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经济与政治陷于停滞已超过十年，有人认为日本已经完了。这种看法未必正确。

    作者：吉姆•罗书尔(Jim Rohwer)

    只还记得日本的老式高档百货商场吗？许多位妙龄女郎站在电梯旁向顾客一躬到地，整齐排列的食品包装得一丝不苟，连甜瓜也不例外，虽然它们有可能会花掉你 100 多美元。现在，这些商场要麽已经破产，要麽就是奄奄一息。如今，日本最赚钱的零售商是 Uniqlo，它在中国生产廉价的服装，然后在全日本 500 家分店销售，今年上半年它的销售额已经增长了一倍，利润上涨了 140%。日本整个零售业的销售额日益萎缩，大部分零售商正在奋力维持，就在这样的背景下，Uniqlo 取得了出类拔萃的经营业绩。

    即便是在过去十年经济最不景气的时期，日本还是涌现出了一些令人叹服的成功企业，就像 Uniqlo 一样。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如果听任日本国内传统的、已经趋于衰败的企业自行灭亡，同时让新生的、充满活力的新兴企业孕育而生，这片土地将会变成什麽模样？答案是：一个经济强国将重新焕发蓬勃生机，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将是美国的两倍，80 年代经济上不可一世的日本与它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但是，日本并不会因此而成为既令人畏惧又令人厌恶的世界霸主：因为这种经济振兴并不以迅猛的出口增长为基础，它依靠的是日益旺盛的国内消费、对投资和竞争的放开。

    日本无须再靠更合理的财政政策或是货币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尽管它们对经济发展并没有多大妨碍──而是应该通过扫清障碍来推动变革，这些障碍已经在大多数公司中凸现出来。前不久，麦肯锡咨询公司位于华盛顿的智囊团──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其中开诚布公地指出了日本微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日本的出口型生产企业，如索尼（Sony）、丰田 （Toyota）这样的世界级搏击高手，其劳动生产率均达到了全球最高水平：平均比美国高 20%。可惜，这些公司仅占日本经济的十分之一。而其余十分之九的企业的生产率却低得惊人：仅为美国的 63%。换句话说，日本经济处于两极分化状态。一小部分日本企业的实力足可以超越全球任何一家公司，而其余企业的实力也就和葡萄牙这样的国家中的企业相当。

    神原荣介 （Eisuke Sakakibara） 是一位退休的大藏省官员，过去人们称他为“日元先生”，因为他能在货币市场上呼风唤雨。神原解释说由于日本人为地决定将财富按某些固定的线路分配转移，才导致目前两极分化的经济特征：比如说从出口型领域转向国内；从消费者转向生产者；以及从东京、大阪等经济繁荣地区转向国内其他地区。神原指出，这一切完全是通过“铺天盖地的补贴、条例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实现的。国内大量经济部门的设立是为了满足就业的需要，而其代价是降低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牺牲了消费者的利益。麦肯锡的研究人员发现，日本零售行业中 55% 的劳动力集中在生产力较低的夫妻店里，而在美国这个比例仅为 19%。在食品加工领域──这是个庞大的产业，它雇佣的劳动力占日本制造业工人总数的 11%──每家日本公司的平均附加值仅为其美国同行的十分之一。

    80年代末，神原写了一本名为《资本主义背后》（Beyond Capitalism）的书，在书中他盛赞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称它不但使日本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林，而且维持了社会稳定。可是神原本人现在也承认，老式经济体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想要彻底废弃它也不容易。日本的国内行业对政治的影响力极大，它们的院外活动集团势力强大，而执政党又都醉心于从旧秩序的坚定捍卫者，如建筑公司那里聚敛钱财，这些公司看重的则是政府在耗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的巨额开支。

    神原与其他一些人认为，日本经济上的富足、精神上的自满已经成为日本经济在过去十年里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揭开这层表面你会发现人们对旧经济秩序已经日益厌倦，对未来充满忧虑──尤其是对自己的存款和养老金更是忧心忡忡。两叁年前，执政党自民党（LDP）逐渐开始在地方和地区性的选举中被独立的反对派候选人击败。今年 4 月的大选结果出人意料，大力推行改革的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当选自民党主席，由此看来这位首相的上任有可能预示着一场全国范围的真正的变革。

    如果是这样的话，回报将是无穷的，因为效率低下的现象正愈演愈烈。例如，法律保护生产效率低下的零售商店免于竞争，对于在其周边开设大型商店有权予以否决。无论病人住院多久，政府将负担一切费用。关税和配额限制抑制了食品进口，而且还使国内价格居高不下。麦肯锡认为，如果清除一切保护主义残余，日本将会释放出无穷的增长潜力。 麦肯锡预测，一项全面解除各种条例限制的计划将带动日本的劳动生产力以每年 4.7% 的增长比率持续发展十年。如果考虑到劳动力减少的因素（由老龄化问题而造成），该计划在未来十年内能推动日本国民的收入以 4% 的比率增长──这是 90 年代美国的两倍。失业率有可能会大幅度增加，但这不会持续很久（别忘了，即便在没有改革的情况下失业率也在持续上升）。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工资收入的增加，进而促进需求，需求的扩大又立即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因此人们对未来财政安全的担心也在逐渐淡化。麦肯锡认为，经过十年解除各种管制的努力，日本的生产力将会增长 50%，失业也将不成为问题。

    零售业的新（酷）面孔：Uniqlo 是日本最红火的公司之一，它的分店装潢考究，但又没有丝毫矫饰之感，在这里你可以买到中国产的商品，而且价格便宜。

    带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要让消费水平大幅上升。横山吉则（Yoshinori Yokoyama）是麦肯锡驻东京公司的职员，他说日本人积聚的个人资产数额居世界第二位：价值 14 万亿美元，在美国这个数字大概是 20 万亿美元。日本的这笔资产仍然在以每年 6,000 亿美元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相当于韩国国民个人金融总资产。可实际结果却是：既然钱被存进了银行，自然就不能用于消费。如果日本的消费者不愿花钱，经济也就不可能复苏。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样一个无稽之谈：尽管年轻的日本妇女在欧洲疯狂购物时总忘不了买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古姿（Gucci）这样的名牌，可是日本国内的消费市场已经饱和了。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正确。普通的美国消费者在服装上的开销比日本消费者多 60%，在汽车上的消费是日本消费者的 2.5 倍，娱乐商品的消费是日本人的叁倍，在书籍和报刊上的消费是日本人的两倍多。日本的消费市场其实是一颗等待引爆的定时炸弹。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的传统产业在政府的施舍下变得臃肿而庞大，要想引爆消费市场这颗炸弹，就得精简这些产业，提高资本回报率，资本回报率的提高可以增加个人财产的收入，目前日本人的个人财产主要集中在收益率极低的存款上，一位观察家称这种存款是“金钱的墓地”。那麽接下来该做些什麽呢？

    从某种程度上讲，日本新型经济的发展需要靠生产重组推动，这一举措将同时影响到出口行业和国内行业。马亨德兰•内吉（Mahendra Negi）以前是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 驻东京的电信业务分析员，现在经营着一家名为 ipTrend 的新兴企业， 他估计，取消管制后，日本的实力主要体现在采用先进技术、高度细分的小型产品的生产上。“比如说寿司，”他说。

    当然，农业在日本是一项早已被人遗忘的事业。为了提高效率，小规模的农业经营应该全部取消，该领域中剩下的部门都应该由大公司来经营，生产高档的消费品。日本的大型贸易公司已经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经营农业公司，但是在日本国内这种经营活动是被禁止的，原因是日本的法律严禁公司拥有农田。

    至于严格意义上的制造业，内吉认为，当日本取消了一切条例管制，实现对外开放后，凡是高度自动化、且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制造行业都将被逐出日本：需要大量土地、电力和水资源的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经营业绩都不理想。内吉预计，当毫无计划盲目发展的企业帝国开始集中精力开发高精尖产品时，它们的业务将得到精简。例如东芝公司（Toshiba），它能制造出世界上最好的潜水艇螺旋桨。同时它还生产涡轮机叶片，这项业务对技术要求不高，公司应该将之售出或者移植到中国去生产。在双船体油轮、游戏与图形软件、高端的电子仪器如数字电视和第叁代移动电话以及其他一些领域中，日本公司都显示出很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内吉认为存储芯片生产厂应该撤到像中国这样的地区，而日本汽车公司的产品应该在国内生产，而且只适宜满足日本国内市场的需求，不宜出口。

    阿部秀平（Shuhei Abe）在东京开办了一家私人证券投资公司──Sparx 资产管理公司。他认为内吉所说的日本制造业的改进将是日本实现经济复苏的先头部队。老一代家用电器如电视的市场早已饱和，而造型别致的移动电话等新产品只是些“玩具”而已，它们实在太小，还不足以刺激起旺盛的消费需求。但是，阿部认为信息技术与信息数字传输的结合将激发一场消费电子产品的革命，这场革命“强大得足以振兴日本经济”。他的观点是，即将建成的家庭数字网络将以电视机为中心，而不是个人计算机。阿部指出，到 2003 年日本最大的叁座城市将完全使用数字化的电视传播手段，在五年之内全日本 4,800 万个家庭中将有 3, 000 万个家庭通过宽带网接入互联网。他认为，以电视为核心的数字革命将刺激日本家庭更新现有的所有家用产品──更换的对象不仅仅是电视机，还包括他们所能控制的一切电器，如电冰箱、洗碗机和洗衣机。

    许多观察家都同意这一转变非常重要，但并不认为它能起决定作用。占日本经济总产值 75% 的是服务行业，而非制造业──可是占整个经济四分之叁的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却最低。尽管其中也不时地闪现出一些亮点──如伊藤─洋华堂（Ito-Yokado）的 Seven-Eleven 日本连锁店的劳动生产率就比美国零售行业高 20%──但是日本服务行业的整体生产效率仍然不高。例如，将两笔费用做个比较，其中一笔用来支付将一所预制装配式的房屋从日本的到岸港口运到最终目的地，另一笔费用是将这所房屋从它的美国生产厂运到美国的出口港，然后再跨越太平洋到达日本，结果是后者比前者还要低。原因是：日本卡车的 位太小，无法高效运输大宗货物。

    这正是困扰日本服务业的典型问题，一切要素从数量上看都很充足（包括各种机构及雇员），可是质量却很低劣，而纠正这种失衡现象的竞争机制或金融机制又不存在。以住宅产业为例，由于建 商可以得到补贴，所以日本每年新建房屋 150 万所，几乎与美国相当，可日本的人口还不及美国的一半。而且绝大部分房屋质量都很差，空间狭小、外形简陋，以至于每所房屋的平均寿命仅为 20 年。再加上日本缺乏有保障的抵押市场和房地产评估系统，这就意味着整个日本几乎没有二手房市场。在日本，每 1,000 所住宅里售出的现房只有叁所，而在美国是 51 所。

    到目前为止，服务贸易行业的局势仍在恶化。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驻东京的首席银行分析师大卫•阿特金森（David Atkinson）说，尽管建 行业的生产能力大量过剩，但是各种补贴还是保证了日本的建 承包商能够在全世界同行中获取最高的毛利。其结果荒唐至极──在一个建 需求量非常小的国家里，尽管过去十年经济停滞，但建 公司的数目却在大幅攀升，达到了近 60 万家。 阿特金森计算，日本的实际需求量应该是 20 万家左右。

    岛田治夫（Haruo Shimada）是庆应大学（Keio University）的经济学教授，同时也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活动家，他认为旧制度即将垮台，服务行业中将涌现出大量创造价值的机遇──尤其是在那些过去被人们视为公共服务行业的领域里，机会则更多。他之所以持乐观态度是因为，尽管日本拥有惊人的金融和人力资源，但是落后的服务行业使得“数以百万的人──尤其是老人和年轻的夫妇──正经受着不便、前途未卜和不稳定的生活”。他认为要求改变这一现状的压力正变得势不可挡。岛田手头有几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可以让大家对他的观点有所了解。

    以疗养院为例，岛田说政府为护理贫困人群负担 90% 的费用──在 2,200 万 65 岁以上的人群中，贫困阶层大约占了 50 万。中产家庭必须自行负担所有护理费用。这笔开销高得惊人。由于缺乏竞争机制、强有力的工会组织以及政府管理的约束，私人护理院的入院费从 25 万美元扶摇直上，一直涨到了 100 万美元，另外每月还须缴纳 1.5 万－2.5 万美元的其他费用。难怪人们会大量存钱，而且儿媳妇在赡养老人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再来看看儿童护理方面的例子。政府开设的儿童护理中心 90% 的费用由政府补贴来负担，因此，只有富家子弟才会去私人护理中心。然而，政府经营的儿童护理中心绝大部分是由爱闹事的劳工工会组织所把持，一到下午六点就关门，这样儿童护理中心为上班的母亲以及单亲父亲所提供的帮助就大打折扣了。

    岛田认为，人们对质量更高、种类更多、价格更便宜的服务的需求必将为培训、老年人护理、交通以及住宅等行业带来巨大的增长。实际上，住房市场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尽管 90 年代日本经济一直处于衰退期，但是，建 公司还是在东京的中心地段建成了许多公寓住宅，这些住宅已经被捷足先登的购房者抢购一空。新的住宅比老式住宅大很多，虽然在过去十年里房地产价格下跌了至少一半，可是新建住宅的使用面积却增加了 40%。而且它们的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善，使用年限更长了。终有一天这种建 会为建立二手房市场铺平道路，而二手房市场将使整个住房市场价格趋于合理化。

    在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医疗保健业肯定会成为最繁荣的行业，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市场，因为日本人口的老龄化速度居世界之最。有关的民意调查显示，几乎在所有服务问题上──包括技术、质量和候诊时间等──日本的病人都表示他们对所得到的服务的满意程度要比欧洲和北美的病人低 30 个百分点。

    给人们造成这种不愉快状态的主要原因是，医疗保健行业是个受条例严格管制的系统，该行业由势力强大的院外活动集团支持，而这些集团的目的就是消灭竞争。尽管建 业和农业的院外活动集团因为与自民党关系密切而闻名，但是，医师会（Isikai）才是自民党最大的独立捐款机构。该协会的主要目标就是防止在普通行医者与医学专家之间出现显着的收费差额。日本政府执行严格的付费服务体系，在该体系下所有医院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对相同的医疗过程的收费必须完全一致，不管这中间的医护质量以及所使用的医疗技术有何不同。保险公司之间也严禁在价格或者所提供的服务方面相互竞争。医生之间也不能竞争。他们要麽在医院中供职（并不是医院的独立承包人），要麽就自己经营设备不太齐全的小型诊所，诊所中的医生都希望自己治疗病人，而从不把病人推荐给医院中的同行专家。

    尽管日本的制度确实为其国民提供了全方位的医疗保健服务（相比之下美国在医疗保健服务范围方面的漏洞却很大），而且所用的花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美国估计是 14%），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严重的脱节现象。因为不允许有价格竞争，所以大家心目中的好医院总是人满为患。对于苦等五个小时才能让一位因工作负担过重而疲惫不堪的医生看上几分钟病，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另一方面，质量较低的诊所和医院又急不可待地想要获得收入，因此它们千方百计让病人住得久一些，日本病人的住院时间是美国病人的叁倍。药品公司也是这种情况。在日本，医生给病人开的处方药是美国的两倍，而且还都不是最新的产品： 麦肯锡公司统计，五种世界上最畅销的药物在日本市场上购买不到，而且日本还因为将引进计生药品推迟了近 40 年而落下了坏名声。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的消费者对高质量的保健服务望眼欲穿（这决非是文学上的修饰），而且心甘情愿为此付费。美国保险公司 Aflac 利用日本保险规章中的漏洞，承接了大量私人癌症医疗保险。 官方的统计数字测算，日本每年的医疗保健费用是 3,000 亿美元，但是， 麦肯锡公司的横山估计，真正的数字应该是 4,500 亿美元，因为官方的统计数字中没有包括私下的付费。他预计，只要在医疗保健体系中引入竞争机制，就能新增 100 万个就业机会。

    如果日本沿着这些路线进行改革──也许会的，如果小泉先生不是只施放烟雾弹的话──对新来者而言将是商机无限。西方公司尤其是美国公司应该做好准备从解禁的服务行业中获取利润。重塑日本──被独立经济分析家中前忠志（Tadashi Nakamae）称作“比东欧更社会主义的社会”──不会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但是政治文化的改变，金融、财政压力不断增加使得重塑日本不容回避。

    十年前，日本一位目光敏锐的金融观察家写道，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往往没有知道的必要。20 世纪 80 年代，人人都知道日本将统治世界，而美国已成昨日黄花。今天人人都知道日本已经完了，无力实施真正的改变。而事实上，日本的改革才刚刚开始。

    译者：钱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