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工程的首位亿万富翁

让我们想象一下职业拳击手赫克托．"男子汉" •卡马乔（HECTOR MACHO CAMACHO）在下午茶会上露面的情形。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Human Genome Sciences，以下称 HGS）的首席执行官比尔•哈兹尔廷（Bill Haseltine）的出场也是类似的效果。5 月的一天，他在华盛顿一家饭店门前跨出豪华轿车，冲进一个皮肤病研究工作者的会议会场并发表主题演讲。接着，哈兹尔廷又开始他最拿手的高谈阔论的话题：小议基因组学正在如何改变医学。但其中最生动的部分与其说与基因科学有关，不如说与赚钱有关。哈兹尔廷向最近他的竞争对手──着名的人类基因组的解码者连出重拳。他认为他们的工作被高估了。他的一记猛击引起全场吃吃的笑声，他对听众说，“你们可能已经读到，你们和扁形虫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哈尔兹廷指的是解码者令人吃惊地宣称我们人类的基因组并不比蠕虫的大多少。``而在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我们并不这样认为。”

哈兹尔廷说，事实上，他在马里兰州洛克费勒的公司已经发现了 9 万个人类基因。大相径庭的是，无论是政府资助的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还是为破解基因组作出同样努力的 Celera Genomics 公司，最近都估计我们只有大约 3.5 万个基因。这个争论有很深的含意。如果哈兹尔廷是错的，那他的公司可能已经在试图给并不存在的基因申请专利权上白白浪费了几百万美金；如果他是对的，那麽，按哈兹尔廷最近的说法，基因组计划鉴别基因的努力并不比“透过模糊的玻璃阅读烟熏过的文字”高明多少。

哈兹尔廷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口头拳击家。当他暗示,他的对手只会让我们相信人类本质上只是美其名曰的蠕虫时，我们还只是面子上感到尴尬。哈兹尔廷的重拳是：他宣称他的公司在发现和为那些真正与医学相关的基因子集申请专利方面早已让 Celera 及其同类黯然失色。的确，他补充说：不管谁得出的基因数目最精确，解码者的努力不过是“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的毫无意义的脚注”。

当哈兹尔廷发起如此猛击时，你几乎可以看到汗水从 J•克雷格•文特尔（J. Craig Venter）的脸上急剧滑落。这位 Celera 公司一向直言不讳的总裁恰恰是哈兹尔廷竞争“基因组革命主要推动者”这一头衔的头号竞争对手。

他们之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唇枪舌剑在最重要的层面上并不在于基因数或专利权，甚至最终也不在于两位才华横溢、喋喋不休的生物学家的威望的高下之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会很快从基因组学中得到回报。感谢哈兹尔廷的公司倡导的快速发现基因并开发药物的方法，不然等到科学家们从文特尔这样的 DNA 解码者们堆积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浩瀚数据中详细审查，挑拣出珍宝，还不知要多少年。这个问题对我们这种正在面临迅速的生物退化，必须动用所有我们能够得到的保存手段来求得生存的有机体来说有重要的含意。基因组学的成败将在今后的几年中撼动生物技术和制药行业的股票。当然，股价也可能由此像巨石般坠落。

十年前，哈兹尔廷和文特尔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两人曾联手发起人类第一次旨在发现并分析成千上万个基因的功能的重要尝试─基因组学的全部内容就在于此。但不久，他们之间产生了怨恨的裂痕，并最终分道扬镳，各自追求自己截然不同的奋斗方向。现在，文特尔的做法已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即把人类 DNA 中所有 30 亿个化学字母的次序编成目录，而在这所有 DNA 中只有大约 3% 组成真正的基因。确实，文特尔似乎正春风得意，他的名字将紧随孟德尔（Mendel）,达尔文（Darwin），华森（Watson）及克里克（Crick）载入史册。

哈兹尔廷对自己要被迫退出中央舞台十分恼火。他认为，给整个基因组排序“就像把人送上月球”。尽管它具有“诗歌般的价值”，但它给病人带来回报还需要多年的时间。光从周围的“垃圾 DNA”中搜寻出 3% 有价值的编码基因的 DNA 就需要许多年。与此同时，哈兹尔廷领导着一场依据基因组学开发药物的紧急行动，他的方法是从不含复杂垃圾的细胞中提取重要基因。哈兹尔廷将此比作是“将通信卫星送入地球轨道”。

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哈兹尔廷的公司已有六种药物进入人类临床试验阶段，其中叁种现已获得初始病人资料的药物均显示出良好的前景。哈兹尔廷宣称 HGS 在药物早期开发方面的能力是制药业平均水平的 20 倍。这也许有点夸张，但毫无疑问，HGS 正在以相当可观的速度推进基因医学的发展，包括治愈慢性伤口、减轻癌症药物的副作用及增强免疫功能等实验性疗法。

目前，HGS 正进入实现哈兹尔廷梦想的关键阶段──他们的首批药物将在今后两年中进入关键性的疗效测试，且有可能在今后五年左右的时间内提交给美国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以期获准投放市场。如果这首批基因组学药物中的大多数能成功，56 岁的比尔•哈兹尔廷将成为生物学界的比尔•盖茨。他在 HGS 现值五亿美元的投资将增加一倍甚至两倍，从而成为基因组科学领域的首位亿万富翁。

另一方面，HGS 的一连串的失败不仅对哈兹尔廷而且对整个生物技术领域来说都会是个坏消息。生物技术界的许多大玩家都对 HGS 倡导的大规模自动化遗传分析下了大赌注。HGS 的失败也会令许多大制药公司十分沮丧，因为他们正期待着大批的基因组学药物来改善日益威胁着他们的利润赤字。风险投资家艾伦•沃尔顿（Alan.Walton）说：“如果HGS 的首批药物失败，公众当然包括华尔街都会说：‘瞧，关于基因组学的喧嚣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沃尔顿的 Oxford Bioscience Partners 公司是 HGS 的原始投资人之一。

许多关注哈兹尔廷的人不会介意看到他处于危险的境地──这个人有树敌的诀窍，并且有时似乎还故意去激怒他们。他的姐姐弗洛伦斯（Florence）对此有一套理论：“比尔能做大多数人做不到的两件事，第一件是当敌人不存在时他能创造敌人，第二是他会利用与敌人决斗的能量来达到他的目的。”她又继续说道：“有时敌人确实存在，有时他与自己树立的敌人作战。当我有敌人时，我认为把他们放在心上是浪费时间。而他的观点是：‘我要战胜他们。’”

鉴于弗洛伦斯在每一点上都和她的弟弟一样成就显赫，在不同的领域享有同样高的声望，你应该不会认为这仅仅是慕者的言辞。她有医学和哲学博士两个学位，目前主持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ld Health and Human Development）下属的人口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pulation Research）。同时，她抚养了两个女儿，成立了一家制造残疾人用品的公司，并创立了妇女健康研究协会（Society for Women’s Health Research）──一个促进医学界重视妇女问题的全国性组织。她拥有和哈兹尔廷一样的智慧和傲慢。“当人们问我是否认识比尔时，我就告诉他们：‘他整个一生都认识我。’”

关于哈兹尔廷的突出个性，弗洛伦斯以及我咨询到的几乎所有人首先提到的是，哈兹尔廷不仅仅智慧超群、精力充沛，而是非常非常的智慧超群、精力充沛。具有“台风般”的谦卑精神的哈兹尔廷本人对这一点十分清楚。你用不着在他身边呆很长时间就会知道，他的恩师中有四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与别人合着了 200 多篇科学论文，同时他还是大约 50 项专利的发明人，他在哈佛大学作为一位病毒学家所做的研究为开发治疗爱滋病的药物铺平了道路，这些药物已经挽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他还是对基因组学将如何改变这个世界有清晰认识的第一人。

你很快还会发现他的朋友中有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像哈佛大学校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出版商莫特•朱克曼（Mort Zuckerman），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事实上，当我最近跟在他身边一天时，很多名字从他的嘴里冒出得太快，以至于我无法将他们一一记下，诸如博伊登•格雷（Boydon Gray），丹尼尔•戈登（Daniel Golden），乔尔•克莱恩（Joel Klein），约翰•纽豪斯（John Newhouse），贝弗利•西尔斯•格里诺（Beverly Sills Greenough）......在这个耀眼的社交圈中他的妻子格莱•海曼（Gale Hayman）亦毫不逊色，她是 Giorgio Beverly Hills 时装店的创始人之一。

这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朋友名单”显示了他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当他不是高高在上时，他可以是相当有魅力的。上午 7 点当我抵达他位于高贵的华盛顿乔治城地区建于内战时期的豪华别墅时，这个准亿万富翁系着围裙来开门──他正在为我们准备炒蛋和熏肉。煮咖啡的时候，他开始了出了名的文艺复兴时期男人的老一套：巴厘岛的艺术，DNA 的生物物理学，六缸 PlymouthValiant 车的稳定性，凋零的樱树的美，加缪（Camus）的《西西弗的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的抚慰作用，2100 年前是否会实现长生不老，波士顿的大开挖（Big Dig，将穿越市中心的交通大动脉掩埋到地下）面临的困难。当谈及众说纷纭的将豆城（波士顿）的中央高速公路延伸进隧道里的话题时，他突然问，“你知道按住一条主动脉时会发生什麽吗？脑死亡。”

哈兹尔廷不想放弃他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人类基因科学公司的墙上挂满了许多世界名画，从鲍提切利（Botticellis）到毕加索（Picassos），每一幅都由老板亲自挑选和布置。在公司的年度报告中也充斥着许多名作, 在这些画旁并列着公司主管人员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摆的姿势都尽量模仿名画上的人物。哈兹尔廷说这些都传达一个信息：基因研究工作者也具备这些伟大艺术家的作品所传达的充满幻想的激情。从这个主题上扩展开来，哈兹尔廷最近宣布想成立一个赞助医学和艺术的基金会。我问他这样做的目的，他认真地答道：“为了造就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你会认为这样讲话的人是一个很令人讨厌的人，但两方面的因素使哈兹尔廷免于成为这样的人。他确实对在精神方面的追求孜孜不倦，并且他具备罕见的天赋，能抓住问题真正的实质并清楚地表述出来。这些品质可以解释哈兹尔廷如何能够在几乎一夜之间从毫无商业管理经验的教授，转变为很有希望成为下一个美国基因技术公司（Amgen）的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后者是一家年营业额36 亿美元的生物技术巨头。公司的风险投机商沃尔顿（Walton）说:“比尔就有这种我闻所未闻的表现的魔力。”

想象你是一个风险投资家，在 1993 年初聆听哈兹尔廷为他正在组建的公司的创意（当时是很激进的）定下基调。他在佛罗里达州那不勒斯的一次会议上对风险投资家们说，“在正常情况下，人体有自我更新和自我调节的功能。多数情况下，这些生长和更新的过程受一组蛋白质控制，而这些蛋白质起着细胞内信号物质的作用......”“新公司可以获得所有参与调节这些生命过程的基因并加以研究。”因此，“目前用于临床的具有生物活性的人类蛋白质的数目将增加到 200 至 300 个。”

就在这次会议上，史克美占公司（SmithKline Beecham）的一位代表意外地出现，与哈兹尔廷的新公司达成一笔价值 1.25 亿美元的交易。这笔令以往的生物技术合作相形见绌的交易堪称是基因组学时代的一声惊雷。

在过去的几年里，哈兹尔廷作为幻想家的名声越来越响，他曾预言“再生医学”的出现，他在 1998 年的一次演讲中造出这一术语。他在演讲中这样概括：“具有不同结构的成年人的身体是从一个单细胞─受精卵发育而成的。我们认识到这个过程是独立和高度程序化的基因作用在特定的细胞和组织的结果。对这一过程的掌握可以让我们再造损伤的器官、组织和细胞，（以及）使我们的身体维持正常功能，也许是永久地维持正常功能。”

哈兹尔廷预测这种永久的再生在 2070 年之前不可能实现（见鬼！），所以，他并没有拿自己的信誉来冒险。他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未来学家──例如， HGS 的实验性创伤愈合药物已经表现出良好的临床功效，它能够使皮肤细胞的再生能力复活，促进称之为静脉溃疡的恶性开放型溃疡的愈合。“比尔有这种敏锐的预见能力，当他认为未来应该会怎样时，这往往是一个能自我实现的预言。”他的弟弟埃里克（Eric）惊叹地说。目前在沃尔特•迪斯尼假象工程公司（Walt Disney Imagineering）主持研发部门的埃里克曾经是神经生理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幻想家。

仿佛为了演示基因的强大力量，比尔在人们记忆中的早年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征。在他十几岁时，有一次他郑重其事地向家人宣布：“小心冰箱里奶酪旁边，那个包在锡箔里面的东西，那是炭疽。”实际上，那是从一位朋友发炎的喉咙里刮出来培养的细菌──他在研究这些细菌破坏血细胞的能力。

哈兹尔廷家族是科学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毕业生，他的父亲作为物理学家曾在位于加州柴纳湖莫哈维沙漠的海军武器中心（Naval Weapons Center）工作过。但比尔对医学的兴趣更多地与疾病有关。7 岁时，他曾因心内膜炎卧床数周。“家庭医生成为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回忆到。与此同时，他母亲琼（Jean）的生活也由于一系列的疾病，包括角膜脱落、顽固的牛皮癣和严重的抑郁症黯然失色。琼在服用抗抑郁药捱过了几年以后，于 1981 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哈佛大学（他获得博士学位的地方）的一位富有洞察力的内科医生指导老师改变了哈兹尔廷当医生的计划。这位指导老师对他说，除非他有强烈的愿望当一名亲手操作的医疗工作者，否则他应该忘掉医学院。哈兹尔廷承认自己并没有这样强烈的愿望，他随即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到病毒遗传学上。几年以后，在波士顿 Dana-Farber 癌症研究所工作的哈兹尔廷因在揭示新发现的爱滋病病毒如何摧毁免疫系统这一令人绝望的科学竞赛中成为领先者，在全国名声大振。此外，哈兹尔廷还找出了能够使病毒以致命的速度进行复制的基因。

然而，要在哈佛获得终生职位是另一回事。哈兹尔廷尽杀绝的竞争风格得罪了他的教授同事们，这些同行中有些人试图阻止他参加竞争。最后，一个委员会调查了哈兹尔廷与许多同事之间的裂缝，并没有发现有什麽不正当行为，他最终获胜了。──看上去与哈兹尔廷的一点小摩擦就会将某些人激怒。委员会成员之一、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约翰•T•波茨（John T. Potts）说：“比尔具有粗暴，坚强和咄咄逼人的个性，有时他的行为几乎超出了能被人接受的范围，但你不得不因为他所取得的丰硕成就而向他脱帽致敬。”

哈兹尔廷承认他可能是有点粗暴，但他把那种病态的恶意主要归结于妒忌，可能的确是那麽回事。在开哈佛之前，哈兹尔廷早就脱颖而出，成为哈佛最耀眼的人物之一

── 他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报道爱滋病危机的国内媒体上，他的实验室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文，他还由于与人共同组建生物技术公司而作为创业天才从而变得声名显赫。1991 年，他再度结婚，娶了迷人的海曼。他们是在一次贝弗利山（Beverly Hills）的晚宴上相识的，这使他的环球旅行光彩倍增。一位从前曾受其恩惠的人士说，哈兹尔廷旅行非常频繁，以至于在他的实验室中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哈兹尔廷和上帝有什麽区别？答案是：上帝无处不在，而哈兹尔廷除了不在波士顿以外也是无处不在，而他本应该呆在波士顿。”

1992 年的一次旅行对哈兹尔廷意义重大。他定期去咨询的位于新泽西普林斯顿的医疗风险投资公司（HealthCare Ventures）要他去会见一个叫文特尔的人，并考察他的想法，看看是否可能进行风险投资。

当时在国家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工作的文特尔已由于发现新的功能强大的 DNA 分析工具而一举成名。1990 年以前，科研人员通常一次只能从组成我们细胞内染色体的螺旋大分子──DNA 中分一个基因，然后再利用缓慢的手工操作过程将基因的化学字母的序列分析出来。20 世纪 80 年代末文特尔 DNA 利用自动测序仪使这一过程大大加速，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解码基因。另一个重要的进展是，他从提取细胞内的基因拷贝，即“信使 RNA”或 mRNA 开始进行遗传分析，而不是直接从分析 DNA 开始。

采用 mRNA 策略使他得以避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不同的基因散布在整个 DNA 上，就像一长串杂乱无章的话语中随处分布的单词音节一样。科学家借助计算机从这些混杂的序列中搜寻有价值的基因序列。然而不幸的是，基因和垃圾之间的区别通常很小。一些研究工作者认为，计算机漏掉了至少一半的基因──这就是为什麽虽然已经解码了人类基因组，却仍旧无法准确地回答人类究竟有多少个基因。

但是，通过从细胞中提取 mRNA，研究人员能够有效地让自然自己去发现基因。这是因为，在制造基因的 mRNA 拷贝时──这是细胞制造蛋白质的关键步骤──细胞能够有效地将周围杂乱的序列从所需的基因片段中剔除。文特尔采用了一种现有的但很少被使用的方法从细胞中采集上千种这些现成的基因拷贝，然后经过几种其它的处理，再用他的测序仪对这些基因进行测序。于是基因组学由此诞生。

医疗风险投资公司的总裁詹姆斯•卡瓦诺（James Cavanaugh）说，哈兹尔廷在遇到文特尔之前，曾经疑文特尔的想法是否已经足够成熟。但后来,哈兹尔廷又对卡瓦诺说，如果不支持一个基于文特尔的新技术的公司，那麽他的公司一定是“疯”了。当时只有一个问题存在。文特尔对于加入一个赢利性的企业犹豫不决，因为这可能会限制他公开发表有突破性的发现。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这家风险投资集团出台了一个笨拙的解决方案。他们创立了两家而不是一家公司：“基因组研究中心”（The Institute for Genomic Research，简称 TIGR），和“人类基因组科学公司”（Human Genome Sciences，简称 HGS）。前者是一家供文特尔进行科学研究的非盈利性机构，后者则是赢利性的，它资助文特尔在 TIGR 的研究工作，作为回报，GHS 则拥有可将文特尔的研究成果商业化的专利权。

前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高级管理人员，已故的医疗风险投资公司华莱士•斯坦伯格（Wallace Steinberg）安排向 TIGR 投资了 7,000 万美元，以后又增加到 8,500 万美元。而哈兹尔廷则出任 HGS 公司（TIGR 的姐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向哈佛申请了长假，从此再也没有回头。哈兹尔廷上任后第一件事是聘请在他的哈佛实验室工作过的最聪明的年轻研究人员之一克雷格•罗森（Craig Rosen）主持 HGS 研究小组。另一项重要的招聘是将来自中国的科学家李浩东（Haodong Li，音译）招至麾下，李浩东当时在哈佛的实验室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李浩东说，当接到这份工作邀请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不’，因为我想成为一名教授。但哈兹尔廷说，‘这家公司与众不同，这家公司将创造历史。’”

李浩东又帮助招募了六名有天赋的中国博士后。这些在波士顿做研究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在讨论科学的便宴上经常与李浩东会面。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因为只有中国年轻科学家中的精英分子才能够被选中在美国做研究工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李浩东发现了一系列与心脏病、免疫机能失调以及其它疾病有关的基因──这一“验证概念”的功绩让哈兹尔廷在与药物行业潜在的合伙人谈判时处于强有力的位置。

哈兹尔廷意识到在短期内他需要大量的投资，因为在专利保护医学上至关重要的基因方面的竞争已经逐步形成──几乎与 HGS/TIGR 公司同时，有些初创公司，如位于加里福尼亚帕洛阿尔托的 Incyte Genomics 公司就已开始进行自动化的基因研究。史克公司（SmithKline）在哈兹尔廷加入 HGS 后不到一年双方就开始的里程碑式的合作，使得 HGS 在竞争一开始就赢得了关键性的势。由于这次合作确认 HGS 为基因组学的领头羊，在几个月时间内，这家公司便成功上市，资本增加了 3,100 万美元。

哈兹尔廷在与斯坦伯格的密切合作中，很快又取得了另一项成功：他让公司的投资商相信 HGS 应该涉足实际开发药物这样有风险的商业领域。以前，风险投资集团的一些人一直希望 HGS 仅仅通过向医药公司出售遗传基因方面的信息而迅速得到回报。哈兹尔廷则认为，通过直接向市场提供药物这种较为冒险的途径，公司将会从研究中得到高得多的价值。现在华尔街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原先想以出售（遗传基因方面的）信息为目的的 Incyte 公司最近的市值约为 16 亿美元，而 HGS 则超过了 90 亿美元。（对一家新兴的公司来讲，去年能够实现 2,200 万美元的收入已经不算差了，这主要来自于出售经营许可权的收益。公司的经营亏损为5,100 万美元。）HGS 公司在基因组学领域唯一的的竞争对手是千年制药（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公司。这家来自麻省剑桥的药物开发商市值略低于 90 亿美元。

哈兹尔廷的另一个关键的举措是全力开发蛋白质药物。这项业务主要的不利之处在于：蛋白质是一种大分子物质，一般不能以片剂的形式口服，因为它们在消化道内会遭到破坏。因此，它们只能通过注射来给药，这将限制它们的市场潜力。（含有相对较小的分子的片剂，它们能够逃过消化系统的破坏而继续发挥作用）

然而，将蛋白质作为药物使得 HGS 能够很快地将药剂应用到临床──天然存在的蛋白质在体内没有毒性，与小分子片剂相比，这些蛋白质能够相当快地被制成药物，而小分子药物的开发则必须对无数的化学物质进行试验，并最终找到一种我们需要的调节体内过程的物质。HGS 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在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蛋白质。许多这样的蛋白质在体内都具有高度明确的作用，因此可以被用来修正体内那些失常的生理过程，并不至于引起可怕的副作用。（迄今为止大部分生物工程药物都是这类信号蛋白质，如生长激素、胰岛素以及抗贫血药物 EPO 等等）。另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制造这些信使蛋白质的基因在结构上都具有表露自己特征的基序，这使得基因组学的研究人员在面对从自动测序仪中喷涌而出的 DNA 序列时，能够有重点地抓住这些基序，而这是利用它们来开发药物的第一步工作。

每个星期五的早上，HGS 的二十几位研究人员都会聚在一起，讨论一周来基因方面的发现。前 HGS 的研究人员肯尼斯•C•森特（Kenneth C. Carter）回忆说：“那些会议非常激动人心”，森特现任阿瓦隆制药公司（Avalon Pharmaceuticals）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是一家位于盖瑟斯堡的基因技术方面的初创企业。“那种感觉就象是在一个大家还只有 T 型车的社会里，走进了一个停满了保时捷的停车场”，森特说。事实上，HGS 所发现的具有重要医用价值的基因比史克公司能够使用的多得多，因此，这两家合作者将多余的基因授权给其他的医药公司。这笔权利转让金已经使史克公司──去年和葛兰素威康公司（Glaxo Wellcome）合并──收回了投入的全部 1.25 亿美元的资金。“许多史克公司以外的人过去都认为我们支出得太多了，”公司前首席研究员，现在宾夕法尼亚州吉尔伯斯维勒从事咨询工作的乔治•波斯特（George Poste）说：“而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做成了本世纪最划算的交易”。

到 1995 年，双双当选《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当年封面人物并被冠以“基因之王”称号的文特尔和哈兹尔廷似乎在解开“密码的密码”的道路上一帆风顺。而实际上，表象的背后是，他们之间的合作已经崩溃了。事实上，从一开始，这种关系就像是怪兽哥斯拉（Godzilla）和金刚（King Kong）之间的关系一样。一位熟知内幕的前 HGS 公司人员回忆，在公司的一次战略性会议上，文特尔和哈兹尔廷相距数英尺坐在长型会议桌的一边。在会议的过程中，两个人都将带轮子的座椅移向桌子的中间。几分钟后，两把椅子几乎碰在一起。

由于担心文特尔的 TIGR 小组可能不会着重于寻找对开发药物有用的基因，哈兹尔廷在两人的着名的伙伴关系建立后仅仅几个月就启动了另外一个完全相同的 DNA 序列测定计划，这减少了 HGS 与 TIGR 合作的必要。随着两个公司之间的相互作用逐渐减少，文特尔和哈兹尔廷之间就 TIGR 是否在 HGS 依照条约规定审查并申请专利之前就发表关于新基因的发现这一问题发生了公开的冲突。 1997 年，两位“基因之王”正式断交，从而结束了 HGS 和 TIGR 之间的合作关系。第二年，文特尔将他在 TIGR 时期所开创的快速基因搜寻法搁置一边，大张旗鼓地成立了 Celera Genomics 公司，把目光投向了全基因组测序（尽管里面有不少废物）。

没有人疑文特尔在 Celera 公司采用的全基因组策略的价值。原因之一就是垃圾中有许多宝贝，例如许多调控基因表达的 DNA 片段。但是最近，哈兹尔廷的策略产生了更多能在华尔街炫耀的资本。尽管 Celera 公司实现的历史性的成就，投资者对 Celera 的估价却不及 HGS 的叁分之一。如果 HGS 的药物在临床试验中取得进一步进展的话，这个差距还将急剧增大。莱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的生物技术分析师雷切尔•莱昂尼（Rachel Leheny）说：“HGS 抓住了很好的机遇，成为第一个从投资基因组学中获得大量回报的公司”，在过去的几年中哈兹尔廷为使公司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采取的一些举措是“非常聪明”的，莱昂尼说。

举措之一是向一家制药投入 7,000 万美元巨资生产蛋白质药物──这项投资看来具有先见之明，因为当时这类药物的工业生产能力正日渐短缺。1999年，哈兹尔廷将生物技术领域最具权威的药物开发人员之一，戴维•斯坦普（David C. Stump）从基因技术公司（Genentech）“引诱”到自己门下，让他负责 HGS 的临床试验。最重要的是，哈兹尔廷通过合伙的方式大大扩展了公司的药物产品线。去年秋天他又实施了一次精明的收购行动。这种新的伙伴关系使得 HGS 有能力开发单克隆抗体（MAB），一种蛋白质类药物，这些药物能够象“智能炸弹”一样自动识别并作用于肿瘤细胞和其它病源组织。莱昂尼说：HGS 公司的第一颗“重磅炸弹”有可能是一种单克隆抗体，它被用来治疗诸如狼疮和关节风湿及类风湿等自身免疫疾病──HGS 计划于今年开始这种药物的临床试验。

HGS 去年 9 月以价值 1.2 亿美元的股票完成了对 Principia Pharmaceutical 公司的收购。这笔明智的交易使 HGS 取得了制造一类新药的关键技术，而这些药物的前景才刚开始在华尔街引起注意。这类被称为白蛋白融合蛋白（albumin-fusion proteins）的药物是由与一个称作白蛋白的血液中的蛋白质连接的蛋白质药物分子组成。这些由两部分组成的分子在体内能够保持不被降解，从而使药物对疾病的治疗效果能够持续数天之久，而相比之下，现有的蛋白质药物的效力仅能持续短短的几个小时。

第一个这类产品是一种被称为 α－干素的增强免疫能力的物质，现在已经进入治疗丙型肝炎──一种病毒性肝脏疾病的临床试验阶段。今年 6 月初，据称他们又将进行血清蛋白融合生长激素的试验。哈兹尔廷说，随后将有更多的这类药物问世，他预想用这种技术使生物技术领域一大批专利即将到期的重磅炸弹恢复活力。他补充说，由于这类融合药物将以那些已经证明了具有良好效果的药物为基础，它们的开发成本和风险也相对较低。

HGS 最近还有更多的好消息：按照计划，6 月 30 号公司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哈兹尔廷兴奋地称之为“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6 月 30 日这一天是一份合同的期满之日，根据这份合同，HGS 大部分研究发现的所有权属于制药业合伙人。从此以后，HGS 就可以自由选择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此外，HGS 公司此前的一些基因发现，只要与其合伙的制药公司没有对其进行“积的”的研制，那麽其所有权将还给哈兹尔廷的公司──这是一个潜在的宝库，它不仅会使公司在几年内源源不断地推出产品，同时也为新合作者提供了赚钱的途径。与许多的生物技术公司不同的是，HGS 公司有经济实力在选择未来的合伙人方面挑叁栋四──在 1999 年 6 月到 2000 年 12 月之间，它筹集了高达 18 亿美元的资金，为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提供了充足的现金。

如果说哈兹尔廷的所作所为存在什麽问题的话，他的主要难题可能是，在 HGS 的药物五年后开始投放市场之际，寻找一个新概念来替代“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大力神海格立斯（Hercules）的腾飞──海格立斯是解救普罗米修斯的英雄。究竟哪一位 HGS 公司的主管会在年度报告中与力大无穷的解放者的画像并列呢？还是把这作为一道习题留给读者吧。

译者：赵茹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