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效应 - 财富中文网

吉耶尔莫•佩雷斯（Guillermo Perez）不久便要从一所着名大学里毕业，拿到经济学学位，若是在另一个国家里，他很可能正向往着这样的美好前景──进入金融界，也许是在一家美国跨国公司里找到一份职业。但这是在阿根廷。所以，24 岁的佩雷斯没有呆在家里润色他的简历，而是在元旦那天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举着一面印有锤子和镰刀的旗帜，和他一起的抗议者们则手执木棍、铁管和各种各样的投掷物。他们正准备同执政的庇隆党支持者们干上一场。

就在双方开始互相扔石块和人行道地砖前的几分钟，佩雷斯讲述了自己走上街头的原因。他父母都是教授，以前住的是中上阶层社区里一所有四间卧室的房子。可是，接连几年的经济衰退和政治混乱迫使他们一而再、再而叁地搬家，公寓越搬越小，地区越搬越穷。“以前的收入还可以维持到月底，”他说。“可是，在过去的五年里，情况越来越糟糕。”

离那里几个街区远的地方，阿根廷国会正在挑选该国两个星期以来的第五位总统，但佩雷斯却对此不抱多大希望。“我们国家过去是个富裕的国家，却被它的领导者越搞越糟。”他的这番话说出了从超豪华的阿根廷游艇俱乐部会员到拉马坦扎郊外贫苦工业区的失业者的心声。对那些把阿根廷变成拉丁美洲自由市场经济的化身并且使大银行、石油业乃至邮局私有化的改革，佩雷斯是怎麽看的呢？“由于那些腐败政客的原因，这些改革在阿根廷不起作用，”他说。“自由市场只对大公司有好处，在平民身上却行不通。”

在几分钟后警察赶来制止这场恶斗时，佩雷斯和他大学同学们已经躲进了一条小巷。但是，他们对阿根廷领导人的愤怒、对经济接连几年下滑的不满和悲观情绪依然同催泪瓦斯一起漂浮在上空。感到厌倦的不光是学生，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中年家庭主妇们动辄上街游行，敲打着锅碗瓢盆，反对每月只许在银行提取大约 1,000 美元现金的限制规定。阿根廷人一度认为只与其他拉美国家而不是自己的国家联系起来的赤贫和犯罪现象正在抬头。48 岁的卡洛斯•苏尼诺（Carlos Zunino）的遭遇已经屡见不鲜：他过去在银行做出纳员时每年的收入曾经高达四万美元，如今改行开出租车，收入只有过去的叁分之一左右。阿根廷人给他们的中产阶级起了一个绰号，叫做 la clase tuvo，即“曾经有钱”的阶层。

尽管前景黯淡，阿根廷却不太可能引发一场类似 1997 和 1998 年从泰国蔓延到其他亚洲国家的“金融传染病”。迄今为止，投资者还钟情于拉美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巴西和墨西哥，那里的货币和股市依然保持适度稳定，尽管它们的南方邻国出了乱子。相比之下，如今的危险在于眼下所谓的“政治传染病”──即不断升级的社会动乱及由此导致的旧式军政府或新兴左翼民粹政府的上台。那些因上一回在 1970 年代涉足政界而至今失意的将军们好像不太可能卷土重来。但是，民粹主义者，与美国抗衡的领导人乌戈•查维斯（Hugo Ch噕ez）已经在委内瑞拉执掌了大权。有关专家还担心，阿根廷所面临的问题有可能帮助民粹主义者以同样的程序在巴西站稳脚跟，该国定于今年秋天举行总统选举。

政治传染病的威胁与由其所造成的经济恶果之间如果有什麽区别的话，那就是它比后者更令人担忧。墨西哥和巴西毕竟都经历过 1990 年代的经济恐慌和货币贬值，但不久就从中恢复了过来。该地区的政局如果发生变化，其后果将比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更长，拨乱反正也更难。这就是阿根廷的经济──70 年前曾位居世界十强之列──下滑为什麽不仅仅是边远地区的又一场金融风波的道理。这场日益加深的动乱有可能使进行了十年的自由市场改革前功尽弃，尽管这些改革已经改变了从里奥格兰德到麦哲伦海峡各国的社会状况。拉美第叁大经济体阿根廷的崩溃有可能使这个民主思想一度占上风的自由主义阵营中的坚定成员退回到数十年阻碍发展的国家集权的政治和经济旧模式。

在此同时，阿根廷的连续两起重大事件──去年 12 月拖欠偿还 1,420 亿美元的外债以及最近的货币贬值──使美国公司面临着一场即将到来的沉重打击。花旗集团（Citigroup）估计持有数十亿美元的阿根廷债务，而摩根大通银行（J.P. Morgan Chase）早已宣布它有大约 5 亿美元的贷款面临偿还风险。1 月 14 日，Fleet-Boston Financial 公司由于阿根廷的这场灾难而推迟公布其收益状况；而像通用汽车（GM）和雅芳（Avon）等经营不同业务的公司都已经受到了阿根廷风波的影响。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它对于美国和欧洲公司的影响将会更加明显。在过去的五年里，阿根廷的外来投资总共有 500亿美元左右，而在 1999 年，福特（Ford）、可口可乐（Coke）和埃克森－莫比尔（ExxonMobil）等公司在阿根廷的销售额均超过了 10 亿美元。

最近几个星期里，对过去的有钱阶层来说，情况变得越发不妙。元旦那天当上总统的爱德华多•杜阿尔德（Eduardo Duhalde）大体上维持了银行提款限制，同时放弃了长达十年的保持阿根廷比索与美元固定汇率的政策。其结果是比索的官方比价贬低了 30%，这意味着任何进口货──如药品、技术、消费品等──如今的价格都将上涨大约叁分之一以上。另外，由于从购车贷款、公用事业开支到抵押全都以美元为主，这次货币贬值很可能意味着生活费用将大幅上涨。为了抚慰消费者，新政府答应可以用比索来还贷款、付帐单，但遭到了借出美元的银行和其他债权人的强烈反对，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收回的将是价值低很多的比索。

由于停止偿还外债，政府无法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或任何其他外国机构借到钱，唯一的出路只有多印比索。这将会使上一回在 1980 年代末导致阿根廷经济危机的恶性通货膨胀再度重演。“这就像一个迷宫一样，”经济学家奥兰多•费雷雷斯（Orlando Ferreres）说，他把自己国家的困境比作阿根廷最着名的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笔下错综复杂、希奇古怪的荒诞世界。

闹事者在国会大厦附近躲避着警察的橡皮子弹，比索的前途未卜，而距离那里只有几分钟路程的泰尔莫豪华住宅区里的居民们却聚集在咖啡馆里啜饮着泡沫咖啡。他们为何会如此镇定？问题的部分答案隐藏在于乌拉圭的科洛尼亚，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坐拉普拉塔河上的渡轮只需 45 分钟便能抵达这座建于 18 世纪的景色迷人的小城。乌拉圭是南美的瑞士，它的银行保密法律使科洛尼亚成了吸引急于逃避银行提款限制和美元存款冻结的阿根廷人的地方。有些银行，如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银行（ABN AMRO）在该地的分行星期六也开门营业，这样，阿根廷人就能在那天提到存款。当我走进这家银行询问前来提款的人是否来自阿根廷时，每个人都点头称是。但是，由于不申报海外帐户在阿根廷属于非法行为，这些顾客以及银行的职员对于《财富》记者和摄影师的到来感到不安。他们命令我们立刻出去，并且威胁说，根据当地保护存款人身份的银行保密法律，如果我们不交出胶卷，他们就去叫警察。

从很多方面来看，乌拉圭都是阿根廷人从国外提款的好去处。19 世纪初阿根廷独立之前，走私者便通过乌拉圭偷偷把金子运出当时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西班牙帝国。由于政界的腐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各阶层对政府缺乏尊重，使这一传统保留至今。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缴纳所得税；据估计，阿根廷经济中有高达 28% 的“非正式”成份，即“帐外交易”。

费雷雷斯说：“人民根本不尊重政客，政客也不尊重人民。”他以阿根廷人称之为“诺奇族”的政府雇员为例。“诺奇（gnocchi）”是一种按照传统在每月 29 日进食的面点。诺奇族每月只上一天班 ──在将近 29 号的某一天──只是去领取工资支票，于是人们便给他们起了这样一个雅号。费雷雷斯说：“政客们能够得到‘诺奇族’工资的一部分，所以这就像是一笔交易。”

诸如此类的腐败现象是政府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无法解决预算赤字的一个原因，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迫使它向国外借了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再借钱给阿根廷以偿还这些贷款的利息，从而引发了眼下这场危机，但费雷雷斯及持相同观点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继续借助于外债并不能解决危机。他说，代之以继续借债，政府应该平衡预算、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恢复人们对金融体制的信任，这样国民就不必再把钱藏到国外去。费雷雷斯还说，把 200 万阿根廷政府雇员的工资减少 20% 将有利于促使预算持平，但这种做法会遭到政客们的强烈反对。所以，代之以这 200 万人承受损失，所有的 3,700 万阿根廷人都感受到了创痛。

阿根廷能否走出这个迷宫？短时间里恐怕不行。和 1994 年的墨西哥或 1999 年的巴西不同的是，阿根廷现在面临的严重问题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而该国政府依然还在一小撮彼此关系密切的人的执掌之中，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都已经六、七十岁了，他们不愿同公共部门雇员之类的特殊利益集团对抗。而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初军人专制时期结束后成长起来的阿根廷年轻一代则认为，他们现在最大的希望是，这场危机能为新一代领导人执政开辟一条道路。不过，这恐怕也要历时数年。短期内所能看到的一个亮点是，近来的货币贬值至少应该能够提高阿根廷出口商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

目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唯一比美元更难找到的东西是乐观精神。不过，如果阿根廷真的能重整旗鼓，这应该归功于像 29 岁的安迪•弗莱雷（Andy Freire）和 31 岁的圣地亚哥•比林基斯（Santiago Bilinkis）这样的人。六年前，这两个人在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分公司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创办了 Officenet 公司，通过目录手册和网络销售商业办公用品。如今，这家公司成了阿根廷为数不多的成功典：它在各地的硅谷式办公分部（办公室里配有美式桌球）雇用了 200 人，其经营收入有望从去年的 5,500 万美元增加到 2002 年的 8,000 万美元。

尽管比林基斯和弗莱雷也想离开一片混乱的祖国，加入欧洲和北美日益庞大、有所成就的阿根廷移民队伍中去，但目前他俩宁可再等一等。“我对自己说，再多给阿根廷几个月的时间，”比林基斯说。“我要和阿根廷在一起。”哪种态度最终将占上风──是弗莱雷和比林基斯的审慎乐观，还是吉耶尔莫•佩雷斯等抗议者的沮丧和愤怒？拉丁美洲的未来，还有美国在西半球的利益，都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译者：王恩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