐在电脑前，上上下下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试图想象出抗血管生成药物可能会产生什么副作用。他能想到的只是：伤口愈合过程会减慢，但这几乎觉察不出来。假如他是女人会怎么样？此时，他立即想到：“我的月经周期会停止。”他迅速地检索所有已知的能打乱经期的药物。一下子调出来好几百种。他知道血管生成现象还发生在胎儿生长的早期阶段。那么，造成婴儿先天缺陷的药物会有这种作用吗？又找出一大堆。但是，等达马托把这两份清单合到一起之后，便只剩下了六种药品。其中令他目瞪口呆的却是酞胺哌啶酮。

毋庸置疑，酞胺哌啶酮一向是最为人所诟病的药物之一。60年代初，它在欧洲导致了好几千个可怕的畸形婴儿出世。正是此药促使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在1962年极其严格地制定审批标准。尽管有人研究了30年，但仍然不知道服用了酞胺哌啶酮的孕妇为什么会生下四肢短小如鳍的婴儿。这回，达马托无意中碰巧找出了人们多年寻觅不着的原因：酞胺哌啶酮抑制了血管的生成。达马托在单子上看到它时，作出推论：正是酞胺哌啶酮抑制血管生长的作用——对新生儿太残酷了——可能有着使盲人复明、癌症患者回春的疗效。在过去发现的所有抑制剂中，酞胺哌啶酮显然是效力最强的(后来，达马托通过实验证实，酞胺哌啶酮确实能在动物身上抑制血管生成)。

达马托去找谁谈他的发现呢？只有去找约翰•霍拉德，他如同达马托的父亲的替身。达马托在上大学时，每年夏天都去霍拉德设在首都华盛顿沃尔特-里德军事学院里的实验室工作，霍拉德在这所学校里度过了他大半个教书生涯。达马托把他的发现告诉霍拉德之后，后者也入迷了。他后来说，他喜欢“让旧药发挥新作用”的主意，并认为酞胺哌啶酮将成为EntreMed公司的一个很好的产品。

可是，福克曼为什么会考虑把他实验室的发现交给象EntreMed这样的公司呢？答案很简单：即使是哈佛大学有名望的科学家也需要资金——大量的资金。尽管福克曼的基础研究资金大部分是政府提供的，这些钱几乎连进行费用昂贵的临床试验都不够，他正在寻求企业赞助来补充政府拨款的小足。

这时，福克曼认为他快要找到另一种有效的抑制血管生成的药物了——他向潜在的赞助人提出这一点，并觉得这可能使他钓到一条比小小的EntreMed公司更大的鱼。可是，由于他尚未找到这种分子，那些人不上钩。福克曼最想逮到的是一家瑞士制药巨头霍夫曼-拉罗奇公司。

不用说，霍拉德和EntreMed公司也对福克曼的实验室可能会发现的第二种血管生成抑制剂感兴趣——甚至不在乎要真正找到这种分子可能会需要好几年的时间。EntreMed公司极其需要一种催化剂来推动公司业务向前发展，它把福克曼视为公司最大的希望。1993年年中，戈林听说弗克曼正要飞往瑞士的巴塞尔和霍夫曼-拉罗奇公司的人会面。得到消息的第二天，EntreMed公司的专利律师、首席科学家、霍拉德和戈林(坐的是戈林的利尔喷气飞机)飞往蒙特利尔，当时福克曼正在那里领奖，随后就要动身去瑞士。EntreMed公司的这伙人告诉福克曼，他如果和罗奇公司联姻，结果只会成为罗奇公司案头上的又一个项目，和其余的十几个项目争宠。最终，罗奇公司还是决定不向福克曼资助，于是，哈佛大学在1993年同EntreMed公司签订了合同。

和大多数大学不同的是，哈佛大学禁止教授在同学校有科研合作关系的公司里拥有股份。因此，福克曼不能接受EntreMed公司的股票。他不在乎这个。他得到了继续开展实验所需的资金。EntreMed公司也到了它想要的东西：把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中的一位正在进行的前景最好的某些研究成果商品化的权利。．

EntreMed公司很走运：福克曼找到了他的第二种抑制剂，其效力比酞胺哌啶酮高一倍。在福克曼实验室里工作的另一位博士后迈克尔•奥赖利花了一年的时间从40多公升刺鼻的鼠尿里提纯出几微克一种叫做angiostatin的蛋白。(他那位倒霉的妻子总是逼他在门廊上晾一会儿才让他进屋。)Angiostatin就是这第二种抑制剂。后来，在1996年6月号《天然药物》杂志上，他和福克曼提出报告说，在植入人类乳腺癌、结肠癌和前列腺癌细胞的老鼠身上，angiostatin能够抑制肿瘤体积增大，有效率为95％至100％。这种蛋白如果能在人体里表现出相似的效果，就会给癌症的治疗带来一场革命。尽管还不能保证会制造出真正有效的治癌药品，有了酞胺哌啶酮和angiostatin,EntreMed公司此时已具备足够的科研项目来寻找它自己的合伙者了。

钱袋大开

生物技术和大型制药公司之间有一种天生的缘份。从本质上说，制药公司是寻求创新产品通过自己的工厂和销售网络进行生产和销售来赚钱的制造者和营销商。生物技术公司拥有这类产品，但需要制药公司提供资金支持、临床试验专业技能和大规模生产的技术。在第一轮生物技术大发展时期，双方都没有完全认识到彼此多么需要对方的合作。当时有大量唾手可得的资本在为生物技术流动。至于那些制药公司，它们的思路仍然为旧的战略方针所支配：生产信誉卓著的现有大众化药品，从中获取高额利润。但是，随着克林顿政府大力改革医疗保健制度以及接着在加快实行的管理严格的医疗保健措施，巨大的定价压力落到了制药公司的头上，使过去的战略方针濒于崩溃。

现在，生物技术公司和制药公司之间的交易量不断增加，每项交易的平均规模也在不断增大，这个现象不足为奇。根据旧金山一家调研机构Recombinant Capital公司的估算，通过全球主要制药及生物技术合作交易而注入的资金，从1991年至今增加了6倍以上，达到40亿美元左右。该公司的负责人马克•爱德华兹说：“制药公司向生物技术敞开钱袋。”这样做的益处早就很明了：在过去的15年里，只有46种生物药品得到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批准，已经接近投放市场阶段的待批药品挤破了门。

UBS证券公司的分析员马克•奥斯特罗预计，仅在今后两年里，就会有43种新药获得批准。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在华尔街股市上，拥有已获批准的药品的公司和没有这类药品的公司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界线。由于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如果一家公司有一种药品获得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批准，它的市场资本总额就会陡然上升：根据奥斯特罗的计算，一家有待批药品的生物技术公司一般拥有3.5亿美元的市场资夺总额，而拥有已获批准药品的公司的市场资本总额则可达数10亿美元之多。

施贵宝公司是一个积极寻求生物技术交易的制药巨头——在1994和1995两年中共签订了10个合同——该公司的科研开发部主任利昂•罗森伯格是个非常新派的人物，用该行业的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与其说他象管理着一个帝国的沙皇，不如说他更像一个经营着各种证券的风险投资者。”

罗森伯格也是福克曼的朋友。这层关系以后变成了另一个对EntreMed公司有利的关键的关系，这也许并不足为奇。1995年4月，罗森伯格出席了一次宴会，在会上，福克曼因为他在血管生成研究方面的成就被授予施贵宝公司奖 (一个月之后，福克曼将成为施贵宝公司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鸡尾酒会时，福克曼向罗森伯格提起了他研究angiostatin蛋白的事。后来，罗森伯格打电话给福克曼，想进一步了解情况，福克曼告诉他，这种蛋白属于EntreMed公司。罗森伯格说：“我当时认定，这个机会太重要了，不能用平时的渠道来接洽。”

霍拉德没能出席这次宴会，当时，他和萨姆•邓拉普正在沙特阿拉伯试图筹集到更多的私人资助。结果，中东之行是一无所获，霍拉德回来后，看到了罗森伯格的留言条。EntreMed公司早就在和其他制药公司进行着深入的谈判，其中包括德国的Boehringer-Ingelheim公司。于是，霍拉德告诉罗森伯格，他俩需要很快就见面。罗森伯格乘坐一架直升飞机飞到EntreMed公司的总部听霍拉德细细道来。在那次会面结束前，罗森伯格对霍拉德说他想做成这笔交易。

EntreMed公司在施贵宝和Boehringer-Ingelheim两家之间来往穿梭进行试探，确定谁能提供促进双方合作的最佳化合剂。两家公司都答应提供信誉卓著的大型公司才能提供的资助，不过，施贵宝与众不同，因为治疗癌症的药物是它最重要的经销范围之一。每年仅Taxol化疗药品一项就有约9亿美元的进项，如果抑制血管生成的方法成为代表着癌症疗法的未来，它绝不想错过这一笔大买卖。至于对EntreMed公司来说，霍拉德认为：“施贵宝太理想了，我们怎能再去与别人联手呢？”

在谈判还在继续的过程中，EntreMed公司每月至少要花50万美元，而且手头剩下的现款只够用60天左右了。11月的一笔800万美元的私人配股足以使公司支撑下去。同施贵宝的交易终于签订之后，这家世界排名第三的制药公司同意在五年时间里向EntreMed公司提供科研费用、股权资金和分期费用，三项合起来的总额可能达到7600万美元——高于大多数同类的交易额。

华尔街上的一个窗口

EntreMed公司从未放弃过它要挂牌上市的目标。这时，它已经通过了所有必须越过的难关了：拥有两个药品的指标(连同正在完善的其他技术)，同哈佛大学的一位著名科学家建立了独家特许关系，并且有世界上顶尖的癌症药品公司当合伙人。就在EntreMed公司举行1995年圣诞晚会的那天，霍拉德收到施贵宝公司第一笔电汇款的通知。他分秒必争，过了周末就给邓拉普拉来的另一位董事会成员马克•兰德尔打电话讨论股票上市的方针。兰德尔是瑞士私人银行sarasin常驻伦敦的董事，他随即就把电话打到了艾伦公司。

艾伦公司的名字作为经理人被列入一家生物技术公司上市招股书的情况实属罕见。该公司在传媒业的交易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在生物技术行业里的经验很有限。但是它提供了EntreMed公司缺少的最后凭证。正如Volpe welty公司的分析员大卫•斯坦伯格指出的那样：“EntreMed公司没有出现在华尔街股市的雷达屏幕上，因为它没有风险资本的支持。”但是，它有艾伦公司的支持，这是一家以经营有方出了名的投资银行，它在客户公司里都拥有股份。由于艾伦公司自己没有能提供股票调研分析资料的专业人员，它便同共同经理人Dillon Read公司和volpe Welty公司达成妥协，三家平分股票销售权，不过仍由它当牵头包销人。

总想赚大钱的华尔街对这家就要成立的制药——生物技术联营企业作出了反应，再次为生物技术首期股开了窗口。根据一家生物技术咨询公司——Burrill＆Craves公司的估算，从1995年7月到1996年6月，生物技术首期股的公开销售总额达44亿美元，相当于上一年度同期的8倍之多。设在加里福尼亚州圣马特奥的《生物技术风险评论》杂志的主编辛西娅•罗宾斯•罗斯认为：“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华尔街蠢到家了。投资银行家们没有一次不是一窝蜂而上，即使他们知道这样做会在三个月里搞垮股市也在所不惜。”这正是EntreMed公司眼下面临的困境：它能趁着大门还开着的时机推出股份公开销售吗？眼看着每天的资金流动，股价变动和过于狂热的股民，兰德尔担心股市的承受能力很快会再次消失。

到了仲夏，各种交易满天飞，其中包括有史以来的第二大生物技术首期股票销售，这是一家叫做Genset的基因技术公司。

在上一次首期股低迷时期见了企业合伙人就躲的生物技术公司，现在却在争取股民的表演中纷纷炫耀他们与合伙人的关系，以此表明对它们的投资比五年前对其同行的投资风险要小。

EntreMed公司也不例外。艾伦公司负责向EntreMed投资的罗伯特•米勒说：“金融市场都在琢磨往哪儿下注最好，都在盼望出现大规模的合伙关系，好证实这家公司比那家更有利可图。”6月份，就在那个窗口似乎砰地一声关上之时，EntreMed公司的股票首次上市价格为15美元，相当于它最初定价范围里的中间价格。

未来的基因

事情的结果是，EntreMed公司无需过于忧心忡忡。尽管生物技术股票上市从6月份的19项下降到了9月份的4项，很快它又开始增长：如10月份就达到l 2项。EntreMed公司的股票价格一度落到了9美元，但打那以后又回升到它上市的价位上。再者，生物技术工业的基本要素比上一回市场对该技术失掉胃口时的情况更健全，在当时，产品失败和公司倒闭屡见不鲜。不过，华尔街是靠传闻吃饭的行业，要使它听到的消息继续保持可信，这一点很重要。对于EntreMed公司来说，这意味着它必须不断放出有关临床试验成功、研制新产品和找到新的合资伙伴的消息来。

福克曼的实验室又发现了一种抑制血管生成的蛋白，其效力至少同angiostatin一样，也许比它还要高。更有意义的是，这两种抑制剂合在一起使用似乎格外有效。在此同时，酞胺哌啶酮正在用于人体临床试验，治疗乳腺癌、前列腺癌、脑癌和与艾滋病有关的癌症，以及两种类型的失明症。至于angiostatin,施贵宝公司为了进行人体临床试验，在试图扩大这种蛋白的生产规模时遇到了一些麻烦。对EntreMed公司更大的打击是，它在施贵宝公司里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罗森伯格在1月份辞去科研开发部主任的职务。EntreMed公司自己的管理队伍也有了麻烦：它最近失去了它的首席科学家，而且至今还没有一个专职的首席财务官。

EntreMed公司还有一个它正要为这个生物技术合资项目添加的关键内容。它在1993年6月从哈佛大学的尼克劳那里获得特许的技术——就是那项能提高血液供氧能力的技术——仍然完全归EntreMed公司所有。在同施贵宝签订契约和首期股票公开销售之后，EntreMed公司资金充足，能够推迟为尼克劳的细胞渗入装置寻找合资伙伴。EntreMed公司等得时间越长，这项技术就能开发得越完善，因而在最后进行合作时越能要个好价钱。

霍拉德希望在2月份拿到临床试验前的关键数据，这样就可以在1997年上半年开始进行人体临床试验。他手里还捏着一项上述装置的应用技术：把基因嵌入白血球里，使白血球能够有效地传送药物，从而发挥药效。最后提一下，他快要为尼克劳的这个装置同另外一家大型制药公司或科学仪器公司签订协议了——本刊估计：可能是强生或者是艾默。在此同时，由于这种实验尚未有穷期，还需要不断补充资金，所以，寻找新的关键项目的工作也决无止境。

译者：王恩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