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用外资二十年

如果把中国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比作一条起伏不定的曲线，那么外商投资无疑是这条曲线上最耀眼的亮点。一位中国高级官员在会见外宾时曾自豪地建议：“去看看我们的三资企业吧，你会了解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原因。” 二十年间，外资在中国饱经荣辱浮沉，围绕外资的是非曲直始终是国内一大热门话题。但不管怎样，外资仍是“有情风万里卷潮来”，以惊人的时速遍布大江南北。到 1999 年 6 月，全国累计批准三资企业达 33 万多家（半数已投产开业），实际利用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 2,800 多亿美元，约占中国总投资额的 1/5。自 1993 年起，年吸收外资额连续 6 年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历史往往如此：沧桑巨变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而当人们蓦然回首，却分明聆听到它前行时每一声凝重的足音。

外资叩门──“杀出一条血路”

在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有一页镶在镜框里的特殊文件，那是二十年前中国外资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该公司成立的通知。今天，在这份白纸黑字的文件前，很多参观者感慨万千。

作为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航食”不仅结束了中国民航空没有航空配餐的历史，更具有意义的是，它开创了中国利用外资的先河。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里披露了一个细节：七十年代末，中国某经济代表团访问美国时会晤了通用汽车公司，通用提出与中国合资办企业，中方官员第一个反应便是：你是资本家，我们是共产党，怎么能合作呢？

中国首任外资局局长、现年 79 岁的冯天顺老先生亲自参与过“北航食”项目的审批。他回忆说，改革开放前，我们曾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而自诩，视外资为毒瘤，视利用外资为禁区，更谈不上跟人家合资搞企业。1979 年，邓小平在与国内工商界元老谈话时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些，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同年 7 月，在他的倡议和指导下，第一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此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法律陆续亮相。

可是，“门”怎样打开？当年负责外资工作的人心里都没底，压力非常大。这时，香港美心集团总裁伍沾德和女儿伍淑清来了，他们与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国航前身)相遇，经过数轮洽谈，决定合办航空食品公司，总投资 600 万美元，中方控股，合同期限 8 年。由于没有先例可循，在具体报批中，国务院连续三次召集各有关部门，对合同上的 21 项条款逐一斟酌，反复讨论，最后，荣毅仁一语定乾坤：“合同的初稿、章程我都看过了，根据国际惯例是可行的。”

1980 年的“五一”劳动节，“北航食”挂牌开张，时任外资委副主任的江泽民为这家“0001 号”合资企业剪了彩。

因为外资，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迄今，全球前 500 家大跨国公司有近半数在华落户，仅 32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吸引了约 120 家排位世界 500 强的大企业。

三次“洋潮热”，三次思想解放

有人把中国的外资分为三个大的阶段，与 1978 年后的三次思想解放相生相伴：

第一阶段：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始了第一次思想解放，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但是，在长期封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在根深蒂固的“左”的束缚下，整个八十年代外资受到很大局限，总体规模很小，到 1989 年，当年外商实际投资也不过 34 亿美元。

第二阶段：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这位“总设计师”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外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要各地“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从而了结了外资姓“资”还是姓“社”的论战。同年，中共十四大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次解放了思想，由此引发一轮“洋潮”。仅 1992 年，新批三资企业项目就达 4.9 万个，超过 1979 年至 1991 年批准外资项目的总和。其后几年，外资在华大幅增长，从沿海到内地渐具气候，成为拉动 GDP 的一大增长点。

第三阶段：以中共十五大为标志，冲破姓“公”姓“私”的樊篱，再一次解放思想，政治局明确表态：“利用外资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实践之一。”这为外商投资向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在如何利用外资上，江泽民定下“积极合理有效”的六字真言。尽管不久便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但仍有大批外商来华看地设厂或增资扩产，其势头相对于周边国家，可谓一枝独秀。以上海为例，去年又有近 1,500 家外商进沪，将 60 亿美元投向黄浦江两岸，比 1997 年增长了 10%。

近几年，出于职业需要，笔者跟许多三资企业打过交道，也亲身经历了一次次关于外资的激烈争论，虽说对一种事物的认识应是见仁见智，褒贬不一，但是，如若能对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作冷静的思考和客观的剖析，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面对眼前和未来。

洋货国货的争论

争论之一：中国利用外资规模是否过大？

八十年代初，国内争执不下的是“让不让外资进来”，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争论的焦点则演变成“外资多了还是少了”。

仅从数量上看，经过二十年发展，中国利用外资已具一定规模。但相对于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中国吸收外资仍处于较低水平，作为第二大外资输入国，与第一名美国的引资规模相差很大，甚至不如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均利用外资额仅几十美元，远远低于东南亚国家，中西部地区人均额就更低，如上海与青海人均实际吸收外资相差 600 倍。外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很低，仅占 GDP 的 6% 左右。由于国情特殊，外商投资中有60% 以上来自港澳台，假如刨除这部分，中国引资规模就更小。

引资的数量多少、规模大小最终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需要，二是可能。

从需要看，中国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资金短缺将是一个长期问题。实现“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对资金有大量需求。据世界银行测算， 1995-2004 年，中国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就需投资 7,440 美元，是现有国民储蓄额的近 2 倍。而拥有世界 1/5 人口的中国，其国内资本量占世界资本总量的不到 4%，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不吸收外资是难以填补的。

利用外资是一种系统引进，除了物质资本，还可引进先进技术、人才、科学管理、现代市场机制、国际销售渠道等，这是内资和外债所无法替代的。目前中国国内市场尚不完善，内资使用效益偏低；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上升，日后获取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贷款将愈益困难，而这几年又值还债高峰期，所以，引资主流必然是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国际专利申请批淮数仅占世界总数的不到 1% ，这就决定了中国创新技术主要来源于国外。

从可能性看，近年来国际资本市场活跃，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比重不断增加，而中国因政局稳定，经济发展，市场前景广阔，有可能（或者说已经）被视为重点投资对象。现在，“世界经济的引擎”──跨国公司看好中国，资金、技术密集型的大项目在增多，去年国际游资达 4,000 亿美元，其中有 1,000 亿美元用于直接投资办厂，而中国就拿到了 455 亿美元，在发展中国家拔得头筹，这个机遇来之不易，理当珍惜。

争论之二：外资与民族经济是否对立？

有一段时期，社会上对外资忧心忡忡，认为外资是民族经济的克星，将挤垮民族经济。

那么，有没有纯粹的民族经济？

就中国国情而言，外资有两大特色：一是相对于公有经济，它是私有经济；二是相对于国内资金，它是境外资金。如此说来，外资经济是不是民族经济的一部分？外资企业算不算中国的企业？

传统的民族经济概念始于二战后，是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针对殖民统治而提出的，认定民族经济应完全由民族资本、民族企业组成。但随着全球经济的日益融合、国际分工的日益细化，这一概念已悄然演变，其内涵随之扩大。可以说，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纯粹的民族经济理论上已不存在，像可口可乐就宣布它不是美国公司，而是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公司，因为其销售总额的 80% 在海外。丰田汽车公司则自称在进行“跨越国境的合纵连横”，去年丰田在海外销售的 293 万辆车中，有近一半是在海外生产的。

实际上，外资投资企业中有相当的国内成分。在广东外企，中方投资占到 35%，而外资中又有近 70% 系港澳台资本。可见，所谓的“外”字，是相对于其中部分资金的来源而言，并非企业国界归属的标识，更非判断是否民族经济的准绳。那种将外企划为外来经济异类的观点丝毫不科学。

二十年来，中国的外资经济与民族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比如摩托罗拉在全球有 7% 的投资额放在天津，有 18% 的利润来自天津。利用外资弥补了资金不足，加快了技术进步和对老企业的改造，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产品的更新换代，满足了市场需求，刺激了新的消费，具有“引进一个，带来一串，辐射一片”的功效。小汽车、电梯、程控交换机、大规模集成电路合资后，技术水平屡有突破，有的已能替代进口。中国轿车生产在开放之前近于零，通过与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商合资合作，技术水准和档次显著提高，短短数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的路程，形成生产 50 多万辆的能力，国产化率达 85% 以上。

合资企业自身的发展，也意味着中方资产的增值，这是一种“增长中的分割”，原来的蛋糕做大了，外方切掉一块，而中方得到的更多。中国利用外资最多的几年，恰恰是国有资产增值最快的几年，外资的介入促成了国有资产重组、改制，盘活了部分资产存量，使之在流动中升值。深圳石化商社董事长陈涌庆说，1990 年，这个企业累计亏损 1.1 亿元，净资产仅余 3,200 万元，濒临破产，员工陷入绝望。引进外资后，“换个牌子，满盘皆活”，企业柳暗花明，国有资产激增，只几年间便跻身深圳百亿集团行列。天津奥的斯电梯有限公司虽系外方控股，但合资十几年来，中方累计红利达数亿元，为其原始投资的几十倍，国有资产增值了 65 倍。

被誉为三资企业杰出代表的上海贝尔公司，十五年里摸索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道路，促使中国的程控交换技术与国外缩短了几十年的“落差”，整个通信业从此上了一个新台阶。公司人均销售约 35 万美元，比国外同行高出 2─3 倍。粗略统计，上海贝尔通过分红、缴税和现存净资产，让国有资产保值了近 50 倍，为贝尔配套的近百家国有企业中，许多是因贝尔的订单而扭亏为盈。贝尔的总经理冯大慈说，独立自主并不排斥“拿来主义”，假如不合资，中国的通信技术至今还在被国外牵着鼻子走。

无数事例证明，利用外资与发展民族经济并不对立，二者没有根本冲突，而是相辅相成，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担风险，共同发展。

中国正逐步对外企实行国民待遇，这既包括取消对外资的优惠，也包括取消对外资的低待遇，以便让内、外资企业站在同一条线上，加入 WTO 后，外资将更多地涌进，竞争将更加白热化，面对这一不可逆转的态势，民族经济是回避退缩，哀叹忧愤，还是抓住开放的契机，力治沉疴，奋发自强？我们拭目以待。

争论之三：外资是否垄断了中国市场？

与中式快餐相比，中国的独生子女们好像更偏爱“麦当劳”和“肯德基”，从方便面到化妆品，从手机到小汽车，外资产品装点着人们的五彩生活。全球最大的 100 家消费品公司有 60% 以上已在华投资，包括雀巢、联合利华、宝洁、吉百利、博氏（百威）、强生、汉高、纳贝斯克等。有人曾做过一个有趣的统计：在北京最有名的长安街，路边高楼大厦上的几百幅广告，外企广告就占了一大半，每逢夜色降临，这些广告霓虹闪烁，显得格外神气。

随着外商投资广布全国，三资企业与国有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渐趋激烈，其结果，又往往是前者节节获胜，而后者步步败北。这一现状，引起各阶层人士的关注。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外企产品要把中国市场垄断了！

在笔者记忆里，对这个问题争吵得最厉害的是九十年代中期。那么，我们不妨先看看当时主管部门的权威统计：

1995 年，三资企业工业产值达 6,403 亿元，外销 3,895 亿元，占整个外企产品销售额的 60% 以上，占全国出口额的 1/3。内销额占外企产品销售额的不到 40%，占同期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的 7.9%，如若只计算外方股权对应的部份，所占比例仅 3.4%。其中，汽车内销比重为 20%，医药 13%，电子 20%，洗衣粉 32%，化妆品 34%，香皂 27.2%，饮料 39.7%。连国内一直论争不休的啤酒业，产品内销比重也只有 20%，而由外企生产的外国牌号的啤酒产量则更少，仅占全国的 3%。

也就是说，从总量上分析，外资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还很低，并未形成垄断，与某些人的“感觉”正好相反，即便从保护民族经济的角度来讲，也远远未到需要限制的地步。其市场份额较大的一些行业，大多不涉及国民经济命脉，有的是国家统一规划利用外资搞的，如小汽车、移动通讯；有的属放开竞争行业，如饮料、洗涤剂、化妆品、啤酒、家电。外资带来了新技术、新产品，填补了原有空白，解决了进口替代，有些产品是外商投资企业最先推出的（如干白葡萄酒、寻呼机），启动了新的消费需求，开发了国内市场。显然，外资有助于这些行业的发展。专家们指出，不能把外资产品简单等同于洋货，一些用外国公司专有技术和配方生产的、商标所有权为外方掌握的外国品牌产品以及利用特许权转让生产的产品，可视作洋货，如可口可乐和广州宝洁的飘柔、海飞丝等。但属于合资或合作的产品，则不应看成舶来品，如上海大众、青岛海尔、惠州 TCL 等。这就意味着，在一些人认为抢占了国内市场的合资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新兴的民族产品（品牌）。

其实，合资企业内销部分商品是正常的，也是引进外资必须支付的代价。伴随中国市场开放度的逐步提高，引资中的成果大大超过了那些代价。中国利用外资之所以二十年来保持上升之势，固然有各种成因（劳动力和资源优势），但最重要的一点还是 12 亿人口的现实和潜在的巨大市场容量，对于外商特别是拥有先进技术、雄厚资本的跨国公司来说，这是“挡不住的诱惑”。美国经济学界曾预言：不用算 12 亿中国人，单是 3 亿多城市居民，每人每年增加 100 元的消费，这个市场就了不得！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中心的胡鞍钢博士认为，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今天的中国消费者已拥有了“投票权”和较大的商品选择空间，不是“你生产什么，我消费什么”，而是“我消费什么，你生产什么”，否则就是不买。

利用外资是双向行为，外商不是“扶贫工作队”，不是慈善机构，他带着资金、技术前来，就是为了打进中国市场，就是要赚钱，追求利润是资本家的本性；而我们让出部分市场，也正是为了换取更多的实惠，更大的发展。对那些资金技术密集型项目，尤其是能补填国内空白、生产进口替代品的外资项目更要舍得让市场。国际上很多案例表明，在一个市场封闭的东道国，外国投资者一般不会投入巨资，也不会采用其最先进的技术。

从跨国公司凝视中国的目光里，不难看出，“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别忘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没有哪个国家或哪家跨国公司能够独占中国市场，或者能够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事实上，三资企业实现的销售量，只是国内市场扩大后产量增量的一部份。“八五”期间，中国啤酒产量从 692 万吨增至 1,541 万吨，外企整个生产能力也仅占增长量的 35%，而同期国内其他啤酒厂的产量几乎翻了一番，到 1998 年，全国啤酒产量达 1,987 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啤酒生产国。北京燕京、山东青岛、广东珠江等国内企业发展为产啤大户。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是一块肥肉，但谁也吃不下。”

当然，开放市场的确给国内企业造成一定冲击，但平心而论，一些国内企业在竞争中失败，根子在其本身，而非外资的“抢滩”。

建国五十年来，越是倍受呵护的行业，其发展就越落伍。比如，被高度保护的中国汽车工业，历经四十多年发展，始终没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近百家汽车制造厂的年产量及年收入，尚不及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而国产车自恃“皇帝女儿不愁嫁”，其价格的人为抬高，也直接损害着消费者的利益。

开放带来竞争，竞争提高效率，这就犹如对弈，同棋艺高于自己的对手交锋，即使输棋，但经过几番砥砺，你的相对棋艺已大长。“北京吉普”总经理王玫女士说，当初，“吉普”陷于困境，前途茫茫，通过与克莱斯勒公司合资，阶段性动态地引进外方先进技术，开发出拳头产品“切诺基”，并带动了国内 200 多家零部件供应企业的发展，十五年来其汽车产量、销售额和利润分别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递增。较早开放的中国电视机工业，在与洋家电的拼斗中，不到十年就使国产电视机的年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约占世界总数的四分之一，并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九十年代初，国内电脑市场还是国外品牌一统天下，而到 1998 年，全国销售额最高的十大电脑产品中，有一半是国产，这也是竞争的效应。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就说过：“要与国外电脑商真的站在一条起跑线上，只有放人家进来。保护是保不大企业的！”

争论之四：合资是否吃掉了国产品牌？

人们注意到这样一种趋向：在各种洋名牌打入中国市场之时，曾让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国产品牌却一个个铩羽而退乃至销声匿迹。于是有人惊呼：国产品牌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合资把“中华牌”吃掉了！

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品牌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进入市场的通行证，其战略价值往往大于有形资产。正因如此，从九十年代始，外商对华投资已由最初的产品、货本输出扩展为品牌输出，通过收购中方无形资产、全力推销外方品牌等方式，让洋牌子“喧宾夺主”，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市场份额。而中国的很多企业因知识产权观念和品牌意识淡薄，又急于跟外资嫁接，对无形资产估价过低，终使自已的牌子在合资中被削弱或消失。

另外，一些企业为了顺应部分人的崇洋心理，从一时的经济利益出发，纷纷使用外国名牌或替产品起个洋味十足的名称，从而更给洋牌子在华的流行推波助澜。

但是，如何同世界各国的消费者一样，中国大多数青睐外国品牌产品的消费者，绝不是为了它们的洋身份，而是这些品牌提供给购买者的利益和价值常常高于本国的品牌。换句话说，中国品牌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其竞争力不如外国品牌。

我们可以掂量一下国产品牌的含金量：

国际经贸研究院的专家马宇认为，通常所说的民族品牌尤其是老名牌，先天就有不足：这些名牌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它们的有名更多的是缘于物质极度匮乏，一个地区乃至全国就那么几个牌子。比如碳酸饮料，当初不是“正广和”就是“北冰洋”，所以说有些名牌本身“名”不副实。许多中华牌产品在质量、款式、包装、服务诸方面几十年一贯制，不能适应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加之包袱沉重、机制落后、技术设备老化，难以凭自身的力量保持和发展名牌。在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上，中国现有的经济运行机制尚无法为名牌的发育成长提供有利条件。以上是一些民族品牌消退的深层原因，利用外资不过是推进和实施了这一过程而已。

因此，在争论外资是否吃掉了国产名牌时，应对这些名牌的含金量(包括生产规模、市场份额、技术水平、商业信誉等)作具体分析，对拥有名牌的企业为什么要合资也要分析，这样，也许会对所谓“吃牌子”现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毕竟，我们不是在写怀旧散文。

对外经贸大学的夏扬博认为，品牌作为无形资产，兼有资产和负债的双重性，并不是所有产品的品牌都具备价值，如果管理和使用不当，品牌也会造成企业生产的减值。专家认为，科学的品牌管理是提高品牌竞争力的关键，而利用外资则是促进本国品牌发展的有效途径。合资可引进品牌管理与品牌发展的专门知识和技术，以充分挖掘本国品牌的内在潜质，使其逐步发展成国内乃至国际名牌，并创造出适合市场需要的、具有较强生命力的新品牌。中国近二十年来在家电、饮料等行业涌现出一大批叫得响的名牌，跟利用外资大有关系。

国家经贸委的官员说，创个牌子不容易，所以合资时，还是应防止占小利、吃大亏，避免让无形资产白白流失，覆水难收，对于中方有发展潜力、在消费者心里有分量的国产品牌，不能盲目使用洋牌子“救急”，而要力创自已新的品牌形象。对于确有能力冲击国内特别是国际市场的国产品牌，国家宜在政策上加以适当的扶持。

青岛海尔集团的总裁张瑞敏说，他们在与三菱重工合资生产立式空调项目中，尽管对方占股 55%，但中方坚持产品用“海尔”商标，首开合资企业外方占大股却用中方品牌的先例，“海尔”也“好风凭借力”，粹取合资的精华“为我所用”，成为拥有冰箱、空调、洗衣机等一系列优质产品的知名品牌。“海尔”的道路表明，合资并不一定会吃掉中华牌，能否保住牌子并“化腐朽为神奇”，关键看你在“海”里的水性。

中国政府：给外商送上“定心丸”

十五大后，外资在中国的地位明显上升，江泽民、朱镕基等中共核心人物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大讲外资，吸收外资的相关政策也在不断调整。

1997 年 12 月下旬，全国外资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这是自 1983 年 5 月后，中共第二次开如此高层次、高规格的外资会，《人民日报》专门配发了篇幅不短的社论。会议闭幕当天，江泽民亲率十五大后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接见了全体代表。 1998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1 日，北京展览馆举办了利用外资二十年成果展，时值初冬，但展馆内人潮涌动，热气蒸腾，这一次，《人民日报》又配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而且，展览期间，江泽民和其他几位常委均到场参观，以示重视。

1999 年 5 月下旬，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外资工作会议在上海浦东假日酒店开幕，这也是开发区近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盛会。国务委员吴仪亲自到会督阵（此前几天，这位外号“铁娘子”的前经贸部长在中南海主持了全国利用外资电视电话会）。会上，吴仪腾出整整半天工夫，找来上海 34 家大型外企的外方代表，以座谈形式听取了他们关于在华投资的意见。这 34 家企业都很知名，有艾默生、通用、克虏伯、杜邦、英特尔、西门子、飞利浦、 BOC、强生、联合利华、柯达、麦德龙等。

外经贸部的现任部长石广生更是态度积极，今年 4 月底，他带领几十位部下南飞广东，就该省的出口和外资现场办公。6 月，石广生又破天荒地带着大队人马分别考察了北京的诺基亚、爱立信和天津的摩托罗拉等外企，并在两地分别召开座谈会，给外商送上“定心丸”，反复强调中国引资政策不会变，希望外商坚定投资信心。

投资环境不是梦？

最大的障碍在于投资环境，它直接影响着外商的投资决策。

就总的大环境看，中国政局安定，经济正热，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较强，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消费市场潜力无限，这些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优越的。索尼(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正田弘说，中国市场从运行机制，厂商的经营模式，到民众的消费意识及购买趋向，都越来越与世界标准接近，这使索尼对拓展在华业务越来越积极主动。1998 年，阿尔卡特公司在海外投资的企业均告亏损，只有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捷报频传，效益攀升，阿尔卡特方面不得不承认：“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一块土地。”

就小环境看，中国的硬环境比开放之初有了很大改观，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日渐到位，抱怨电不足、路不通的外商越来越少，当然，离现实需要或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不小。杜邦公司认为中国的水、电、气费用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克虏伯公司认为他们在中国的能源费用太高了，每度电要 0.69 元人民币，而在德国是 0.50 元左右。丹麦诺和诺德公司也算出他们在中国的电价几乎是在欧州的一倍。

对于小环境，外商呼吁最多、意见最激烈的还是投资的软环境。

天津市副市长王述祖说：“外商来了，你可以许诺一大堆优惠条件，可以摆下丰盛的宴席，可以送上｀国宝＇级的礼品，但这都没用。真正的大老板，他最关心的是你的引资政策是否稳定、透明，你的操作是否规范有序。”

目前让外商头痛的一件事是“四乱”（即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摊派）屡禁不止。地方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权即是法，衙门即是法，朝令夕改说变就变，外商往往一头雾水不知所措。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总裁刘保罗说，他曾被审计部门查了四次，原因是公司为员工提供了餐饮、旅行津贴。

其次是官僚主义。一些地方和部门对政策的掌握宽严不一，办事拖沓，手续繁杂，效率很低。外商投资的项目越大，被延搁的时间往往越长，以致贻误了商机。中法合资的北京安德鲁水果食品公司总经理贝森说，要了解中国官员一整套办事程序很困难，“我们都迷路了”。上海罗氏公司说，他们的新药已通过了美国的 FDA 鉴定，临床都做完了，可是拿到中国来以后，在国外的权威鉴定和临床结果却不被认可，还要一切从头开始，这对企业、对病人都是较大的损失。

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是知识产权。西安杨森、北京诺华、天津史克、上海法马西亚·浦强等制药公司均不同程度地被冒牌假药所困扰。诺和诺德公司总经理柯雷思说，今年公司新推出一种治疗糖尿病的药品，到 6 月下旬刚刚获得国家药管局批准，可是据他所知，从去年公司研制出这种新药后，就已被六、七家国内厂家仿造。

外商们担心的还有地方保护主义。 BOC 说，他们在中国投资时，有几个城市非要 BOC 在当地注册两家公司才开“绿灯”，否则不批，而在国外一般都是一个城市一家。北京诺华、上海罗氏等公司举例说，广东的医院规定合资企业药品和进口药品不得大于医院销售总额的 45%，这样人为设限对合资企业太不公平，对消费者也不公平。

柯达、三星、西门子、丰田、惠普、安迅等公司都谈到这几年中国的税收政策总是摆来摆去，捉摸不定，比如进口设备关税、出口退税等，时高时低，时紧时松，他们希望将来政策不要老是这么变。

服务业：口子开多大？

此外，外商普遍期盼投资领域能够进一步扩大，这也是中国从“复关”到“入世”谈判中的一个焦点。二十年来，外商投资在中国的行业分布日趋合理，从最初的制造业扩展到农业、水利、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但是，在被视为开放最后一道闸门的服务贸易领域，外资的身影却难得一见。

应该说，服务业发达与否，已成一国经济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没有现代化的服务业，就谈不上现代化的经济。在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占 GDP 的比例平均高达 60% 至 80% ，而中国服务贸易额仅占 GDP 的 30% 左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要想在未来的国际经济舞台立足，必须加快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含有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服务业，而发展服务业的一条捷径，就是大胆与国外合作，引入先进的经验、技术和管理来“洋为中用”。旅游业是外商投资的首选行业之一，市场准入较早。国家旅游局的专家张吉林总结说，引进外资使中国旅游业在短短二十年里，“行、游、住、吃、购、娱”的接待能力迅速扩张，产业体系迅速构建，从供给的极度短缺走向供需的相对平衡，提高了中国旅游业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同时，整个旅游产业的素质和竞争力因外资的介入而得以强化，成为国内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产业之一。由于开放的基石牢固，旅游业承受和防御外来冲击的机制也日臻成熟。

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认为，逐步开放服务市场，不是中方的让步，而是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需要，是为了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寻求新的消费亮点，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特别是中、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同时，更是我们成为世界经济有机组成部分的必经之途。

近两年，中国政府在服务业的的开放上有了一连串的大动作，比如，取消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地域限制、批准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允许开办合资旅行社，等等，在外贸、零售、中介、电信等领域也在扩大开放范围和数量。尽管是在“试点”基础上一种审慎和渐进的开放，但它给翘首观望的外商发出了“利好”信号。对此，中国的第一号人物江泽民引用了辛弃疾的名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石广生透露，从今年 6 月下旬起，有关部门开始清理旧文件、旧法规，凡是不利于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的，都要进行调整和完善。国家正在研究制定鼓励外商使用国产原材料和零配件、鼓励外商在华设立研究开发中心、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的各项政策，对缠扰外商的“四乱”也将加强治理。

行文至此，正值盛夏，笔者很偶然地从上海的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虽然距离“99《财富》全球论坛”还有三个月，但确认到会的跨国公司已逾 350 家。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后，没有一家已报名的跨国公司取消与会，这令《财富》会议部总裁尼德姆深感欣慰，他说，全世界都看到中国领导人的明确态度，那就是决不让哪怕是最大的政治分歧影响其经济建设的进程，经济建设依然是中国的首要任务。

尼德姆说：“中国有着强大的投资吸引力，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说这话时，尼德姆笑得很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