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崩溃! - 财富中文网

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首席执行官保尔森（Hank Paulson）不是个感情外露的人。即使按照华尔街的标准来看，他也是个守口如瓶的家伙。但是，谁也躲不开每天在耳旁喋喋不休的有关不良公司行为的新闻──保尔森显然也不例外。“在我有生以来，美国商界从来没有被人盯得那麽紧。而且，说句实在话，这是它咎由自取，”他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说。他后来又对《财富》记者这样说：“你一拿起报纸就想哭。”

这话没错。每天似乎都会有新的丑闻公诸于世。破产的凯玛特公司（Kmart）由于被指控做假帐正在接受证监会（SEC）的调查。创建 Adelphia 公司的家族的成员被迫蒙羞辞职，因为有人揭发他们把公司当成个人的储蓄罐，用公司的钱资助 Buffalo Sabres 冰球队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前电信巨头世界通信（WorldCom）、奎斯特（Qwest）和环球电讯（Global Crossing）都在接受调查。爱迪生学校联营公司（Edison Schools）受到证监会的严厉批评，因为它在帐面上虚报营业收入。Dynegy 公司首席执行官沃森（Chuck Watson）的做法和安然（Enron）如出一辙。他矢口否认其公司利用特殊目的实体掩盖债务。后来真相大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该公司的确有这麽一个实体，名为 Project Alpha（沃森最近刚刚下台）。当然，还有最新的一条消息：泰科公司（Tyco）首席执行官科兹洛夫斯基（Dennis Kozlowski）在向董事会通报自己因在购买昂贵艺术品一事上逃税而受到调查后，提出了辞呈。此后，科氏一直在受到起诉──不过，甚至在这些最近曝光的事件之前，泰科公司的股票就在股市上连连受挫，因为人们普遍怀疑该公司在帐上耍花招，虚抬收入（该公司一再否认这项指责）。

虚报收益、滥计收入、华尔街分析师自相矛盾、董事们玩忽职守──这些不仅仅是本文要讨论的几件丑闻而已。诸位，这是体制的崩溃。几乎每一条人人皆知的制约公司行为的措施──道德上的、管理上的，凡是你能想到的──全都变成了一纸空文，取代它们的是标志着泡沫经济终结的无穷贪婪。这一切导致了投资者的信心危机，此类危机自从大萧条以来还没有发生过。

甚至连在大多数问题上一向观点对立的哈维•皮特（Harvey Pitt）和比尔•莱拉克（Bill Lerach）都在这一点上看法一致。“我确实担心美国投资者受到了严重的心理打击，”因出任安然公司面临困境的股东们的首席辩护律师而闻名遐迩并经常引起争议的莱拉克说。因维护大公司利益而出名的证监会主席皮特对此有同感：“找回人们丧失的信心，这一点怎麽强调都不会过分，”他最近在斯坦福法学院的一次研讨会上说。“恢复公众信心是我们的议事日程上的头等重要的目标。”

诚然，投资者信心下降并不是股市受挫的唯一原因。（今年以来，标准普尔 500 指数下跌了 10%，纳斯达克指数则下跌了 20%。）首先，眼下世界很不太平，巴基斯坦和印度剑拔弩张，中东局势动荡不安──恐怖分子向美国国土发起新一轮攻击的危险随时会发生。另外，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股市仍然居高不下：即使从 2000 年 3 月的最高点位上下跌 20%，标准普尔 500 市盈率依然高达 29 倍，而不是正常的 16 倍。

尽管不断传来有关公司不法行为的报道，但投资者不能把股市上的问题全数归咎于首席执行官和华尔街分析师们的行为上──尽管他们很有可能会这麽做。就在不久以前的一段时间里，人人似乎都在午休时买卖日间交易的股票。正如 SunGard Institutional Brokerage 的首席战略投资师杜达克（Gail Dudack）所说的那样：“股市泡沫需要人人参与才能产生。”

不过，没完没了的内幕曝光──很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丑闻大白于天下──表明了我们的体制已经出了多大的岔子。这一点令投资者大为伤心。Pew Forum 在叁月下旬所做的一次调研表明，美国民众对华盛顿政客们的评价要高于对企业主管们的评价。（没错，就是这麽糟糕。）瑞士联合银行（UBS）和盖洛普（Gallup）的每月调查也表明，投资者目前的情绪几乎同在 9•11 事件后的那段时间里一样低落──比 1999 年末至 2000 年初人气高涨的那些日子下降了几乎一半。同样，嘉信理财公司（Charles Schwab & Co.）的日均交易量──这是衡量投资者信心的另一个灵敏的晴雨表──也从牛市的最高点下降了 54%。“作为一种信念，人们过去对体制和市场的完善深信不疑，”摩根－士丹利公司（Morgan Stanley）战略投资师比格斯（Barton Biggs）最近写道。“诚然，它有时可能就像一个赌场，但至少是一个不捣鬼的赌场。如今，许多人对这个基本观念提出了疑问：自己是在玩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游戏吗？”Vanguard 公司的创始人博格尔（John C. Bogle）指出，投资“就是一种信赖的表现。”没有这种信赖──即报告中的数字反映的是实际情况、公司以诚信的方式经营、华尔街不做假、投资者不受蒙蔽等──我们的资本市场压根儿就无法运转。

纵观历史，经济泡沫没有一次不是以崩溃而告终的──而随经济崩溃之后而来的，则是旨在抑制刚刚结束的那个时期的过头行为而制定的新的法律法规。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科菲（John Coffee）指出，1720 年的南海泡沫事件（South Sea bubbles）发生后，政府禁止成立新公司长达 100 多年。1929 年经济大崩溃──后来发现知情人利用他们的职务从股市上搜刮了数以百万计的金钱──之后，政府实行了激进的改革措施，包括成立证监会、通过使银行与投资公司分离的葛史法案（Glass-Steagall Act）、规定公司高级职员卖空为非法行为等。

当前的形势和 1929 年一样糟吗？当然不，但是很严重──严重到了需要再次实行真正的改革，以恢复人们对体制的信心的地步。人们在不断地提出建议，从好点子到馊主意都有。例如，纽约股票交易所最近宣布的一项关于加强董事会职能的计划受到了广泛的赞同──我们认为，它的确值得称赞（见下文第五条内容）。如果这项计划得以实施，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改革将有助于敦促董事会采取符合股东利益的行动──这毕竟是他们份内的工作。同样，证监会制裁爱迪生学校联营公司的决定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比如，用作教师工资的钱被该公司作为经营收入记入帐面──即便这笔钱实际上从未在爱迪生公司过手。信不信由你，爱迪生公司的这种记帐方法是符合“公认会计原则”（即 GAAP）的。在调查爱迪生公司的时候，证监会认为，仅仅遵守公认会计原则是不够的──就连违背这些规则的精神的做法都是不允许的，爱迪生公司的案例就是明证。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不痛不痒的改革主张却令人气馁。固然，纽约首席检察官施皮策（Eliot Spitzer）迫使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为其分析师的倒行逆施付出了一亿美元的代价，但在改变允许分析师参与投资－金融交易的体制问题上，他却毫无建树。哈维•皮特的所谓解决分析师问题的“方案”──即分析师必须签署一则声明，说明他们的收入与他们评估某支具体股票的方法无关──如果不是那麽可悲的话，也是十分可笑的。在此同时，纽约股票交易所提出的最引人关注的建议之一──即优先购股权的分配应得到股东的批准──也遭到了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的反对。美国的商界领袖们难道不明白，他们高得令人瞠目结舌的各种收入对于体制所赖于存在的信心会造成多大损害吗？这种现象发出的完全是一个错误的信号。

以下是我们自己提出的一套完善体制、恢复投资者信心的改革主张。我们并不认为这些主张在政治上是最受欢迎的，或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得到采纳。其中有些主张──比如我们针对华尔街分析师和首期上市股票所提出的改革主张──相当严厉。对此，我们的回答是：那也只好这样了。人们有时的确需要彻底的改革。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时期。

1. 收益- 信赖要核实

说到如何报告收益，美国公司如今的可信度大概同奥运会上的花样滑冰裁判差不多。那麽，出了安然、泰科以及其它丑闻之后，你如何着手恢复投资者的信心呢？要让企业以更有实质意义、更难人为操作的方式来汇报其利润。这事做起来并不像听上去那样难。

首先，要去掉最不着边际的数字──那些公司用来转移人们对其真实盈利结果的注意力的所谓的预估收益。我们关注的是诸如调整后的收益、营业收益、现金收益和 Ebitda（即利息、税收、折旧和摊销前的收益）之类的数字。如果公司想在新闻发布会上兜售那些随意性的、未经审计的、变魔术式的数字，它们尽可以这样做。但是，投资者应该马上能把这些数字同按照公认会计原则制作的完整的财务报表加以比较，而不是等上 45 天甚至更久，再去看公司提交给证监会的报表。

固然，按照公认会计原则呈报的收益并非毫无漏洞。它们也是能够──而且必须──加以改进的。比如，它眼下并不能反映出优先购股权的实际成本。这种成本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发生，不管硅谷叫唤得有多麽凶。

其次，禁止滥用重组费用。关闭工厂和解雇职工之类的成本分明是经营的一部分，应当作为经营开支而非一次性专项费用来计算。还有，各公司往往会设立储备金来支付重组成本，然后又悄悄地把其中一部分钱转回来计作利润。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应当让投资者知道。证监会应该规定公司这样做。

另外一个公司最常用的做帐伎俩也必须禁止，那就是利用超额养老金来抬高收入。标准普尔公司在它最新制定的“核心收益”的衡量标准中彻底取消了养老金收入，同时又规定把所有的养老金成本记录在内。这是个不错的方案，因为养老金开支是真实的；但公司只要取消这项计划，改为分红，然后再为余下的钱缴纳数额高得荒唐的所得税，就可以对养老金收入做手脚。至少应当迫使公司认识到其养老金方案的实际损益──而不能只根据上一年的收益来估算。

如果公司不是遵照会计原则的精神而是遵照其字面含义来行事，这一条将起不到丝毫作用。有一种方法可有助于这一措施的实施：Camelback Research Alliance 执行副总裁维克里（Donn Vickrey）认为，审计师不应只负责审核客户的财务报表。他们还得为客户收益的质量评分。在会计事务上其保守的公司得分为 A，在执行公认会计原则方面有疑问、玩弄超越常规的做帐手段的公司只能给 D。维克里说：“这样，公司就会有压力，因为它们不但要报帐，还要取得最高质量分。”这样的话，审计事务所自然也可能面临客户要求抬高分数的压力。不过，如果审计师们依然在受人摆布的话，公司收益从任何方面来看都决不会有任何意义。──作者：杰里米•卡恩（Jeremy Kahn）

2. 重造长城

关于华尔街大公司证券研究业务的唯一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赔钱，而且是赔大钱。根据保诚金融集团（Prudential Financial）特朗（David Trone）的调查结果，一家典型的大型经纪公司每年的研究费用是 10 亿美元。但是，大型机构投资者──即客户──为这些研究工作付出的交易佣金只有 5 亿美元左右。（有史以来，证券研究一向是用交易佣金来偿付的。）因此，如果你想了解证券研究为何在近来的大骗局中变得如此腐败──并且与投资银行业务的关系如此密切──这就是个中原因。证券研究分析师们之所以变成他们公司的投资银行家的附庸，是由于他们实际上把自己附着于一个庞大的利润中心上。由于参与了银行交易，分析师们对自己的七位数工资感到心安理得──银行家们（还有参与其中的公司）对于要求分析师在给投资者的研究报告里只为他们说好话同样觉得理所当然。有位资深分析师这样说道：“公司在间接地资助对其进行的研究工作，因为它们所付的银行业务费是进行所谓目标研究的费用。”

分析师们在 30 多年前刚开始公开参与交易时，人们称此行为是“越墙” ──这道墙当然是指通常用来隔离分析师和投资银行家的长城。如今，没人再说这话了。说了也没用，因为长城已经不复存在了。

眼下我们应该知道，如果没有这座长城，诚实的证券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是，人们议论最多的改革建议 ──即研究人员不应从投资银行业务中直接得到报酬──远不足以重新建立这座长城。它太容易绕过去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法：明令禁止分析师参与银行交易，这就行了。

不妨稍稍想一下“首先，分析师为何参与交易？”这个问题。你从华尔街那里得到的标准答案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投资者。他们理应代表广大股民“审查”交易情况──如果他们认为某支首期上市股票没有通过审查，据信他们有权要求其所在的经纪公司放弃它。可是，我们都明白现在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即使过去曾经是。事实上，分析师的作用是营销工具：如果其经纪公司被允许承销这笔交易，他们可以隐晦（有时则是明确的）地允诺提供有利于该股票的包装。

按照我们的建议，投资银行家必须自己进行审查，他们完全有能力做好这项工作。分析师如果被挡在银行业务之外，只有等股票上市后才能对该公司进行评估 ──这时他可以自己来决定是否对其进行追捧。的确，只有被挡在银行业务之外，分析师才会重新为其唯一的主人──投资者服务。

这样的话，分析师怎麽才能得到七位数的工资──大型财务公司怎样才能从研究工作中赚到钱呢？我们不知道──而且我们也不关心这一点。修整残缺不全的经营模式是经纪业的事，和我们无关。分析师们的工资有可能大幅下降。更有可能的是，经纪公司不得不做出抉择：公开资助证券研究──理由是它为客户提供了价值；或者停止研究业务，让严肃认真的证券分析师到全心全意做研究的公司 ──如桑福德•伯恩斯坦（Sanford Bernstein）或嘉信理财──去工作，这两家事务所正在设法建立一套为小投资人提供目标研究的业务。不管选择哪条路，只要不让陷于利益之争中的分析师从事我们无法信赖的证券研究，我们的日子就会比现在更好过。──作者：戴维•莱奈基（David Rynecki）

3. 让证监会按劳取酬

近几个月来，这一直是个根本性的问题 ──先是安然公司崩溃、接着是环球电讯垮台、后来是凯玛特倒闭、其后又是华尔街证券研究机构的丑闻，随着这一件件内幕浮出水面，证监会在什麽地方？这个监督机构干什麽去了？

回答是肯定的：它失踪了。

任何一位细心的报纸读者都可以告诉你，证监会在最近几个月里展开了一项又一项的调查。（事实上，从今年一月到叁月，此类调查的数量比 2001 年第一季度增加了一倍。）但是，由于该委员会的执法人员根本不够用，许多调查很可能不了了之。这听上去就像《孙子兵法》中的一句名言：无不备者，无不寡。

证监会如同监视华尔街的警探，按照法律规定，它要审查 1.7 万家上市公司的公报，监督一大批共同基金（在过去十年里，这类基金的资产数量增加了四倍多），审核每一家经纪行，维护证券交易正常进行，提防无数可能发生的市场操纵、内幕交易和会计违规行为，此外，无论何时何事出了差错，都要由它来调查。然而，总值达 12 万亿美元的股市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而证监会却连审阅公司年报的资源都不足。这是实话。该委员会一位主任会计师在去年的一次讲话中承认，在 2000 年，每 15 份年报中只有一份得到审阅。诸位不妨猜一下其中是否包括安然公司的年报。

你也许会问，证监会究竟有多少名律师在负责研究这 1.7 万家公司发布的公报？该委员会前任代理主席昂格尔女士（Laura S. Unger）答曰：100 位。在执行部门，高级法庭会计师──这类专家能够解读安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的数量比这还要低得多。更加糟糕的是，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正在成批地离去，原因谁都知道：为了钱。与私营机构的报酬相比，文职公务员的收入别提有多差了。甚至同具有可比性的国家机关──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货币监理署（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工作人员相比，证监会的律师和审查员的工资也低 25－40%。

如今，它的雇员流动率是 30%──是其他政府部门的两倍。这意味着在叁年左右的时间里，该委员会的人员将全部换成新人。的确，布什总统签署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付给证监会官员与其他联邦政府官员相同的报酬，可是，国会却不肯在其年度拨款中增加这笔开支。在此同时，证监会的雇员空缺率比巴勒斯坦城市拉马拉的希尔顿饭店的空床率还要高。

然而，这件事里最稀奇的一点是，国会有这笔钱。还记得那些公司报告吧？没错，证监会去年收了 20 多亿美元的手续费──几乎等于其全部年度预算的五倍。单单一家上市公司的注册费──比如五月上市的 Regal Entertainment 的注册费（31,740 美元）──就够付一位初级审查员一年的工资了。根据 1933 年通过的证券法，这些钱是用来补偿与证券注册程序相关的成本的，“其中包括执法行动、政策和法规制定、行政管理、法律事务和国际管制行动等。”可是这笔钱没用在这上面。国会把它挪为他用了。我们不妨把 SEC 比作一座收费高昂却年久失修的桥──我们司机交的过桥费原本是用来铺路和进行安全检查的，如今却全被用在了别处，比方说用在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上了（顺便说一句，国家档案馆的雇员增长率是证监会的两倍）。

“投资人和公司报表申报人员已经付了远高于管理成本的费用，但他们却得不到像样的管理，”昂格尔说。“国会似乎把占有这笔钱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最近颁布的一项法律（其实就是上面提到的批准给予平等报酬的那项法律）将使收费从十月起大幅降低；但是尽管如此，仍然有大笔收入可用来支持一个综合管理项目──即雇用足够的股市监督人员以使华尔街再度成为安全的投资场所。不给证监会提供资金的代价是，将来会出现更多的类似安然公司的灾难。你来算算这笔帐吧。──作者：克利夫顿•里夫（Clifton Leaf）

4. 给首席执行官报酬- 但别太多

这些人在下台之前已经赚足了钱。安然公司的斯基林（Jeff Skilling）在公司崩溃之前的叁年当中从优先购股权上赚了 1.12 亿美元。泰科公司的科兹洛夫斯基在被解雇前，叁年里赚了 2.4 亿美元。眼下还在奎斯特公司掌权的纳齐奥（Joe Nacchio）让投资人损失了几十亿美元，自己却在叁年里从购股权上赚了 2.32 亿美元。

如果你想知道使公司化美国如此声名狼藉的原因，高高在上的首席执行官们的这种贪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投资人（有时是雇员）失掉了一切，而给他们带来痛苦的那些策划者们却一路笑着走进银行。

可笑的是，这竟然是我们自找的。“按业绩付酬”正是投资人想要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得到的结果是：在人们的记忆里，首席执行官们的现金报酬在 2001 年头一回下降了，根据 Mercer 人力资源顾问公司的统计，下降的幅度为 2.8%。许多公司最高管理人员手中的股票和购股权的价值下降得比这还要多。

但是，尽管首席执行官们的报酬更加变化不定──而且一项又一项的调查结果表明，他们的报酬与公司业绩挂钩的程度比以往更为紧密 ──却越来越高得难以言表。15 年前，报酬最高的美国首席执行官是克莱斯勒公司（Chrysler）的李•艾科卡（Lee Iacocca），他当时的年薪是 2,000 万美元。而去年报酬最高的是甲骨文公司（Oracle）的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年薪为 7.06 亿美元。

造成这种情况有许多复杂而又难以改变的原因。有些原因将在下文中关于公司管理权一节里讨论。有些可能是无法解决的。但无论如何，我们也应该针对首席执行官值多少钱的问题展开激烈的全国大讨论。我们这里就有一个直截了当的建议：迫使公司不再装模做样地说它们给高级经理们的购股权是免费的。

也许可以万无一失地说，甲骨文公司的董事会决不会以现金或其他必须在公司收益报表上体现出来的形式付给拉里•埃里森 7.06 亿美元。那笔钱（埃里森去年没有拿工资）全都是公司前几年给他的购股权的所得。此外，由于眼下对购股权的会计记录非常混乱，甲骨文公司的收益报表显示，公司没有为埃里森所得到的厚利付出过一分钱。

迄今为止，购股权是当前首席执行官报酬中最大的一部分。实际上，大多数首席执行官获得的令人目瞪口呆的财富全是得自于购股权的操作。尽管人们有时认为，购股权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能将高级管理人员的利益和股东们的利益挂钩，但我们还有别的办法，也许是更好的办法──比如直接发放股票；只是这样做必须记入开支，所以赠送起来不会像购股权那样随心所欲。

难道市场真的看不透这套财务伎俩？董事会真的这麽容易受会计漏洞的摆布？一言以蔽之：“谁要是和这个帐面收益怪圈过不去，谁就会自食恶果，”惠悦咨询公司（Watson Wyatt）的薪酬问题专家艾拉•凯（Ira Kay）说。假如让公司把它发放的购股权的估计价值计入公司帐面并与收益相抵，看那些对购股权贪得无厌的家伙会不会起来反击。──作者：贾斯廷•福克斯（Justin Fox）

5. 解雇董事长

通常，如果你去问米诺（Nell Minow），公司的董事会出什麽毛病了，你会听到许多惊人的情况。作为一个长期为股东说话的激进活动家、专门讨论公司管理的在线通讯《企业图书馆》（Corporate Library）的创办人，米诺是美国董事会体制的最直言不讳、最尖刻的批评者之一。可是在六月初，她一反常态地在这个话题上表现出高兴的样子。有人请她再一次对董事会存在的问题发表意见，她却不愿意：“今天我只想高高兴兴的。”

是什麽使米诺的情绪这样好？是纽约股票交易所在 6 月 6 日发布的一份 29 页的报告，报告建议对有关在该所上市的所有公司董事会的规章制度进行全面改革。这些改革要到今年夏天晚些时候才能施行，届时它们可望获得纽约股票交易所自己的董事会的批准。一旦改革开始实施，在该所上市交易的公司必须采纳它们──否则会面临被摘牌的危险。米诺说：“我压根没想到纽约股票交易所会这样做。”

她如此高兴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该报告的提倡的几乎全是米诺和其他为股东说话的活动分子一直在竭力主张的事情──从让股东投票决定发放股票购买权的比例，到对董事进行年度业绩评估，再到要求每家董事会公布职业道德标准。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关于董事会的独立性问题。

正如安然公司及其同类公司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董事往往不是真正独立的。人们甚至发现，连所谓的局外人到头来也同首席执行官有着某种关系。“从表面上看，安然公司的董事会似乎是独立的，”哈佛商学院研究公司管理的教授洛尔施（Jay Lorsch）说。“但是，该董事会的人都是由首席执行官肯•莱（Ken Lay）选定的。”当首席执行官占据支配地位时，董事会其他成员往往变得十分胆怯，不敢对其领导权提出质疑。“眼下在许多董事会议上根本不存在对话，”一位知名的董事会咨询顾问对《财富》记者说。“董事们只是坐在那里听演讲介绍，最后点头称是。”

纽约股票交易所打算改变这一切。根据它的建议，大多数董事必须来自公司外部，必须是真正的局外人。这意味着不许公司以前的雇员（这些人只有离开公司五年后才可算作局外人）参加，也不许以某种方式依靠公司为生的人参加。再者，这些局外人必须在没有管理人员参加的情况下定期碰头。单单这一条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首席执行官背后批评他总比当着他的面批评要轻松得多。

当然，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建议并不是万应灵药。报告中没有提及的改革内容还有很多──例如，董事在辞职之前不得卖掉公司股票，清理掉不够资格的董事，比方说，至今还面临困境的 Lone Star Steakhouse 董事会成员，道奇公司（Dodger）前主管拉索达（Tommy Lasorda）之流。（不管你信不信，美国着名棒球运动员辛普森一度还是 Infinity广播公司的审计委员会成员呢。）

但是到头来，如果董事们认识不到他们最终必须改造自己，世上所有的规章制度都会变得无济于事。他们不能只管遵纪守法；他们还得提出更好、更尖锐的问题，对管理部门持更加怀疑和挑剔的态度，并且永远不忘自己的首要工作是为我们股东把好关，而不是为他们的搭档──首席执行官服务。米诺说：“董事会就像谋杀嫌疑人。他们需要有动机和机会。”如今，这两者他们都有了。但愿他们能做他们该做的事。──作者：卡特里娜•布鲁克（Katrina Brooker）

6. 让"股民"回到IPO市场上来

华尔街脏内幕的新标志是那些所谓的着名分析师，那些倒霉的股票促销人，如布洛杰特（Henry Blodget）和格拉布曼（Jack Grubman），他们鼓动投资人买下各种各样的技术股，而他们自己早就知道或者本该知道，那都是些垃圾股。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其实只是些小角色。美国金融市场的主要腐败之源是肮脏、过时的首期公开上市（IPO）制度。

这是一桩只赚不赔的买卖：华尔街的经纪公司把新兴企业的上市价格定得远远低于其实际价值，然后把这些便宜的股票提供给他们最好的顾客──共同基金或对冲基金──以换取高额佣金。这些股票的价格在第一天上市交易时都无一例外地暴涨，基金组织趁势抛出，大发利市。

这对它们是美事，对华尔街也是美事，但对那些新兴企业──还有我们其他人来说绝对不公平。在技术股骗局大行其道时，过低定价的行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在 1999 和 2000 两年里，新上市公司通过首期上市股票圈走了 1,210 亿美元，但这些股票在第一天交易时暴涨不已，给股市留下了 620 亿美元，上市公司原本可以用这些钱来进行研发或推广品牌的。此外，新兴企业还得向华尔街缴纳 7% 的经纪费，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结果是：新兴企业在 1999 和 2000 年每筹集一美元就要付出总共为 58 美分的各种费用和预付款项。在此同时，根据佛罗里达大学教授杰伊•里特的说法，心存感激的各基金组织为那段时间里高涨的股价还付给了华尔街至少60 亿美元的高额佣金。

当然，最大的输家是小投资者。任何首期股票上市前，小投资者平均只能得到其中的 20%。1999 年上市的网上拍卖行──FreeMarkets 的首席执行官米克姆（Glen Meakem）说：“这就是说，大部分好处归了有钱有势的人。”在技术股泡沫中，有些大银行家，如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SFB）的夸特罗内（Frank Quattrone）甚至留出一部分低价股票给他们选定的一伙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人，以这种巧妙的办法拉拢今后要在一级市场上市的企业。

股票发行商为何能容忍华尔街的欺凌？原因有二：第一，像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这样有着金字招牌的公司提出了一个令人放心的代理条件：确保股票交易顺利进行。第二，同顶级代理公司合作，保证会有着名的分析师为你的股票鼓吹一番。就在不久前，对于那些急于向财大气粗的机构推销其股票的企业家们来说，这一条仍然至关重要。

显然，由于华尔街的腐败现象被纷纷揭了出来，这类保证对现在的公司来说已经远不如当时那麽有吸引力了──从而给改革打开了大门。改革应该以两种形式进行。首先，证监会应当规定，新兴企业的所有高级职员和风险投资人在其公司申请上市之后一年内，不得从投资银行那里接受任何其他公司的首期上市股票。第二，股票发行商应该最终表现出一点勇气来，摧毁旧体制。

他们的有效武器是：自从 1998 年以来，W.R. Hambrecht & Co. 一直在互联网上拍卖首期上市股票。该公司尽管迄今为止只做成了七笔交易，但这种做法要比华尔街公平得多。小投资者可以同机构同时竞买，股票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样一来，为首期上市股票而设的行贿基金，即那些导致一切腐败行为的大笔金钱，就会无影无踪了。

W.R. Hambrecht & Co. 的创始人汉布莱希特（Bill Hambrecht）预计，改革将采取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发行商会要求像美林或高盛这样的大公司进行首期股票拍卖，并威胁说，如果他们不答应就请我们来做。”但结果不好说。也许举行一两次引人注目的拍卖会就足以打破旧体制，粉碎所谓只有老办法才能确保股票顺利上市的神话。这要看你们的了，新兴企业。──作者：肖恩•塔利（Shawn Tully）

7. 股东应该当家做主

区区 75 个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就控制了价值 6.3 万亿美元的股票──相当于整个股市总值的 44%。它们有这麽大的势力，真正的改革只要有它们来代理就行了。

译者：王恩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