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前迈出的一大步

光明的前景：在中国中部的河南省，夏日的炎热是如此暴虐，你会感觉太阳整天都像一只灼热的手烙在你的额头上，直到晚上临近八点前太阳终于落到地平线下，你才能松一口气。44 岁的陈子兰（音译）成年后一直在烈日下的一小块田地上辛勤耕耘。在她眼前麦浪翻滚，一望无边。她肤色黝黑，皱纹深刻，像未经切割的烟叶，显现着连年劳作的艰辛。陈子兰、丈夫张宏力（音译）以及叁个孩子栖身于紧靠她耕种的土地的两间狭小的房子里。除了电，他们的家与中国祖祖辈辈的农民没什麽区别，依然过着 19 世纪式的艰辛生活（每天陈子兰和村上的农民最少工作十个小时）。他们非常贫穷，陈子兰每个月只能挣大约 40 美元。在过去 16 年里，陈子兰独立支撑着整个家庭。丈夫由于动脉炎症在 1987 年割去了一条腿膝盖以下的部位，他从此便没再下地干活。

今年七月上旬的一天，陈子兰同往常一样，又在烈日下劳作了十个钟头。但是这一天，对张宏力全家来说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一天将改变一切。在数百英里以外的北京，张家的长子张新（音译）做了一件村上男孩子们从未做过的事情，主修计算机的张新从被称为中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著名的清华大学毕业了。毕业叁天之后，张新乘火车回家探望父母。在开始他新的人生道路之前，他要休息一个月。

几个月之前，他已经在北京的华为公司──一家你也许还不曾听说，但可能马上就会听说的中国公司──得到了一个职位。华为公司生产蜂窝电话网络基础设施等产品，这家公司已使在中国的诺基亚（Nokia）、爱立信（Ericsson）等大公司感到了威胁。

张新生于 1979 年，即邓小平将中国推向市场经济从而改写了现代中国发展方向的那一年。像成千上万个中国人一样，他生活条件得到的巨大改善得益于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向世界进一步开放，他现在正准备抓住下一步改革带来的机会。中国在年底将加入 WTO──总部设在日内瓦负责监督和促进全球贸易的国际组织，从此中国在经济自由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但是，这种转变不是单向的。它可能会通向繁荣和进步，但如同中国政府所清楚地了解的那样，它也可能会通向陷阱──巨大的陷阱。在今后的十年里，中国将以难以想象的规模经历前所未有的转轨。如何处置庞大而又缺乏竞争力的部分──将成为一个紧迫的命题。尽管目前的舆论普遍乐观，但邓小平所称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尚未得到完全解决。随着中国加入 WTO 日期的日益临近，中国正在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中国还将有几百万人失业。因此，社会动荡事件──在外国投资者通常不会涉足的穷困地区时有发生──不可避免地将有所增加，因为在许多地方，失业将使穷人愈加贫困。

这些地方包括张新即将离开的河南。他在七月份驶往家乡的火车上向《财富》杂志记者讲述了他面临的机遇和肩负的责任。他能够将他贫困的家庭带入 21 世纪。作为华为公司招募的尖子雇员，不久他将有能力在北京为自己和父母负担足够大的居住空间。到那时，他母亲在河南麦田里的劳作生涯将告结束。“我向她作出了这样的保证”，他说。

那些相信属于中国的时代眼下已经到来的人说，你需要将中国当作一部完整的电影而非“快照”来欣赏，因为“快照”有可能是丑陋的。而像张家这样的故事构成了“中国：一部电影”的核心内容。中国在 30 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宛如一帧活动的画面，数以亿计人口的生活水平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得到提高。这个国家在邓小平宣称致富光荣二十年之后，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活跃的出口和强劲的国内需求的支撑下，中国以每年 8% 的速度增长。仅去年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660 亿美元。在持续数年的关于 13 亿人口的国家将带来滚滚财源的神话渲染下，国外大公司的总裁们对中国经济将继续增长的信念已根深蒂固。

中国为加入 WTO 的长期等待恰恰增强了这一信念。的确，在资本主义历史上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一次亮相并非是 2008 年奥运会的申办成功，而是取得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资格。“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转变时刻，”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总裁亨利•保森（Henry Paulson）说。作为加入 WTO 的部分承诺，成员国为促进贸易流通应扩大进口。例如，根据美国亚洲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的保守估计，北京加入 WTO 将促使其对美国商品的购买金额从 1998 年的 190 亿美元上升到 2009 年的 440 亿美元。

但是，加入 WTO 的意义要远大于这些数字。第一，世贸组织的规则和章程使尼克松时代以来美国政府就存在的一个目标具体化。这一目标是：将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之中。现在，在许多方面，中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中坚力量──它正以逐渐加快的速度吸引外国资本和公司。在这一过程中，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以及在技术食物链上的地位迅速提升，中国正在改写许多产业的经济学。简单地讲，将中国融入到世界贸易循环系统之内而不是游离于这个系统之外绝对是一件好事情。它将使北京受到全球贸易规则的约束──从降低关税到反倾销制度，大幅度削减限制分销和零售的规则，甚至（不管你相信与否）对知识产权盗版的严厉惩罚。如此，加入 WTO 将影响中国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想到中国从事商务活动的外来者来说，正像保森所说的那样，“入世”意味着“更多的透明度和更完善的规章”。对于处处讲关系的中国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

但是，在详细描绘“入世”将带来什麽之前，搞清楚它不会带来什麽也非常重要。加入 WTO 本身不会造成任何在中国的外国公司的成功或者毁灭。即将产生的一些变化将是逐步发生的，贸易自由化将以逐渐加快的速度在 20 年的时间内完成。麦肯锡（McKinsey & Co.）大中华区董事长欧高敦（Gordon Orr）说，“任何认为中国加入 WTO 将使得外国公司转眼之间超过中国公司的草率结论都是错误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第一件需要记住的事情是，即使是在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行业，改变也需要时间──比 WTO 规定的五年过渡期更长的时间。以汽车制造业为例，由于削减关税和取消对分销的诸多限制将导致根本性的变化。德国罗兰贝克战略咨询公司（Roland Berger & Co.）刚刚发布的中国“入世”对全球汽车业影响的分析报告是以这样的刺耳语调开始的：中国加入 WTO 后可能发生的第一件事是本地厂商将得到“更多的保护”。中国有 120 多家汽车和卡车生产厂家，在一些省份，这些企业为当地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些工厂的绝大多数最终将被淘汰出局或与五六家占据中国市场的全球性汽车公司合并。这一严酷的现实毫不意外地让中国的许多行政官员坐立不安。罗兰贝克公司中国区负责人绪坚（音译）叙述了他最近与一位掌握实权的中国省级官员的谈话。在谈话中，绪坚问这位官员：如果面临保护本地汽车企业的利益或是遵守 WTO 原则（北京将命令地方政府遵守这些规则）的冲突，他将做何选择？这位官员不加犹豫地回答：“我将保护本地企业。”

这种现实可能将最终证明，那些谋求成为中国市场“局内人”的外国公司的做法是明智的。这些外国公司为此曾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并经受了无数挫折（更不用说损失）。在美国汽车制造商中，“局内人”便是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通用汽车公司现在与其在中国的主要合作伙伴上海汽车工业总公司一起合作生产了两种型号的客车。根据 WTO 原则，通用汽车公司在购买零部件时将享有更大的灵活性（关税也将大大降低）和生产能力，这无疑将有助于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因此，通用汽车将很容易在今后大约十年的时间里成为在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五、六家主要汽车制造厂家之一。

那些被中国市场完全排除在外的国外大公司亦将受益。例如，现在中国的银行业主要为少数几家大型国有机构所割据，许多年来这些银行的基本工作就是给表现不佳的国有企业提供资金。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些银行现在的坏帐与日本银行的水平差不多。由于这些银行的触角遍布全国以及各种关系的错综复杂，没有哪家外国公司会直接与这些银行竞争。花旗银行（Citicorp）相信，随着数百万中国人收入的迅速增长，尤其是在中国繁荣的东南沿海地区，全力推进信用卡和住房贷款是明智的选择。这种观点也许是正确的。当然，中国本土在零售业务方面的行家里手──中国银行──也知道这一点，中国银行已经向消费者发行了数千万张“长城卡”。但是，即使中国银行占据先机──2005 年是中国市场将向国外开放的时刻──很少有分析师对中国“入世”之后花旗银行将以其行销全球的产品在中国赚得丰厚的利润这一点表示怀疑。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音译）对此也没有怀疑：“我们知道将面临来自所有的国外竞争者的激烈竞争。我们现在的全部任务就是为此做好准备。”

加入 WTO 所带来的某些不起眼的变化，日积月累后其重要性也不可忽视。以缺乏竞争的分销和零售领域为例。将产品发送到市场，然后卖掉这些产品，是成功的关键。但在现在的中国，这可能是一场恶梦。企业不能建立自己的分销链、服务中心或经销商网络，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依赖当地的合作伙伴。许多外国公司发现，这样很容易出现麻烦。比如，你的主要分销商可能也是你的主要竞争对手的分销商。

加入 WTO 将会改变这一切──这就是像卡特彼勒（Caterpillar）这样的美国公司一直期盼中国早日“入世”的原因。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工地，新的高速公路、大坝、高楼大厦和居民小区比比皆是。对于卡特彼勒公司来说，中国无疑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市场。但是，卡特彼勒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并不活跃。从某种意义上说，原因很简单：卡特彼勒的产品对于中国的购买者来说价格太高。建筑业如同在汽车行业一样，充斥着效率低下的小企业，这些小企业简直可以将产品白送出去。卡特彼勒公司香港的中国区总裁理查德•卡勒（Richard Kahler）说，“目前中国这一行业的需求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但价格却在下跌。”

虽然它将提高在本地制造产品的数量，但卡特彼勒在中国决不会沦为廉价货。出于这一原因，建立遍布全国的经销商和维修中心的销售网络，从而改变顾客对购买如液压挖掘机等产品的想法，对卡特彼勒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大部分购买者唯一关注的事情就是价格。卡勒说，他们需要认真考虑的是效率。卡特彼勒的产品能够使用更长的时间。当这些产品出现故障或者需要零部件的时候，卡特彼勒的服务网络能为顾客及时提供服务。卡勒坚持认为，卡特彼勒的“价值概念”（借用商学院的说法）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卡特彼勒需要的是一种外部环境，从而为对此不甚明了的顾客提供了解这一理念的机会。一个独立的发送和零售网络──世贸组织的规则将允许卡特彼勒建立这样的网络──将使这一教育过程成为可能。

尽管中国“入世”可以为外国公司带来益处，但如果没有大批国内拥护者的话，这一想法也难以实现。中国一些领导人清楚地知道，在中国国内存在着拥护“入世”的阶层。最明显的拥护者是消费者，尤其是迅速增加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在中国，现在有 1.2 亿人每年拥有 8,000 美元以上能够任意支配的收入。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估计，到 2010 年，这一阶层的人数将增加到近 5 亿人。他们的购买力将随着价格的降低以及商品种类的增加而不断增强。“入世”拥护者还包括一些国有企业。以正在国际运输业崭露头角的中远运输有限公司为例，其将获得的收益显而易见。总裁魏家福（音译）说，公司面临的一大问题是那些开往美国装载着出口物资的集装箱货轮回国时“大多数时候是空的。”他说，如果中国“入世”能够刺激贸易双向发展的话，“对大家来说都是件好事情”。

其他入世支持者的理由乍看起来则不那麽明显。从上海出发，沿着运河北上一个半小时，便可到达制造拖拉机的中国国有企业──东风农业机械集团的所在地。乍看上去，东风集团就像是在“入世”之后将被挤垮的那类企业。它的大部分生产线属于劳动力密集型，效率低下。东风集团非常渴望与国外公司如迪尔（Deere）或 CNH 合作。但是，像李建明（音译）总经理所说的那样，农业机械行业主要的国外公司现在都已经有了国内的合作伙伴。同时，东风集团的销售对象──中国的农业部门，将比其他部门更加严重地受到“入世”的影响。在从现在起的二十年时间里，中国的许多农民将不得不改行，或者根本无事可做。

如果中国政府能够严格遵守 WTO 规则的话，东风集团对“入世”的态度并不完全是恐惧和反感。因为如果中国“入世”的话，尽管外国竞争者的产品关税将得到削减，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东风集团的日子反而会变得好过起来。不要以为只有微软公司和 Gap 这样的公司才关心知识产权能否在中国受到保护，东风集团也关心这一问题。事实上是非常关心。70 年代初期，毛泽东下达中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命令，东风集团被下令无偿公开其拖拉机设计技术。当年的做法至今依然对东风集团产生影响。对于中国农民来说，东风是低廉价格的标志，用中国国内的标准衡量，也是一个相对可以信赖的品牌。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其他的农机公司也在使用东风的发动机，并将其作为自己的产品销售，有时甚至用东风品牌来销售自己的产品。“我们希望随着中国‘入世’，这一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东风集团副总经理孙良军（音译）说。

这是“入世”产生的变化可能给中国和外国企业带来的益处。从经济上看，“入世”对中国来说不是一千处伤口引发死亡，它是一千次缝合挽救生命──数千处大大小小规则的改变将使得经济增长更快、效率更高。这同时意味着更多的资金投入，更高的生产率以及国民更高的生活水准。

然而，目前在外国投资者和中国问题专家中流行着一种“从 30,000 英尺高空观景”的观念──Monitor 中国顾问公司总裁丹尼斯•弗雷德•西蒙（Denis Fred Simon）这样形容这种观念──即所有这些可能都只是一种承诺，即从现在起到所有的法规最后到位，几乎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但是，在地面看到的景致与从 30,000 英尺的高空观看的景致却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暗藏的陷阱：即使是对一个 13 亿人口的大国来说，2,500 万人口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据摩根－士丹利公司经济师安迪•谢（Andy Xie）估计，由于“入世”中国所必须进行的产业重组，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中国的失业人口可能将再增加 2,500 万。

要想了解中国在“入世”问题上所面临的巨大风险，重要的是必须了解，尽管中国在过去二十年中取得了无以辩驳的进步，但在今天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经济等级制度：各行业的公司被分成了“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一等公民”是那些在深圳、上海、或香港等地上市的公司。这些公司已经从大型国有企业的母公司中剥离出来，它们手中通常拥有最好的资产，因为这样可以在上市时得到更佳的评估。而数目庞大的未上市的国有企业，从很大意义上来说则是作为缓冲社会压力的阀门，而不是经济上合理的、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他们雇用着大量的职工──仅中石化公司一家企业就雇用了 100 万名以上的职工──同时，还沿袭着社会主义制度负担职工生老病死的传统，这些福利包括享受费用低廉的医疗和教育。

但随着“入世”带来的低关税，大大增加的来自境外的竞争压力将同时冲击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这将使中国每个国有企业的日子都更加难过。

中国经济的大部分领域显然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以东风汽车公司──中国最大的卡车和汽车制造企业之一为例。如果评选最不适宜作为全球汽车和卡车生产基地和总部的地点，坐落在中国中西部湖北省崎岖不平的西北山区的东风汽车公司至少能入围决赛。东风汽车公司成立于七十年代。曾创造了许多口号的毛泽东最喜欢的一句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担心──由于与前苏联的边界冲突，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中国有可能随时遭到核武器的攻击，他下令在一个叫十堰的偏僻山村生产军用卡车。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十堰的位置都堪称偏僻。这种地域上的隔离使得向那里运送零部件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十堰有多达 30 条装配线，主要生产各种型号的卡车。东风汽车公司的厂房座落在十堰以及数百公里以外的襄樊，整个公司雇用数千名工人。与中国大部分的国有企业一样，东风的资产非常复杂：其中包括与康明斯公司（Cummins Engine）成立的一个合资企业，在襄樊的一个世界级的卡车发动机生产厂，但这家工厂的好几条卡车装配线却决不是一流的。领导东风汽车公司的苗圩（音译）是一位直率而又充满智慧的前政府官员，他知道，随着关税的降低，东风汽车公司可能会被排挤出中型卡车的市场，因为国外厂家如五十铃（Isuzu）和沃尔沃（Volvo）在这一市场上更占据先机。在汽车和卡车制造领域他现在还没有世界级的合作伙伴[在汽车制造领域，东风汽车公司主要和雪铁龙(Citro憂)合作]。同时，他知道职工的人数必须削减，而这在十堰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在东风汽车公司等几家大企业所在的襄樊，已经出现了领导层最不愿意看到的问题：容易引起麻烦的失业。襄樊市有 40 多万人口，尽管东风汽车公司目前还没有在襄樊裁减太多的职工，但它周围许多小型的国有企业已经大量裁人。一个其父母都被当地国有企业裁减下来的年轻人说，当地曾有下岗职工进行过示威游行。他批评新近沿河修建的步行商业区，诘问为何没有将一部分钱花在他父母和城市里日渐增加的其他下岗职工身上。如果东风汽车公司在入世后再裁减人员，在襄樊市这个没有更多的替代就业机会的地方，失业人数将急剧膨胀。

政府很清楚在国内普遍存在的两难境地。“很多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经理都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能够应付全球性竞争的挑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德华•斯廷菲德（Edward Steinfeld）说。“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看法是错误的”。在中国东北辽省──这里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摇篮，分布着几百家大型金属生产企业。其中最大也最出名的公司是鞍山钢铁公司（这是 1997 年香港回归之后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红筹股”公司）。1995 年以来，该厂已经削减了 3 万个职位，但职工仍然有 16.5 万人之多。公司总裁刘杰（音译）说，职位还要继续削减。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公司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何时削减这些富余人员。鞍山钢铁公司最终将与极具竞争实力的韩国 POSCO 这样的公司竞争，目前 POSCO 的生产效率比鞍钢高出六倍：POSCO 有 2 万名员工，钢产量为 2,600 万；鞍钢有 4.3 万人，钢产量仅为 930 万。

但是，如同刘杰的一位副手白京普（音译）所说的那样，鞍钢要操心的事情远比盈利复杂得多。“毕竟这些工人在鞍钢工作了很多年，你不能仅仅因为‘改革’便将他们推向社会”。白的道理很简单：“如果政策被误导，伤害了许多人，就可能使人们转而全盘否定政府。在我们的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入世”引发的变革问题上，中国大企业和中国经济（需要面对不断提高效益和加快增长的压力）所关注的焦点与担心引发社会动荡的政府所关注的焦点是不同的。这一点将是中国今后 10 年所面临的主要难题。为了使“入世”能够像乐观派所预期的那样顺利，从经济角度来讲，意味着中国需要完成一项难度极大的任务，而且不能出现大的差错。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将在过去 2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的每年 8% 的经济增长率再保持十年，以创造就业机会吸纳大量的下岗职工；这意味着中国必须迅速建立更加严密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也是 7 月上旬政府宣布每只新股所得 10% 的发行收益将划入社会保障基金的原因；同时政府也将不得不允许更多的人口从贫困地区迁移到相对富裕的城镇地区。

这些贫困地区，毫无疑问包括张新的家乡河南的小麦种植区。张新的母亲不知道，中国入世最大的受益者可能包括效率极高的国外小麦种植者。德意志银行证券公司（Deutsche Bank Securities）在香港的的首席经济师马军（音译）预测，在今后十年里，中国对小麦进口的需求可能相当于现在全球小麦需求量的 6%。

对消费者而言，进口价格更便宜的小麦是个好消息。但是，对于张新一家（这一切归功于张家聪明的儿子）即将离开的家乡来说却不是。张新一家即将离开了。但对于他那个村庄的农民以及数百万其他农村和城市居民来说，今后的十年里，艰难的生活将变得愈加艰难。他们对这一现实的反应将决定中国目前超常的增长能否保持下去。如果不能的话，形势也许会急转直下。今天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关于中国“入世”的乐观情绪也许将被证明是合理的，但是就像在河南人们讲的那样，最好不要把农田当作赌注。

译者：孙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