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瓶颈挑战中国 - 财富中文网

1969 年，驻扎在中苏两国边防检查站的部队发生交火，枪声在大庆油田上空回荡。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批中国地质学家和工程师一直接受前苏联技术专家的指导，在大庆天寒地冻的大荒原上艰苦工作，采掘原油。由于边境冲突，中苏关系破裂，莫斯科召回了驻中国的所有技术专家。身为大庆油田元老的王启民当时是大庆油田最年轻的工程师之一，回想起当年苏联人临走时的奚落，他仍然耿耿于怀。“他们嘲笑我们”，他回忆说，“他们说，｀你们的方法太原始。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开发中国的油田简直就是徒劳之举，这就好像你指望通过研究一块布来掌握怎么缝制衬衫一样＇。” 王启民和他的同胞向世人证明，俄国人错了。在随后的若干年里，他们把大庆油田的日产油量提高到了一百多万桶，这个成就令世人惊叹不已，让毛泽东在此后多年里一直对苏联乃至全世界嗤之以鼻。如今，大庆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油田、一家还在四处扩展的巨型企业：它地处中国东北角，占地面积达 2,000 多平方公里，有九万名工人照管著五万口油井，连接这些油井的输油管线和储油罐像迷宫一样错综复杂。仅在大庆市内，就有几百台锈迹斑斑的抽油泵井然有序地上下摆动著，这种抽油泵在政府办公楼旁，餐馆、卡拉 OK 厅的后面，以及昏暗的居民楼群之间随处可见。

然而，中国的能源自给时代已经结束。经过多年的开采，中国的主要油田已几近枯竭。每桶原油的产出成本在稳步攀升。大庆油田的年产油量自 1997 年达到顶峰后已经下滑了 12%，仅为 5,000 万吨。就在国内原油储量日渐萎缩的同时，中国经济却进入了极度活跃的阶段，去年中国的年经济表现极好，增长率达到了 9.1%。消费、商业投资和政府开支在急速扩大，十年前还是原油净出口国的中国，已经对外国的原油有了贪婪的需求。

自 1990 年以来，中国的石油消费量一直在以年均 7% 的速度攀升。去年，中国每天消耗 540 万桶原油，尽管与日费油量 2,020 万桶的美国相比还相去甚远，但已经盖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目前，中国每天的原油进口量超过 200 万桶，比 2002 年增长了 1/3。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预测，到 2030 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达到其总消费量的 85%。

中国对石油和其他形式的能源如饥似渴，给本国以及全球经济都带来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挑战。中国已经与美国、日本和欧洲争夺中东地区的石油了。贝尔斯登投资公司（Bear Stearns）的能源分析师亚当•克拉克认为，美国战胜伊拉克后，中国的能源需求是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功阻止油价崩溃的“主要因素”。坎布里奇能源研究协会（Cambridge Energy Research Associates）的主席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说：“中国能源需求量的增长是当今世界石油市场走势的大方向。过去，人们谈及中国的石油需求时总是一带而过，如今它却成了首要话题。”

还有比单纯的油价高涨更危险的事。由于美国与中东的主要石油生产商的关系十分巩固，使得中国决心最大限度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为此安全专家担心，这将诱使中国和被美国指控为帮助恐怖分子的国家结成“石油换武器”同盟。环境保护主义者则忧虑中国为了减缓对外国石油的依赖程度，会放弃对限制煤炭使用的承诺（如今，中国能源总需求量的 70% 来自煤炭，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中国政府还有可能著手扩大其民用核能项目──鉴于中国糟糕的工业生产安全记录，这一项目的前景令人堪忧。而让投资者感到焦急的是，中国领导人可能敦促国营能源公司在不能带来效益的海外石油资产上浪费资金，或者把过多的开支用于扩建庞大的管道建设项目，以从资源丰富的西部省份向经济繁荣的东部沿海地区输送能源。

中国的领导人知道，从长远看，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如若得不到控制，将严重危及经济的增长。然而，从目前来看，他们竭力在做的却是仅仅保证日常用电需求。去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用电高峰迫使中国大片电网陷于瘫痪，几十座城市因此陷入了黑暗，上千家工厂被迫暂时停产。中国有多达 2/3 的省份遭饱受断电之苦。上海的商场上个月接到通知，要求它们调低温度调节装置。在湖南省会长沙，管理部门把用电天数限制在每周三天。

电力供应的短缺，暴露出中国政府不愿意放松对经济的控制权。在中国，谁能建新的电厂，应该收取多少电费，按什么价格能购买发电所需的煤炭和柴油，这一切都要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官员下达指令。但是，规划者们对需求量的估计却一再出现偏差，他们预计去年的用电量会增长 5%，但实际用量却跃升了 15%。国家发改委已经下令建设一批新的发电项目，三峡大坝工程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些新设施还得再过若干年才能产生足够的额外电力来满足中国的发展需求，而且新的电力输出后能否顺利平稳地输送到使用地，这个问题还很不明朗。

英国石油公司（BP）前高层官员菲利普•安德鲁斯－斯皮德（Philip Andrews-Speed）认为，电力短缺问题反映出中国处理能源政策的方法“完全缺乏连贯性”。安德鲁斯－斯皮德目前是苏格兰邓迪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的负责人。他说，中国领导人认为能源问题太重要，因此他们不愿让能源实现市场化运作，但他们也没有设计出某项替代机制，以确保把能源在需要的时候输送到需要的地方。安德鲁斯－斯皮德说，“中国没有能源部，没有相关决策中心，也没有哪个部门负责协调所有的问题。能源问题的不同环节要通过不同的政府部门予以解决，非常混乱。公司和机构的最高层之间为此争执不断。”结果呢？“整个系统陷于瘫痪，垄断者阻断分销渠道，电站无法上马，投资者则因为看不到价格信号而投资无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研究室主任陈凤英认为，上述评价是公正的。“每家公司、每个行业都想优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她说。“没有一个权力部门负责全部的事。”

由于中国政府对国家电力系统管理不善，人们对官方所做的中国石油需求规划几乎没有信心。据政府部门的能源研究所预测，到 2010 年，中国的石油日消耗量将上升至 700 万桶。这一数字与国际能源机构的估算基本吻合，但该机构最近的预测假定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在未来数十年内将下降至 4.8%──这比民间经济学家一致认为的目标低了整整两个百分点。坎布里奇能源研究协会的分析师认为，到 2010 年，中国的日耗油量将达到 800 万桶，但贝尔斯登投资公司的克拉克则认为，这一数字将接近 1,300 万桶。克拉克说，随著人均年收入超过 1,000 美元大关，中国已经到达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它即将面临能源需求的爆炸式增长。

中国大城市的轿车销量去年飙升了 55%，由此引发的交通拥堵现象几乎永无解决之日。业内专家预计，随著轿车价格的下跌以及国内银行、国外汽车厂家加大对潜在购车者的融资力度，中国今年的轿车销量仍将保持这一增速。与此同时，电器销售商店的走廊里也挤满了消费者。电视的普及──加之强大的广告攻势及大量的外国节目──点燃了人们对消费品的渴望，即便在最偏远的农村地区也不例外。

中国 60% 的石油从中东地区进口。中国领导人对此大伤脑筋，这不仅是因为该地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也因为这里的局势相当不稳定。更为麻烦的是，从中东地区向中国运送石油的油轮必须经过一些咽喉要道，一旦中国就台湾问题与美国摊牌，这些要道就将成为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的致命要害。

中国政府一直在拼命确保石油供应的替代方案──但是，得到的结果却不理想。去年 5 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前往莫斯科，签署了一项由国营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hina National Petroleum）和俄罗斯尤科斯石油公司（Yukos Oil）开展合作的合同，该合同为期 25 年，总价值达 1,500 亿美元。根据合同安排，中俄双方将修建一条长 1,500 英里、日输油量高达 60 万桶的输油管，从而把东西伯利亚油田开采出的石油输往大庆，然后再将这些石油从大庆输往中国其他地区。但是，去年十月当尤科斯公司首席执行官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因被指控逃税而被捕入狱后，这一计划搁浅了。霍多尔科夫斯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和，他的倒台使日本官员趁机提出了一条反建议，即绕开中国修建一条连接太平洋上的纳霍德卡的输油管线，这条输油管的距离更长、输油量更大。东京方面提出为这一工程提供 75 亿美元资金，并且承诺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开发提供贷款。两条输油管不可能都修建，而普京也不可能在今年三月俄罗斯总统大选之前决定选择哪一家的方案。但是，他的助手却在最近几周里大谈日本方案，他们指出俄罗斯通过这一方案将获得进入日本、韩国及东亚其他市场的渠道。

为了支持另一项石油交易，胡锦涛还访问了哈萨克斯坦。这项计划建议修建一条输油管把里海的石油输送到中国西部地区。但是，由于一个由西方及日本石油公司组成的财团阻碍了中国在这一地区获取额外的开采权，因此该计划实现的希望也很渺茫。

眼见两条输油管计划都渐渐变成了空想，中国的石油公司开始在地球上四处搜索，以期寻找到他们能够买到的油田。近年来，他们已经在苏丹、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以及澳大利亚进行了投资。但是，到目前为止，那些收购来的油田新增的产量仅为日产 20 万桶──对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而言，这简直就是杯水车薪。为此，外界认为中国在没有价值的能源资产上投入了过多的资金，而且浪费了本可以用在现货市场上购买石油的资本。日本曾在 1979 年阿拉伯石油禁运危机之后采取过类似的策略，即通过购买油田来确保能源安全。但是，这一政策以惨败告终，日本政府贷给企业 200 亿美元购买的海外油井没有收益，结果无法收回贷款。如今，日本人已经接受了购买石油要好于购买油井的事实，目前它 98% 的石油需求依靠进口。而中国领导人还不准备接受这一建议。他们取而代之的做法是在还能掌控局面的条件下引入适当的竞争机制。上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政府把全国的石油生产和提炼单位重新组建成了两大相互竞争的公司，每家公司都有各自的石油开采和提炼资产以及独立的分销网络。这两家企业分流了上百万名冗余的员工，剥离了一些利润最低的业务，并且聘请西方银行帮助他们把子公司包装之后在香港和纽约的证券交易所上市。第三家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则获得了在海上钻探、开发油田的优先权。两家陆上石油公司的子公司中石油（PetroChina）和中石化（Sinopec）则在股票市场上吸收了外国投资者 75 亿美元的资金。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便是这些投资者之一，他去年斥资近 5 亿美元购买了中石油公司 13% 的股份。在位于北京的公司总部里，中石油总裁陈耕说，尽管他与这位奥马哈圣贤从未谋面，但他欢迎巴菲特投资。陈耕本人也持有中石油公司的股票期权，他认为巴菲特的投资是“明智之举”──对此人们很难表示反对，因为自从巴菲特购买了中石油股票以来，其股价上涨了 133%。

但是，接纳私人部门介入的努力也就仅此而已。陈耕一边啜著茶一边强调，中石油最重要的股东是中国政府，而不是沃伦•巴菲特。在大庆油田参观的访客所走的线路是经过仔细安排的，他们会看到“模范采油站”和认真打扫过的科研楼。哪怕是想稍稍偏离预先设定的路线，也会遭到官方陪同人员的阻挠。

“铁人”王进喜是大庆油田的守护神，这个不识字的农民曾经说过，宁可少活二十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为此，他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在“铁人王进喜同志纪念馆”里，深褐色的相片记录了他如何跳进泥坑用自己的身体搅拌水泥，努力堵住开裂的油井。毛泽东把王进喜称作革命英雄，而在官方宣扬的传说故事中大庆则成了一种信念的象征──通过艰苦奋斗，通过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中国人民无需外人的帮助就可以凭借自己的意志征服自然。但是，这些经验与中国当前所处的不利局面是格格不入的。为了保持经济增长，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和革命热情──它需要所能得到的一切外来援助。王启民说，“当我们 1993 年开始进口石油时，人们的情绪变得很激动。”这位大庆油田的工程师被众人奉为“铁人”的接班人。“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们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现在我们的规模如此庞大，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既然我们可以靠出口来赚钱，为什么就不可以从中东购买石油呢？”

中国接受外界援助的好处之一，就在于可以开发自己的天然气储备，中国目前的天然气供应只占全国能源需求的 3%。外国资本还有可能资助庞大的输气网络。把西部省份的天然气输往东部的工厂时，这些网络是必不可少的。西方石油大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在中国国内的能源市场上谋得一席之地。然而，除了根据入世承诺赋予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加油站等一些权利以外，中国政府仍然把西方大公司拒之门外。邱子磊曾是一位投资银行家，现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首席财务官。他认为，中国必须向西方跨国公司伸出求助之手，除此而外“别无选择”。他说，“他们都是大的生产商。他们拥有勘探和生产技术。他们是营造市场的主体。我们应该激励他们参与进来，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让他们盈利。”

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国经济的驾御者似乎决定仍然坚定地坚持自己动手，主宰一切，尽管他们得为保有这样的特权付出更大的代价。

译者：萧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