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的公司都在按照美国化的方式运行

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谈话节目《现场问答》（Question Time）中，现场观众对美国进行了 30 分钟的抨击，曾担任克林顿政府驻英国大使的菲利普•拉德（Philip Lader）在听完观众们的批评后，可以说已经是眼含热泪了。恐怖分子袭击纽约世贸中心大楼事件发生还不到 48 小时，人们已经在大声疾呼，这是美国咎由自取。一位身着红色运动衫的金发男子喝斥道：“这一切完全是由于不可一世的美元一心只想把美国人的方式传播到全世界每个国家而造成的。”

尽管拉德说收到了一千多封英国人发来的电子邮件，对拉德所遭受的痛斥感到震惊，但是那位身穿红色运动衫的男子对美国影响力方面的看法还是正确的。至少在商界，全球化就意味着美国化。过去几十年里，当美国公司向海外扩充市场，在全球各地树立麦当劳（McDonald）的拱形标志和可口可乐的图标时，外国公司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美国人的商业行为。德国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DaimlerChrysler）的于尔根•施伦普（J焤gen Schrempp）、法国达能集团（Danone）的弗兰克•里布（Franck Riboud）以及芬兰诺基亚公司（Nokia）的约尔马•奥利拉（Jorma Ollila）纷纷站到了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一边，高声赞颂股东至上理论。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你能找到更多美国化的追随者，过去十年中，在这里上市的海外公司翻了两番，从 1990 年的96 家增长至去年的 434 家。自9 月 11 日以来，至少又有半打以上的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中包括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法国的能源与水处理公司苏伊士公司（Suez），以及成立于1892 年的荷兰贸易公司 Van der Moolen。

这股潮流会持续下去吗？抑或一小撮中东地区恐怖分子发动的袭击事件所造成的恐慌将促使整个世界拒绝接受美国人的商业思维？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一些公司已经开始抵制美国人的处事方式，但是全球性的商业游戏规则所波及的范围实在是太深远了。位于意大利都灵市的菲亚特公司（Fiat）的董事长保拉•弗雷斯科（Paola Fresco）说：“无论是在意大利、印度，还是美国，人人都在读杰克•韦尔奇的书。”弗雷斯科曾经担任过通用电气公司（GE）的副董事长。位于纽约市的猎头公司 Heidrick & Struggles 的董事长约翰•维内（John Viney）是个欧洲人，他说：“唯一持久而又有效的商业模式是美国式的。美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有商业文化的国家。而其他大部分国家都还在努力营造这种文化。但美国人从不高谈阔论他们赚钱的方式是否正确，也不太在意这样做是否会降低他们升入天堂的机会。”

在商界，美国人的统治时代始于二战之后，当时，诸如 IBM、凯洛格（Kellogg）、福特（Ford）以及麦当劳这样的公司纷纷开始开拓海外市场。在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讲授战略与国际管理课程的副教授朱利安•伯金肖（Julian Birkinshaw）说：“你可以说我无知，但我是在 60 年代长大的，我一直以为福特和凯洛格都是英国公司。”美国公司在海外的不断扩展使数以百万计的外国人认识到了美国人的商业实践模式。但是，许多国外公司直到柏林墙倒塌、日本经济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以美国为首的技术浪潮到来──之后才开始纷纷效仿美国人的经营方式。

在东欧及前苏联国家，一批美国的银行家和管理咨询人士向当地渴求新思想以及西方消费商品的人群传播了私有化和企业化的观点，正是这些银行家和咨询顾问推动了当地的社会转型。前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次发行的国债就是由佛罗里达大学法学院（University of Florida's law school）的两位大学毕业生策划完成的，他们二人碰巧都在日本野村银行（Nomura）工作。在东欧及前苏联以外的土地上，还是这批人在为许多国有公司出谋划策，说服它们突然间纷纷开始在股市上出售股票。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统计，从 1990 年到 2000 年全球有近一万亿美元的国有公司资产被私有化。

与此同时，施伦普于 1993年将戴姆勒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从而在非美国的公司企业中掀起了一场革命，这使得德国的首席执行官们惶恐不安，他们警告施伦普说，他会发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规章形同虚设。而施伦普却说：“我们想在世界上最富竞争力、规模最大的金融市场上立足。德国国内对我们的批评声不绝于耳。然而你只需调整自身从而适应这些规则即可。要做到这点最初会非常困难，但是对投资者而言，这样做会使公司的运营过程非常透明，而且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能确切地知道公司发生了什麽事，我们的目标是什麽，投资者期望得到的又是什麽。”

自那时起，似乎所有主要的外国公司都在按照美国人的方式运行。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新任董事长克劳斯•米勒（Klaus-Peter M焞ler）说：“如果明天早上我不能够经营一家美国式的银行，你最好还是让我离开现在的岗位。”在菲亚特公司，乔瓦尼•阿涅利（Giovanni Agnelli）为了培养其外孙，同时也是想当然的继承者约翰•埃尔坎（John Elkan）接掌公司的管理大权，让他与通用电气公司的旅行审计小组一道参加一项为期一年的任务，这支旅行审计小组所提供的在职商业培训也许是全美最棒的。过去十年里，印度的 Tata Steel 公司为了能跻身全球最佳的十二家钢铁生产商行列，进行了重组，在这期间它采纳了按照业绩颁发奖金的制度。在达能集团，里布现在正利用源于美国的经济附加值公式（economic value added）来衡量员工的工作表现。里布说：“这是个工具与语言的问题。如果我说 EVA，全世界都明白我要说什麽。”各个公司的布局也正越来越趋于美国化：英荷壳牌石油公司（Royal Dutch/Shell）曾经被看作是石油行业中的“政治局”，现在它已经用玻璃幕墙重新改造了公司的办公室，从而使高层管理者看上去更易于亲近，而且它还提升了许多女性雇员，以鼓励观点的多样化。

甚至在英国（美国在英式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搭档），美国化的趋势也已经在近几年当中蔓延开来。英国最着名的商业人士，英国石油公司（BP）的约翰•布朗（John Browne）──他的性格形成期是在美国度过的，并且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完成了在职工商管理硕士的培训──也挂上了首席执行官的头衔；而十年前人们却称他为执行董事。其他一些英国公司也在采纳美国人的做法，如认股权、首席执行官巨额一揽子薪酬，当然还有对不称职的首席执行官的突然罢免。布朗说：“美国人的商业实践能占据主导地位，这没什麽好吃惊的，因为美国公司的数量大大多于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公司，而且长期以来美国一直积极从事有关商业实践方面的职业教育，其坚持时间之长远非其他国家所能比拟。”

当然，商业上的专用语言同样也来自于美国。这不仅表现在法国的安万特公司（Aventis）、瑞士的 ABB 公司，以及德国的德意志银行均把英语当作了它们的通用管理语言，而且国际会计准则也与纽约市的金融会计标准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所设立的规则相吻合。今年 1 月新成立的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也是按照 FASB 的模式组建而成；前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负责主持该委员会的事务。甚至连日本，这个典型的办事透明度低的国家，为了提高会计准则的透明度也签约加入了该委员会。今年 7 月，日本以一个类似于 FASB 的全职委员会取代了原先非全日制的全国会计准则委员会，而原来的委员会自二战期间就已开始运作。

要了解美国的商业思想如何传播给下一代，且让我们来参观一所商学院。在巴黎郊区的 Insead 商学院的一个会计课程学习班中，坐满了来自荷兰、印度、中国、英国、德国和西班牙的学生，这里 80% 的教授都是在美国的商学院获得学位的。会计课上所教授的内容均是美国普遍接受的会计原则，市场营销课上所引用的也都是美国人的案例，甚至连组织行为课和商业道德课也都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美国公司上。美国商学院录取的外国学生也越来越多。过去十年里，哈佛商学院（Harvard）和沃顿商学院（Wharton）中外国毕业生的人数几乎翻了一番，占到整个班级的叁分之一。

了解了美国人的经商理念之后，你就不难理解为什麽美国成为了反对全球化人士攻击的目标。而且新一轮抵制某些美国价值观和做法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这一点在欧洲尤为明显。例如，大众汽车公司（Volkswagen）的首席执行官费迪南德•皮夏（Ferdinand Piech）就公然回避股东至上的观点。他曾经指出，顾客和员工的地位同样重要。皮夏还反对各种让公司更开放的尝试：最近他的家族公司保时捷（Porsche）自愿从某项德国指数中退出，因为它拒绝遵守按季度发布公报的要求。保时捷公司认为，季度公报的制度损害了长期投资的能力。

伦敦证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也拒绝实施季报制度。为了统一欧盟（EU）内部各交易所的上市要求，欧盟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当欧盟就建议的规章征求各方意见时，伦敦证券交易所说，半年一次的公报已经足矣，因为它要求各英国公司及时通过证交所自身的新闻服务报告所有重大事件。为什麽要背离美国的制度？为什麽要背离欧盟建议的规则？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发言人雅曼•史密斯（Jamin Smith）回答说：“我们为什麽不能？这里是英国，我们有严格的程序，它们都行之有效。”

美国的资本市场是全球规模最大、透明度最高的资本市场，仅凭这点原因就很少有外国商人彻底拒绝美国人的行为方式。然而，美国人的商业价值观要想继续长盛不衰，就必须有所改观，至少在美国以外应该有所调整，并且还应该把目标因素考虑在内，而不仅仅是把目光盯在提高季度利润上。员工福利、当地文化、环境问题，以及非政府的行动主义团体都是必须要应对的问题。南非的一位管理咨询顾问托尼•曼宁（Tony Manning）在伦敦参加韦尔奇的新书签名活动时说：“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转变。他们认为自己的时间和生活比公司更重要。”位于伦敦的瑞银华宝公司（UBS Warburg）的副董事长肯•科斯塔（Ken Costa）说，从 9 月 11 日起，“商业经营中的软性话题骤然间变得严肃了许多”。

即便如此，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商业领域要想抛却“中子弹杰克”（Neutron Jack）的管理精粹仍然是不太可能的。以俄罗斯为例，在经历了十年不择手段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俄罗斯的证券委员会根据美国公开、诚信、透明的实践原则规划出了一套公司管理准则。俄罗斯证券委员会主席伊戈尔•科斯季科夫（Igor Kostikov）说：“过去十年里，俄罗斯的商界出现了各种各样滑稽可笑的事情，这之后俄罗斯商界亟需建立规章制度和道德准则，而且它也希望能像世界其他商业领域一样正常运作。没人认为这是美国化。我们认为它是全球化。但对于来自美国的事物我们也不会抵制。”

译者：钱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