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洲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待遇不像美国同行那样丰厚？

    作者：Richard Tomlinson

    为了衡量美国和欧洲人对待高管薪酬态度的鸿沟，我们来比较一下克劳斯•埃瑟与迪克•布朗的经历。埃瑟是曼内斯曼公司（Mannesmann）的前首席执行官。沃达丰公司于 2000 年用价值 1,810 亿美元的股票收购了这家德国电信公司。沃达丰被迫支付如此巨额帐单的原因之一，就是埃瑟对于这家英国公司入侵的坚决抵抗。自 1999 年 10 月沃达丰发动敌意收购，至 2000 年 2 月埃瑟最终让步，曼内斯曼的股票价格上扬了 140%。对他心存感激的监事会赠予了他价值 2,880 万美元的离职补偿和“升值奖励”。

    EDS 是得克萨斯州一家商业软件管理公司。它的前首席执行官迪克•布朗最近拿到了 3,000 多万美元的报酬。但是，这与感激毫无关系。2002 是 EDS 灾难性的一年，股价暴跌，EDS 的市值损失了 240 亿美元。为此布朗今年 3 月份被迫辞职。

    现在布朗可以尽情享受他获得的财富（根据合同，他法定应该得到这笔报酬），而埃瑟却要面对犯罪指控，如果指控成立，最高可判监禁十年。他和曼内斯曼其他前监事会成员──包括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约瑟夫•阿克尔曼──被指控辜负了人们的信任。他们被指控在批准埃瑟以及曼内斯曼公司其他高管的薪酬计划时，没有考虑到股东利益。

    埃瑟声称这一指控损害了他的名誉，从而提出反诉。他在解释这样做的 原因时，措辞谨慎。他说，“许多（德国）人难以认同这样的事实，即在一场并购战中，接受了非常高的价格的股东们将此视为胜利，而不是失败。”

    然而，这并非事情的全部。事实是，大多数欧洲人不认为首席执行官值得这样高的报酬。相反，那里盛行强烈的平均主义观念，对大肆铺张的消费习气充满鄙视。我们不妨看一看人们对食品零售公司 Ahold 公司首席执行官塞斯•范德胡芬的过度攻击，他是在公司出现财务丑闻之后于今年 2 月份遭到解聘的。触犯了荷兰人敏感神经的不仅是范德胡芬可观的总薪酬 （2001 年为 360 万美元）或那件会计欺诈案的规模。就在他被免职两天以后，一家荷兰报纸在奥地利莱希（Lech）的专用滑雪度假胜地发现了他。自那次不合时宜的度假之后，荷兰媒体还一直在追踪他那幢海滨别墅的蛛丝马迹，他现在想以 1,060 万美元的价格卖掉这套别墅。

    显然，范德胡芬把 Ahold 公司经营得不错，但在公众认为他薪水过高的情况下，他的成功无法成为平息愤怒的挡箭牌。英国石油公司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石油公司（在埃克森－美孚之后），得益于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策划的一系列并购。但是，布朗正面临英国报纸每年一度的攻击。去 年 12 月份，左翼报纸《每日镜报》宣称，布朗在 2001 年 900 万美元的年薪“相当于每分钟就惬意地赚入 50 英镑（78 美元）。”事实上，在《每日镜报》进行苛刻计算的时候，布朗的收入已经降低了许多。2002 年，他的总薪酬下降到 610 万美元──依然比第三大石油公司皇家荷兰 / 壳牌公司首席执行官菲利普•沃茨的薪酬高出一倍以上。沃茨和壳牌公司其他高级经理人在 4 月 23 日召开的年度会议上可能遇到对他们的薪酬水平感到不快的股东和投资者的挑战。拟议中通过赠送股票的方法使沃茨薪酬增加两倍的激励机制，尤其招致批评。 有关壳牌公司酝酿的冲突显示，欧洲的股东们通常反映了以下这种普遍态度：首席执行官谁也没有资格领取像布朗那样高的薪酬。结果是，大多数欧洲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只有对美国同僚干瞪眼羡慕的份儿。当然也有例外，例如，诺华制药集团首席执行官魏思乐（去年薪酬 1,450 万美元）；瑞银集团（UBS）董事长马赛尔•奥斯佩尔（去年薪酬 900 万美元）；以及维旺迪前首席执行官梅西尔（2002 年他在公司任职 6 个月，薪酬为 600 万美元。在公司濒于破产的情况下，他的任期宣告结束）。而荷兰电子集团飞利浦公司首席执行官柯慈雷的薪酬标准则非常接近人们对首席执行官薪酬预期的正常数额。他去年总薪酬为 89 万美元。我们不妨将其与飞利浦公司在照明和医疗系统领域的竞争对手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杰弗里•伊梅尔特比一比，后者的薪酬高达 690 万美元。

    这种薪酬差距在短期内不会缩小。去年，制药业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董事长克里斯托弗•霍格想把公司首席执行官让－皮埃尔•加尼尔的薪酬提升到其美国同僚的档次。但投资者却不买账，霍格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2000 年，当沃达丰公司董事会同意按照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其它地区的标准为首席执行官克里斯•亨特（Chris Gent）确定薪酬数额时，亨特遇到了同样的麻烦。结果是：亨特的总薪酬翻了两番，达到 1,080 万美元。而去年，沃达丰不得不对股东们的投诉做出让步，只按照欧洲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标准为亨特确定薪酬数额。在 3 月 31 日结束的上一个财年里，亨特的薪酬被削减到 380 万美元。当他在 7 月份退休时，他的继任者阿伦•萨林将得到 170 万美元的基本薪水。

    霍格和其他主张缩小欧美两地首席执行官薪酬差距的人宣称，在全球人才市场中，企业必需按照通行价格为首席执行官支付薪酬。然而批评者却说，情况并非如此。法国少数股东保护协会（ADAM）主任科莱特•纽维尔 问道：“你是否曾经见过法国首席执行官被美国公司聘请担任首席执行官呢？”。她自问自答说，“没有”。因此，他们为什么要求与美国首席执行官相同水平的薪酬呢？”

    对于法国公司的情况，纽维尔的评论是正确的，然而几位来自其它欧洲国家的首席执行官则在美国发展得很好。飞利浦公司前首席执行官考尔•本斯特拉 90 年代初期由于担任美国食品公司 Sara Lee 公司的首席运营官而闻名。但对于大型美国公司重要职位不考虑雇用欧洲人的通行规则来说，这是一个例外。

    同时，北美人在欧洲公司里担任高层管理工作的也不多。正如霍格所言， 薪酬可能是导致出现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路透集团首席执行官汤姆•格洛塞是一位美国人。他由于在公司股价下降 75% 时却（在 130 万美元基本薪水之外）接受 140 万美元的红利和津贴而遭到批评。英国巴克莱银行首席执行官马特•巴雷特是加拿大人，股东们认为他的薪酬过高，对他心存不满。2002 年，在巴克莱银行纯利润下跌 6% 的情况下，巴雷特还是拿到了 270 万美元的薪酬。

    相比较而言，美国人对企业高级主管变成大亨比较习惯，不过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与欧洲人相近。去年，当人们将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的离职薪酬计划细节曝光而羞辱他时，他被迫放弃在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资格以及大都会歌剧院包厢等待遇。对于要求高层主管离职补偿需征得股东同意的建议，惠普公司的投资者最近投票表示赞成，尽管公司管理层表示反对。作为航空业援助计划建议的一部分，美国国会想对航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做出限制。

    欧洲公众则没有显示出将容忍更高薪酬的迹象，看起来，只要股价持续下跌，就是不大可能的。他们的怀疑情绪只会被欧洲充满漏洞的薪酬公开原则进一步激化。处于一个极端的是芬兰，在那里，不仅诺基亚的奥里拉（2002 年薪酬为 290 万美元）被要求公开他的薪酬。根据法律，每一位芬兰公民都有权知道另外一位公民的总薪酬数额。处于另一个极端的是德国，没有人敦促这里的企业公开高级主管的薪酬数额，而这些企业通常也会这样做。

    过高薪酬不仅是错误的，也是愚蠢的。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的于尔根•施伦普可能绝对有资格得到他的薪酬──不管他的薪酬数量多少。但是，在公众不大肯宽恕企业高层主管的最近这些日子里，为什么要使你自己冒受到指控的风险呢？

    译者：孙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