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物技术产业生机勃勃

你可以称之为“中国的大跃进”：尽管传统的熊胆和海马干仍然被当作药材，但中国的药物已经跃入了基因时代。成立至今只有叁年的北京基因研究所（Beijing Genomic Institute）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领头人──最近让西方科学家大感震惊的是，他们在数月内就破译了水稻基因谱。去年北京的一个科研小组在老鼠背上培养了狗的膀胱组织，为制造人类基因拉开了序幕。叁月份《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说，在中国中部的长沙，研究人员称已经克隆了几十个人类胚胎以作为干细胞的来源，用它们使衰退的器官恢复活力──这项技术显然在世界上尚属首例。

连耕地的农民都用上了生物技术。1988 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可以抵抗特种病毒的烟叶──一种转基因植物商业化的国家。去年中国计划在 2005 年前将政府农业──生物技术研究资金增加到原来的 5 倍，至每年 5 亿美元。加州大学达维斯分校中国农业研究专家罗塞尔（Scott Rozelle）说，如果这一目标能够达到的话，中国在这一领域内投入的研究资金将超过美国。

简而言之，21 世纪的两大趋势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及全球将人类科学研究加速商业化──将会一同到来。不过这两者的结合要转化为一个世界一流的生物技术产业可能还需要 10 年以上的时间，因为将科学转化为商业离不开风险投资家、强有力的专利保护以及活跃的股市这些商业基础设施，何况改变现有的法律和文化的艰辛过程在中国才刚刚开始。

但没有多久，中国科学就会在世界上产生无法忽视的影响。美国公司和大学不久就会寻求将中国最先进的生物技术用于医药、农业和其他领域，而非中国公司寻求美国的技术。实际上这种反向的趋势已经在一位领先的中国科学家程京（音译）身上得到了体现。程京原来是一家中国机车车辆厂的工程师，后来成了北京的企业家和加州生物技术的天才。

叁年前在多个领域颇有建树的程京利用清华大学的技术，在加州圣地亚哥创立了一家生化公司腾隆科技（Aviva Biosciences）。程京 1999 年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教授。这家美国公司是清华大学和台湾的风险投资家合作的结晶，它开发用于新药研制和诊断疾病的 “微缩芯片实验室”系统。

程京是国际知名科学家，但使他出类拔萃，并成为中国生物技术领域先驱的是他将生物技术产业化的努力。创立腾隆科技后不久，他还牵头创立了北京博奥生物芯片公司（Capital Biochip），生产从生物芯片到牙医设备的各种产品。最近他被任命为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将这家公司描述成为一个“成长中的生物技术帝国”。

中国的生物技术工程始于 1986 年。当时，现于去世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将基因工程列为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的 7 项关键技术之一。之后，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几项令人瞩目的成功，包括将抗病毒的基因植入到番茄和甜椒当中。邓小平的推动也带来了中国的生化技术商业化的第一缕曙光。根据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市场研究公司 IMS Health 的调查，到 2000 年中国已经有 39 家生物制药方面的上市公司，约为美国的十分之一。（这些中国公司主要生产美国生物工程药物的仿制品。美国生化专利 1986 年前在中国不受保护，1986 和 1993 年间也只有部分受到保护。）但是中国的生物技术不再停留在学术层面是近几年发生的事。

原因之一是中国其它技术产业（例如家电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廉价劳动力，而这一优势在生物技术方面不起作用。生物工程药物是在改变基因的细菌的作用下在大容器内形成的，而不是在生产线上形成。另外中国缺乏强有力的专利保护也是一个不利因素。为了支持中国去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改进了有关法律，给知识产权更多的保护。但是在执行方面仍然有待提高。

中国生物技术商业化的主要瓶颈是缺乏风险投资。在美国，风险投资不仅给刚起步的生物技术公司注入了几十亿的资金，而且也向他们提供了所需的管理经验。近年来中国消除了一些海外来华投资的壁垒，但是无论是中国还是海外的风险投资都面临同一个问题：中国公司缺乏良好的退出机制。投资者难以在迎合高科技投资者的证券交易所通过出售首次发行的股票等方法将投资变现。

“中国股市主要是面向要非国有化的国有企业，”弗吉尼亚州 Friedman Billings Ramsey Group 管理生物技术对冲基金的李（Victor Li）说。李来自中国。因此，他们为新股发售提供的机会十分有限。实际上，在中国的外国投资者一直在想办法通过各种复杂的手法，比如通过在海外设立可上市的控股公司（股票可在中国境外交易）的方式，与中国企业建立合资公司。但是很少有外国风险投资公司愿意承担这麽多平添的复杂性和风险。"

中国最近开始通过在靠近香港的高科技乐园深圳设立一个类似纳斯达克交易所的办法解决风险投资退出问题。但是纳斯达克的崩溃，和美国的各类会计丑闻使得这一方案搁浅。有报道说中国官员仍然打算成立这个新的交易所，但决定先加强证券法制以保护投资者免遭欺诈。

但是中国仍然具有实现其高科技梦想的一个极大资源：从 1970 年开始有超过 30 万中国大陆学生在以美国和欧洲为主的外国大学接受教育。他们其中有中国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其中几千人在海外生活多年，有商业经验而且熟悉最先进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多人可能不会回到中国来生活。中国官员在 80 年代中期以来曾经担心过人才流失，之后他们开始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年轻学者们回来看看。但是 89 年之后这一努力一度变得有些困难，很多中国留学生选择在海外定居。

但现在很多海外学子开始以投资或者为国内高科技公司提供咨询的方式回报祖国。去年加州公共政策研究学院有一项对在亚洲出生的专业人员的调查，发现在硅谷叁分之一的来自中国大陆的被调查者说他们曾经帮助中国的企业拿到合同。另外约有 43% 的人说他们至少会考虑回到中国居住。

这样的调查结果在美国引发了“人才回流”的担心。海外中国人和本土企业家之间紧密的交流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飞速前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市场，而且在 2003 年底还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电脑市场。但主持加州公共政策研究会该项调查的萨克斯蒂安（AnnaLee Saxenian）说，美国对此没有必要担心，因为对美国来说得到的人才仍然还是多于失去的人才。在调查中称会考虑回国的 43% 的中国人中，实际上只有 1/3，或者说占总数 14% 的人称“很有可能”回国。

生物技术企业家程京是回国者中的一员，但他也是那些脑力流动者的代表。当我最近在圣地亚哥找到这位生物芯片初创公司董事长时，他刚从北京飞到这里来参加腾隆科技的董事会。他沉稳、严谨，话语中不时迸出幽默的火花。39岁的程京具备在两种文化之间游刃有余的艺术，也包括在实验室和董事会之间犹为棘手的平衡技巧。回顾他的事业经历，可以看到一位在中美间穿梭往来的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历程，以及中国加速运转的生物技术发展进程的缩影。

程京的父亲是法学教授，母亲是医生，他在家中叁个儿子中年纪最小。由于性格的原因，程京在事业上的第一步就走出了一条和父母完全不同的道路，在上海接受训练，成为专攻火车头引擎的电子工程师。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家火车厂工作，并对这个工作感到厌烦。对冒险故事充满兴趣的他在 3 年后离开了这家工厂。“有一天我在想什麽时候科学文献也能够写得像武侠小说一样吸引人，”他说，“当时在我脑海里浮现的是犯罪调查。”

程京觉得从事这一工作需要特殊的技能，因此去找在重庆的法学院任职的父亲询问学习犯罪科学的可能性。他说，他的父亲感到很困惑：“他说，‘儿子，你不是火车司机吗？’这时我认识到我的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误解了我的工作。”

误会澄清之后，程京的父亲帮助儿子在大学的犯罪学系找到了一个技术助理的工作。那个工作让他结识了一位来访的美国教授，他认为程京作为一个低级别的技术员实在太屈才，决定帮助他去海外深造。几个月后程京启程去英国格拉斯哥的斯杰克莱大学深造，并很快学完了司法鉴定博士课程。在学校里程京接触到了 DNA 指纹以及其他快速发展的生物科学。在 1994 年离开苏格兰的时候，程京已经开始研发自动分析 DNA 系统的新型仪器，并从位于加州富勒敦、制造科学仪器的贝克曼库尔特公司（Beckman Coulter）的前身获得了研究资金。

90 年代中期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开始钻研生物芯片技术。由于他在工程和生物学两方面都有专长，因此在帮助生物科技走向袖珍化方向有独特的优势。程京的目标是将生化技术从一堆进行繁琐研究的玻璃仪器简化成为一枚枚邮票大小的能够自动研究 DNA 和其他分子结构的生物芯片。“程京绝对是我见过的最有创新精神和最多产的博士后，”程京在宾大时的导师，现任腾隆科技首席执行官的着名生物芯片专家威尔丁（Peter Wilding）这样评价说。

叁年之后程京又开始向新的方向进发。“我注意到中国政府积极鼓励大学开展经营，”准备有朝一日响应这一号召回国发展的程京决定先在美国实践一下。“我想看看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是怎样运转并且上市的，”程京说。机会不久就来了，圣地亚哥的一家叫 Nanogen 的生物技术公司的联合发起人伯德福（Howard Birndorf）突然打电话给他邀请他去工作。

那时候 Nanogen 正蓄势成为生物芯片的先驱，并在 1998 年 4 月上市。Nanogen 交给程京一个旨在展示公司实力的项目，即开发一种全新的生物电子芯片。做法是先用电场将细菌细胞和血液隔离开来，然后用高电压把细胞击开，然后飞快提取内部 DNA 用作遗传分析。这种装置可以用来快速鉴定感染疾病，及在水和食物中发现恐怖分子散布的病菌。1998 年 6 月业内最权威的杂志《自然生物科技》（Nature Biotechnology）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了一篇有关 Nanogen 新研制出的芯片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道，程京是主要的作者。这篇文章给了程京生物技术圈内摇滚明星般的地位。当程京不久之后回国时，几家国内一流的大学都给了他梦想的工作机会。清华最终获胜，作为生物科学的圣地，它给程京提供了机会，设立了一个重要的生物芯片实验室。

程京的一个任务是帮助清华将与生物芯片有关的研究推向市场。他不久就找到了愿意提供基金建立企业的海外风险投资者，但他们的前提条件是要有退出机制。这激发了清华一个更为大胆的举措：在美国建立一个清华的子公司。“把中国技术转到国外这还是第一次，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程京说。这必须得到国内叁个部门的同意，仅此就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另外，校方官员一开始对此也是半信半疑，认为海外风险投资者们想共谋夺走学校的专利。“最后，经过艰苦的努力，博奥生物芯片公司终于成立了，”程京与在 Nanogen 的前同事，同样从中国赴美接受培训的吴雷（音译）一起建立了这个公司。“后来我想，给清华大学开一家公司就够了，”程京说。

但是程京领风气之先的日子才刚刚开始。1999 年中国一位副总理访问清华时参观了程京的实验室。程京回忆说，他走之前说，“今天时间太短了，我会安排让你到中央来给我们更详细地讲解，”几周之后这位前火车头工厂的工程师给中国最高层的部长们作了长达两小时的有关生物技术未来的演讲。演讲效果不错。之前程京把学校的秘书们作为听众，花了好几天的时间用 PowerPoint 演示稿进行试讲。后来，程京接到任务，领导一个经费达 4,000 万美元的国家级生物芯片科研项目。这一项目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以清华和另叁家一流的大学为依托的非营利性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另一部分是建立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叫博奥生物芯片。

被程京形容成为一辆驶下斜坡的没有刹车的火车的博奥生物芯片，迅速地演化成为一个生物医药控股公司。它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是收购北京万东医疗公司。该公司生产 X 光设备，牙科仪器及其他医疗设备，有 3,000 名雇员。程京说，万东的模型制作和制造方面的特长能够帮助博奥飞快地把生物芯片的设计变成产品。去年博奥生化分离出了深圳微芯生物一家 ChipScreen BioSciences 公司，该公司位于深圳，专门运用生物芯片从传统中医药品和天然药材中提炼治疗疾病的物质。这些物质一旦被提炼出来就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有专利的药品。作为另一个野心勃勃的举措，博奥还成立了一个分公司，从事专门将别人制造的生物医疗产品打上自己品牌销售的工作。

程京在博奥最大胆的改革措施之一是用西方标准的工资来吸引最好的人才，公司给的报酬用中国的标准来看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中国的高科技初创公司急需有管理经验的人材，”他说。“我们在美国招人的时候，很多人担心在中国的收入比在美国低 10 到 20 倍。所以我们就决定破例提供美国标准的薪水和股票期权。”但是博奥招人的标准也“非常严格。”那些被选中的人如果达不到雄心勃勃的业绩指标就只能走人。程京说他已经辞掉了几个没有达到要求的人。

博奥生物芯片甚至出钱资助圣地亚哥的初创公司腾隆科技，以换取在中国推广其产品的权利。这家美国公司正在研发胎儿还在母体内时就能监测唐氏综合症和其他遗传疾病的系统。无需通过羊水诊断，这些设备仅仅通过化验怀孕妇女的血液样本就能分离出进入母体血液的胎儿细胞，并测试其中是否有导致疾病的基因问题。不管新的系统是否能够成功，这已经代表了中美关系的一大突破，实际上，一个由中国共产党支持的公司在出钱帮助美国发展技术。（程京和他的公司不过是与共产党现任领导江泽民“实事求是”的做法步调一致。江泽民的“叁个代表”理论为支持企业家创新提供了依据。）

尽管博奥具有像火车头一样带领整个行业进步的潜力，程京对未来漫长的路仍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我们必须对中国的现状保持理性的看法，”他说。“未来 10 到 15 年中国的生物技术公司可能会达到国际上领先的地位。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正在探究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译者：顾蔚

中国生物技术的未来

中国成为生物技术产业化领域强国的努力目前从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概念阶段。深圳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Shenzhen Kexing Bioproducts）被认为是中国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但它去年的盈利仅为美国 Amgen 公司 11 亿美元利润的 1%。根据菲律宾的非盈利性组织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机构（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gri-biotech Applications）的调查，2000 年中国生物基因作物耕种面积占全世界的 1%。而美国则占了 68%。

但用另一个标准──实验室的快速发展来衡量，中国的生物科技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为中国未来十年生物产业化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请关注：

基因测序：就连以最快速度解码人类基因的美国塞莱拉公司（Celera Genomics）也赶不上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Beijing Genomics Institute）的速度。先后在欧洲和美国进修过的学者杨焕明 1999 年创建了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该学院有世界上最大的基因解码操作系统，包括 500 名员工，100 台 DNA 测序仪，以及 4 台中国制造的超级计算机，用来分析从测序仪上得来的数据。去年该研究机构的一个小组不分昼夜连续工作，仅用四个月就将水稻基因的图表解析成功。这一成就相当惊人，因为 1998 年一个准备解码水稻基因的国际小组估计这一工程将耗时十年。北京华大现在正在解析家猪的基因。它的日程表上还包括一些对发展中国家有重要意义、但在美国不算首要任务的研究课题，比如椰枣和木薯的基因解析。

基因作物：中国的生物工程学家已经对超过 50 种植物进行了生物加工。1 月 25 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说，中国科学家在从花生到番木瓜的各种植物内加入了对病毒和昆虫免疫的基因。这使得中国农民在经济上和公共卫生方面获益非浅。通过种植一种含有抗昆虫基因的作物“生物棉（Btcotton）”，杀虫剂的用量减少了 28%，总体生产成本大幅下降 80%。仅 1999 年农民就节省了 3.3 亿美元。更重要的是，杀虫剂导致的农药中毒现象急剧减少了 79%。

干细胞：中国在胚胎干细胞方面的研究飞速发展，未来有可能让衰退的器官重新恢复活力。叁月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至少有四个中国科学小组正在为获得人类细胞而克隆胚胎。在美国，人权组织则游说政府部门立法禁止该类研究。

天然药物：很多药品（从阿斯皮林到抗癌药物 Taxol）都是从来自大自然的分子中提取的。中国医学工作者对于运用传统秘方的长期经验使得高科技药物研究者在用传统药物里的有效物质开发新药方面具备独特的优势。例如，中国医生早已习惯运用干生物来医治感染和其他疾病。希望能够利用这一优势的法国斯特拉斯堡的生物技术公司 Entomed 最近与上海昆虫研究所（Shanghai Institute of Entomology）达成共识，共同开发来源于昆虫的新型抗微生物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