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还需要香港? - 财富中文网

就在不久以前，成千上万名香港居民还会为一栋尚未建造的 600 平方英尺（约 55 平方米）一个单元的公寓排起长队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今年早些时候，香港又出现了同样的排队现象，但这一次是为了参加在香港举办的首届中国招聘洽谈会（China Career Expo）。在两天时间里，超过 1.2 万名香港人付费与来自大陆的 100 家公司的招聘人员见面。正在考虑老家海南省的一个工作机会的 25 岁的何国强（音译）说,“很多香港人都将不得不到大陆寻找工作。”

今非昔比。在 1949 年后的数十年间，大陆人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位于中国南部海岸的英国殖民地香港。对于香港居民来说，让时光倒转令他们感到奇怪。

香港的问题不在于 1997 年香港的主权回归之后许多人担心会接踵而至的政治动荡。总的来说，中英政府的香港政权交接进行得非常顺利。驻守香港的解放军部队停留在兵营里；香港的法制系统赢得了大多数商界人士的信心；与亚洲其它地方相比，香港的商业活动依然在公平地进行，新闻媒验依然享有自由。尽管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并不十分受欢迎，但是他的第二次当选却没有引起以往英国政府任命香港总督时常有的波动。

让香港陷入麻烦的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香港的失业率已达到了创记录的 7%，这对于习惯于劳动力不足的香港来说是一个震动。房地产价格与最高值时相比下跌了 60% ，让多达 20 万香港人的房地产资不抵债。通货紧缩已经成为了区域性问题: 去年香港的物价下跌了 2.2%，而今年至少还要下跌同样的比率。自 1999 年起，香港个人破产率增长了两倍，而消费者信心指数则跌至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这不仅是一次普通的周期性经济低迷。香港的问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你可以将香港看做是一个绝好的，几乎是独家拥有的重要品牌。自从 1949 年起，当外国人想到在中国做生意时，他们便会来到香港。香港这个拥有高档旅馆的文明之地，通过为那些想到大陆购买或销售产品的人服务，扮演买办或中间人的角色而变得日益繁荣。自从 1978 年邓小平开始推行经济改革计划时起，香港的这种作用日益扩大，将香港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从第 23 位提升到第九位。它现在的出口交易占中国 2,600 亿美元总出口交易额的大约叁分之一。

问题是，香港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已经被削弱──这并非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是因为北京令香港保持低调，而是因为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了。中国的金融和法律验系一直处于不透明、落后、有时令人畏惧的状态。但是中国在向全球经济开放方面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意味着它不那麽需要香港了。像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和阿尔卡特（Alcatel）这样的跨国公司正逐渐将北京、上海和深圳看作是顺理成章和花费较少的替代城市，来代替香港这个他们在中国的经营基地。“对于在中国从事贸易活动的某些要素方面，我们曾经几乎拥有一种控制权，”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说。而现在情况已不再是这样。

更糟糕的是，从香港的立场来看，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正在向高端发展。例如，叁月份，甲骨文公司（Oracle）拒绝了高消费的香港，在深圳成立了研发中心。“香港不在中国大陆，”甲骨文公司亚太地区执行副总裁德里克•威廉（Derek Williams）对新闻媒验说,“而我们想要到现场去。”

在夸耀作为中国顶尖的商业城市方面，上海是香港公开的竞争者。当然，没有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想成为一个金融中心并非易事。但是考虑到北京一直在积极地宣传上海，以及外国公司在上海开设分支机构的热潮，上海可能最终将把香港赶到第二的位置。而目前的上海热和上海的地位使得其与 80 年代的香港十分相似。“香港正在经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瑞安集团（Shui On Holdings）董事长及香港主要房地产开发商之一罗康瑞（Vincent Lo）说。“现在，上海具有能量、远见和机会。”

罗正将自己的钱投向他所指的地方：他在上海有两个雄心勃勃的开发计划，他的企业超过一半的资产在大陆。香港当局无法指责他不够忠诚。董建华自己的家族企业东方海外（Orient Overseas）已经在上海、北京和杭州的房地产开发方面投资超过叁亿美元。

香港应该做什麽? 首先，它需要了解哪儿出了问题。

最根本的原因是香港变得自满起来。与大多数在市场上享有绝对优势的玩家一样，它失去了原来使其登上顶峰的洞察力。是的，香港受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和最近全球经济增长减缓问题的沉重打击。但是，它的许多最令人困扰的问题来自于内部。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造就香港经济成功的基础是发展房地产，低税收，小政府，稳定的货币，适应力强的劳动力大军，和富有效率、不过多进行行政干预的政府机构。今天所有这些支柱看上去都动摇不定。

最大的问题是过分迷信房产会持续升值。在英国统治香港时期，英国人建立了政府拥有所有土地、并可以将土地分割成块出售的制度。销售土地的收入归香港政府所有，这一过程降低了香港的税率。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人为的市场。而许多上市公司是地产公司，因而吸引了更多的资金投入地产业。这一事实更加剧了这一状况，结果导致了高昂的租金，这使得香港成为世界上做生意最昂贵的地方之一。

在 1997 年香港政权交接酝酿时期，香港的房地产价格进一步上扬。由于担心英国人会卖掉土地，将资金带回伦敦，中国坚持英国限制土地销售。到 1997 年 6 月，一套距离市中心很远、毫无吸引力可言的的 600 平方英尺的公寓住宅能卖到 50 万美元的价格。

在香港政权交接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开始出售更多的地产，香港地产的泡沫终于破裂──就如同亚洲陷入金融危机一样。房地产市场的崩溃给香港财政带来了严重损失。四年前，土地销售的收入为 85 亿美元；去年，土地销售的收入为大约 10 亿美元，远远低于 30 亿美元的预期目标。更糟糕的事情是，“地产即为财富”的心态削弱了企业家精神。罗康瑞说:“我们是在确信购买资产有价值的观念中长大的，而全世界其它地方则已经向知识型经济发展。”

然后是联系汇率问题。自 1983 年以来，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为 7.8：1。联系汇率结束了香港上升过程中的货币投机交易，对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起到了辅助作用。但是这一切也有其代价。当 1997 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许多亚洲的国家通过货币贬值减少了损失；但是香港却无法做到这一点。结果之一是迅速增加的失业现象，目前这一现象依然没有缓解的迹象。

香港政府高级官员、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认为, 香港的问题在于，当外界的动荡震撼一个采取联系汇率政策的经济验系时，“调整支出的过程来得严酷而又迅速。”而这对于像香港这样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险验系的地方造成的伤害更大。

联系汇率制度可能至少还将维持十年的时间。由于拥有 1,120 亿美元外汇储备，没有外债负担以及经济灵活的特点，香港与阿根廷截然不同，而联系汇率则被认为是维持投资者信心的关键所在。然而保持联系汇率则意味着香港一直居高不下的薪金水平可能会有所下降。事实上，联系汇率“要求人们有能力经受考验，”代表法律业界人士的香港立法会成员吴霭仪（Margaret Ng）说。“这是经济与政治之间相互作用的界面。”

香港的财政健康问题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四月中旬，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威胁说，如果香港不能开始减少其财政赤字的话，便要降低香港的信用等级（现在香港的信用等级是 AA－级，前景稳定）。自从 1997 年起，由于董建华尝试着以一位代表民众阶层利益的领袖的形象出现，香港在公共事务方面的开支从国内生产总值的 17% 上升到 24%。香港财政司司长梁锦松认为，这一比率过高，与香港自由贸易市场的形象不符。在叁月份的预算中，他提出了每年增加开支 1.5% （自 2003 年起）的计划，这一数字是预期增长率的一半，并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薪资削减 4.8%。梁锦松的目标是在 2007 年前将开支降低到国内生产总值 20% 的水平。

但是不要对这些报以过高的期望。尽管香港在本财年的预算赤字达到 84 亿美元──比香港特区政府原来的估计高出 1.5 倍──董建华依然喜欢大笔花钱。二月份，香港政府特别工作小组预测香港当局在 2008 年前财政搁浅，因而禁止大的举措，然而就在此数天之前，董建华宣布了一项耗资 770 亿美元、历时 15 年的兴建基础设施总验规划。这一计划包罗万象，从在启德机场原址修建游船码头，到架设通往大屿山佛祖像的缆车。董建华情绪高涨地说，香港特区政府完全有能力为这些项目（总共 1,600 个）提供资金。

这些钱将从哪里来?“征税面过于狭窄,”梁锦松承认道,“而我们又不能继续依赖土地销售和投资收入。”低水平的利税率 ── 15% 的个人所得税率（只有少数挣工资的人需要交纳这一税率）以及 16% 的企业利税率──是香港最吸引人的地方。无论提高哪种税率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个特区政府的咨询委员会建议对商品和服务征收消费税。但是要在经济衰退时期说服没有纳税传统的香港人缴纳更高的税费并非易事。

调整税率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将现有的东西拱手送人则要容易得多。也许这就是香港达成了许多与李泽楷于 1999 年达成的特殊协议相类似的交易的原因。根据香港特区政府与李泽楷的协议，两者共同开发被称作数码港（Cyber-Port）的高科技住宅和商业中心。香港特区政府提供土地以进行价值达 17 亿美元的开发项目，以此吸引高科技公司前往香港。惯常保持沉默的商界人士这次举显得常愤怒，认为这是香港特区政府对李泽楷（香港商界大亨李嘉诚的儿子）的慷慨赠送。香港特区政府还同意在大屿山上为预计在 2005 年开业的迪斯尼主题公园提供并准备土地。“这就感觉像是原本平坦的球场被人给弄倾斜了，”吴女士说。“香港特区政府不认为与某些人达成特殊交易是在损害香港的利益。”香港特区政府与迪斯尼的交易也招致了批评，因为这个外国投资者根本不缺乏资金。

竞争政策是香港的另一个弱点。香港可能享有自由市场经济典范的声誉，但是香港当地人清楚，垄断集团在香港控制着从螃蟹到超级市场的每样东西。董建华所领导的香港特区政府已经采取行动，消除了一些最为严重的垄断现象，例如控制国外长途电话和银行利率的垄断行为。梁锦松表示香港特区政府还将采取更多的行动。但是目前依然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现象。例如，李嘉诚的和记黄埔有限公司（Hutchison Whampoa）仍然控制着香港的货物集装箱运输，收费比毗邻的深圳要高出 50%。毫不令人奇怪的是，香港的货运吞吐量去年下降了 3%，而深圳盐田港（也归和记黄埔有限公司所有）的货运吞吐量的增长率却达到了两位数。

香港不愿意开放空运货物市场是其对竞争态度暧昧的又一例证。香港有耗资数十亿资金将自身提升为区域性物流中心的宏伟计划。但是与此同时，它却限制联邦快递（FedEx）和敦豪国际（DHL）等外国航空货运公司飞往亚洲其它地区的权力，因为香港担心这将对本地航空货运公司国泰航空公司（Cathay Pacific）以及当地航空货运管理部门的垄断地位造成威胁。在菲律宾和台湾拥有亚洲集运中心的联邦快递集团的母公司 FedEx Corporation 的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W•史密斯（Frederick W. Smith）说：“如果香港想成为高科技和高附加值的现代化世界的物流中心，就必须开放航空货运市场。”

在今后几年里，香港政府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基本问题是──人才储备。大陆的城市总能在人才价格上胜过香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用具有更高价值的科技和专业化服务替代半熟练的文员和建等行业的工作。但是香港的人才与职位所需要的技能方面却存在着严重的错位。香港人口只有 13% 拥有大学学历，一半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到九年级。自 1997 年起，香港人在教育方面的花费显着增加，这从长远角度来看将会有所帮助。但是眼下要弥补技术人才的缺口，香港则需要引进受过教育的大陆人，而香港政府并不愿意这样做。尽管香港是一座难民的城市 ──超过半数的人自己或其父母是从大陆偷渡过来的──但是对于进一步向大陆开放门户，持支持态度的香港人却很少。“不管这种观念是否正确，”曾荫权说，“香港人将大陆人看作是一种负担。”

而香港经济发展的低谷期（去年其增长率仅为 0.1%，而且梁锦松预期今年的增长率仅为 1%）则意味着从位于其北部的大陆吸引最好、最富有才华的人才并非易事。“对于大陆的人才来说，香港并不十分具有吸引力，”罗说。即使在五年前，这种说法还是令人无法想象的。

梁锦松和曾荫权都说，他们现在对香港所面临的问题的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深刻。但是人们很难不对喜好铺张和举办公共关系活动的香港政府能否作出强硬的决定表示疑。例如，去年五月，香港耗费大笔资金启动了一个新的宣传香港的活动，这一活动以沉闷的口号（“香港──亚洲的国际化大都市”）和设计复杂的龙形图案为主打。但是甚至香港官员也承认，在生活质量或全球影响力方面，香港与纽约和伦敦不可同日而语。

一个更为合理的出路是使香港成为通往珠江叁角洲这个中国最富活力的地区的通道。广东省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 9.5% ──几乎是香港经济增长速度的十倍。在这一过程中，广东省成为了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人民币一万亿元（1,250 亿美元）大关的第一个大陆省份。广东省珠江叁角洲地区的 2,000 万名居民拥有在中国最高的人均收入── 4,000 美元。香港贸易发展局（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主席吴光正说：“让香港拥有国内市场令其如虎添翼。”（给董建华的建议: 能否作为香港的新口号?）

曾荫权对香港在珠江叁角洲的地位有一个简单的设想：“我们擅长于运输和金融；深圳擅长于技术；广东擅长于制造业；珠海和澳门擅长搞娱乐业。”为了清楚了解香港的定位，他自去年夏天起一直在珠江叁角洲地区游历。“我们需要在环境保护、高速公路、铁路、飞机场和港口等领域通力合作，”他说。

但是为了利用其在珠江叁角洲发展程度最高的城市的地位，香港必须与珠江叁角洲更好地融合在一起。而这也带来了问题。更充分的融合将意味着更大的边境流动性，这将给房地产价值和普通消费品的价格造成很大的压力，延长香港所经受的通货紧缩时期。已经有大约两万名香港居民（其中大部分是退休居民）迁徙到广东省。这里一栋带花园的小型房屋的价格还不到在香港城郊富庶的高层住宅区一套 800 平方英尺公寓价格的一半。购物者喜欢花一天的时间到深圳旅游，那里从米饭到假的古驰（Gucci）手袋，每件物品的价格只是原产地价格的几分之一。

更大程度的融合也意味着在运输和商业服务行业更激烈的竞争。不仅仅是像盐田港这样的港口正在打香港的核心工业的主意。“为了将其自身建成珠江叁角洲的枢纽，广州正在积极地行动──修建新的机场、新的高速公路和更多的铁路线，”《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的编辑 H.C. Chiu 说。“总有一天广州会使香港黯然失色。”

最难于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香港更紧密地与大陆融合，而又不使自己变得更像大陆的另一个城市。香港独立的司法系统、有效的政府机构、以及相对开放的经济验系是其最大的优势所在。但是在这个叁方面都有令人担心的因素。吴霭仪担心大陆式的法律──保护国家而非个人权力的受商业法律制约的法律验系 ──正在逐渐渗透到香港。她援引香港政府 1999 年要求北京否决新成立的香港终审法院允许来自大陆的移民拥有香港居民身份的判决为例。吴说：“法院无法再独立地行使司法权力。它会在任何时候受到干扰。”

另外一种诱惑是采取更为大陆化的方式来管理政府机构。董建华认为，他之所以不受香港市民欢迎是由于政府机关的官僚作风造成的。因此四月份他宣布了成立一个部长顾问小组的计划，专门向他提出建议。这些被任命者会替代政治上保持中立并难以被解雇的高层行政官员的权力。董建华将这种变化称为提高责任心的努力。而其真正的含义是，就像民主党领袖李柱铭指责董建华的那样，是让“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只对他个人负责。”而董建华当然也不必对香港民众负责任。他在第二次“选举”中嬴得了选举委员会全部 800 张选票。

最后，在他方向错误的复苏香港经济的努力中，董建华比以往历任管辖香港的英国总督所施加的行政干涉都要多。数码港、迪斯尼乐园（Disneyland）以及价值达 77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向世人展示了这样一种令人困扰的观念，政府可以选择胜利者。财政顾问和香港政府前任官员理查德•马戈利斯（Richard Margolis）说：“这一届政府的问题在于贯穿着上层旨意的交易过多。”

更为抽象但是却非常重要的香港品牌的优势在于香港企业家的创造性和原动力，然而这种精神近年来也有些萎缩。香港曾经产生了像佐丹奴（Giordano）服装连锁店和香港最受欢迎（可能是董建华最不喜欢）的《苹果日报》（Apple Daily）的创始人黎志英（Jimmy Lai）这样具有积极进取精神的企业家。在黎志英之前，有战后富有传奇色彩的李氏家族以及何氏、胡氏、王氏和董氏家族。但是近些年来，除了九十年代后期的网络公司，香港很难再找到这类能创造工作机会和经济增长的业绩辉煌的新公司。黎志英本人一年前移居到了台湾。

珠江叁角州地区地位的上升也许可以重新唤起香港的竞争精神，但是现在香港的中产阶级几乎已经沦落为失败主义者。香港人的情绪总是能够最好地用物质消费所衡量，因此与 2001 年同期相比，香港今年头两个月零售额下降了 3.6% 可能是最糟糕的消息。

造成这种不安定情绪的根源是关于香港的基本神话──一种类似于美国梦的神话──归于破灭。吴霭仪这样解释说，“李嘉诚对香港的稳定起到了作用。李嘉诚是在一间简易棚屋里长大的，他从卖塑料花做起，现在已经是一位亿万富翁。所以居住在香港的简易棚屋里的人们说,‘如果他能做这一点，我也能做到这一点’。现在，房地产市场的崩溃已经使这一光彩照人的发财美梦化为泡影。”

鼓舞中产阶级士气的一个办法是给予其更大的民主自由度，以使香港民众感到自己对解决香港目前问题的意见得到了尊重。事实上，在香港政权移交之前中英两国达成共识的香港基本法已经规定，香港应逐渐增加民主程度：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数量应逐渐增加，特别行政区执行长官应最终实行民主选举。但是董建华在这方面并未做出任何积极的努力。在他的第二届选举中，他甚至让一个用来装点门面的竞争对手都无法获得提名。

尽管如此，香港从来不曾让强硬的英国殖民者干扰其迈向成功的脚步，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消息都是糟糕的。首先，关于中国的热潮并不完全是单向的。包括家用电器制造厂家海尔（Haier）在内的 2,000 多家大陆企业已经在香港设了点。与亚洲其它地方相比，香港仍然是一个更好、更便利、更健康、能够更诚实地做生意的地方。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提供的数字，到去年为止，有 944 家外国公司将亚太地区的总部设在香港，这一数字超过了亚洲任何其他城市，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而设在上海的外国公司亚太地区总部的数量不足 50 家。）

罗康瑞即便是在邻近的餐馆这样最普通的地方也看到了企业家精神的回归:“他们那里现在有低于十港元（约合 1.30 美元）的固定价格的午餐，”他说，“而且你甚至会看到餐厅里的人们说‘谢谢你’和‘请下次再来’。”这样的礼节在其他城市可能是司空见惯的。而在香港，这是人们对危机的一种回应。

不把赌注押在香港一向都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香港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以其现在的发展走势，香港要想成为亚洲的纽约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香港依然可能将自己变成珠河叁角洲地区的商业中心 ──类似于中国的芝加哥。如果香港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话，它还可以尝试成为中国的克里夫兰。

译者：孙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