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萨姆在一起的日子

2002 年 10 月 15 日上午，生物技术企业家萨姆•瓦克萨尔（Samuel Waksal）笔直地站在法庭上，但不是军队行话里说的那种直，而是稍稍向前探著身子，这样反倒显得风度翩翩。他外表看上去很从容，右手握拳支在桌面上，聆听法官的宣判。我站在萨姆身后稍右的地方。英克隆公司（ImClone）的这位首席执行官承认联邦检察官对他的六项指控，并且听到法官威廉•波利三世（William Pauley III）说，他有权判处萨姆 65 年徒刑。

“你清楚欺诈银行罪最高刑罚是 30 年吗……？”

“是的，阁下。”

法官一遍又一遍地问道：“你清楚吗?”内幕交易可能判处 10 年徒刑，妨碍司法罪为 5 年，其它罪行还要另外加刑。这位昔日靠其三寸不烂之舌无往不胜的人现在却只能说：“是的，阁下”和“我清楚，阁下。”

大约一年前，也就是 2001 年 12 月 27 日，萨姆试图抛出英克隆公司的股份，因为第二天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将宣布不审核该公司前景看好的治癌药物 Erbitux 的申请材料。当局的这一决定无疑将导致英克隆公司股票暴跌。同一天，萨姆还通知他父亲和女儿抛掉手中的股份。这只是他的罪状之一。他还伪造公司一位律师的签字，写信核实他仍在拥有实际上已经脱手的资产。此外，他还曾经欺骗过很多人──其中就包括我本人。一两年前，我为这个人的魅力深深地折服，多次光顾他在曼哈顿漂亮的顶楼公寓，不时与他共进午餐，甚至还和他一道旅行。我手里有一些英克隆公司的股票，这是我的根本利益所在。但事情远远还不止这些。如果说世界上有两种妄自尊大的人──一种人离不开别人的崇拜，恨不能浑身发光，把屋子里的氧气全都燃尽；另一种人则把自我欣赏之光照亮别人，让他们感到自己了不起、值得别人关注──那么，萨姆就是第二种人的优秀代表。他在他豪华的公寓里点起蜡烛，让我陶醉在他的光芒里。

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有时，纽约市里似乎处处都有人为萨姆所折服。卡尔•爱康（Carl Icahn，著名投资人──译注）是他的一位朋友，而且（和我一样！）也拥有英克隆的股票。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首席执行官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是萨姆社交圈里的常客。当然还有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杂志界名人──译注），她也因企图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宣布决定之前抛掉英克隆的股票而被指控犯有妨碍司法罪。萨姆给了人们很多──不仅仅是一种前景看好的治癌药，还让人看到一个充满创新和财富的光明未来。他的梦想使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就连那些有钱人和久经世故的老油条也被他吸引住了。

在法庭上，法官虽然彬彬有礼，但丝毫不留情面。他要求萨姆复述自己的罪状：“我利用从食品和医物管理局得到的消息……敦促女儿卖掉她的股票……。在 2002 年 1 月 12 日或那天前后，我为了掩藏部分个人财务记录，指示手下人限制美国证监会（SEC）获得全部资料。”法官几次提醒他，有罪辩护一旦正式提出，就不能撤消。他也明白这一点。萨姆•瓦克萨尔要去蹲监狱──如今，什么也无法改变他的罪过造成的后果。

2000 年 5 月我第一次见到萨姆时，他兴高采烈地喊著我的名字，并伸出双臂拥抱我，就像对待老朋友一样。“你在上周的《纽约客》杂志上提到了我的公司！”他喊道，这话不假；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自己投资屡屡受挫的事时提到了他的公司。那是在很久以前的 1992 年，我听别人的指点买了英克隆的股票，它当时的情况很好，所以我顺便提了一下。可是，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英克隆的首席执行官是谁。

我和萨姆是在索霍区（SoHo）的顶楼通层公寓中见到他的。我当时作为由联邦基金资助的艺术团体纽约人文委员会（New York Humanities Council）的嘉宾，应邀去谈一谈电影──我的日常工作是给《纽约客》（The New Yorker）写影评。萨姆正好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每个月在他家里举办这样或那样的社交晚会，请四、五十位客人在这里好吃好喝，然后听一位写过某本书或写定期专栏文章或做了什么新鲜研究的人做非正式的讲座。我在他的豪华寓所里做讲座纯属巧合，所以我认定我俩的相识无论如何注定会很有意思。

后来我才知道，萨姆•瓦克萨尔于 1984 年放弃了他在西奈山医院（Mount Sinai Hospital）的教职和白血病方面的研究，筹集了 400 万美元，与其兄哈伦（Harlan）合伙成立了英克隆公司。公司一直惨淡经营，直到 1992 年癌症研究专家约翰•门德尔松（John Mendelsohn）加盟后才有了转机。门德尔松研究出一种化学分子，可用来鉴定人体内的几种癌细胞，并且把健康的细胞与之区别开来。门德尔松在 1996 年担任得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M.D. Anderson）主任。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在圣迭戈加利福尼亚大学开始研究这种分子，但从没把这个想法推向市场，直到那位善于鼓动的人从纽约来找他。

在整个 90 年代，英克隆公司毫无起色可言，一直是我买的几种股票里表现最差的，1995 年跌到了 69 美分，我当时几乎把它忘了。可是，到了 1999 年底，生物技术界传出谣言，说英克隆要出新药，它的股票开始波动，于是我又进了一些。萨姆在索霍区买了寓所，这似乎是投资者对他的公司感兴趣的有力证据之一。这可不是一般的住处，从门厅走进去是一个宽敞的四方形客厅，沙发和椅子摆在当中，四周仍有很大的空间。所有的地方都漆成了白色，包括地板、墙面和带凹槽的立柱。南面的墙上挂著抽象表现主义画家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和弗朗兹•克莱恩（Franz Kline）的画。窗台和一排排餐桌上摆著点燃的蜡烛，餐桌周围摆放著镶金边的椅子。客厅旁边有单独的进餐区，那儿摆有更多的桌子和蜡烛。再往里是一个几乎没有家具的卧室和一个几乎完全用大理石建成的洗手间。这是一个富人建在城里的装修古怪的宫殿：它看上去像是聚会用的地方，但在餐厅里又挂著几组镶在镜框里的家庭照片──父母、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全都规规矩矩、一脸庄重。这是一个犹太移民家庭──一看就知道是萨姆的父母和他们有出息的美国藉子女。

这套公寓确实是专门用来举办晚会的。那天晚上，在我演讲之前，人们正在痛饮香槟和红酒；在场的人非常多，他们的构成很有意思：有萨姆的朋友和喜欢艺术的富人，几位作家和教授，一两个电影导演，时髦的职业妇女，前任市长埃德•科克（Ed Koch）以及一些金融界人士。晚会上充斥著自我陶醉和珠光宝气，但完全没有热情周到的感觉。我的演讲快要结束时，开始了激烈的争论；萨姆喜欢把有权势的人介绍给知识界和新闻界的人，然后看著他们相互争论。

萨姆那时五十出头，个子不算太高，但身体结实，体形纤细。他皮肤黝黑，长著两只明亮的黑眼睛，一头黑发正在由前额向后脱落，使脑门显得很突出。黝黑的肤色加上炯炯有神的眼睛，使渐秃的脑门显得坚强、严肃。他说话时爱笑，满嘴的玩笑和小道消息。他说话时，两只超长的胳膊同时上下挥动，时而垂下，时而又伸出来，像是在往怀里揽什么东西。他没有故作姿态的举止，喜欢到处走动，不在一个地方长时间停留，这样的风格加上他那不变的大笑声，让我觉得他是我有生以来见到过的最精力充沛的人之一。他谈吐流利，爱兴奋，容易让人著迷。

随著对他有更多的了解，我开始感觉他身上同时具有理想主义、野心和狡诈等特点，而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一个人身上汇集了所有这些特点。他既引用奥尔特加（Ortega）和加缪（Camus）等哲学家的话，也爱听曼哈顿区的闲言碎语──听说著名演员哈里森•福特（Harrison Ford）的婚姻出了麻烦，他兴高采烈。他本人很久以前──二十多年前──就离了婚，所以非常喜欢拈花惹草。他不仅同玛莎•斯图尔特关系很好，还和她的女儿幽会。维系这种双重关系，恐怕要不情愿地去冒充对什么都不在乎的硬汉，尽管我既不想和斯图尔特交友，也不打算和她的女儿幽会，可是每当想到此事，我总是被逗得直乐。

确切地说，身为英克隆公司的投资人，我不能说我对萨姆和他的公司的关注是没有杂念的。但那又怎样？我那微不足道的投资（800 股）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更带感情色彩。萨姆和英克隆公司首席运营官、他的弟兄哈伦白手起家。也许有人会说，公司成立了 15 年以上，上市也将近 10 年了，到 2000 年 5 月还是一无所有，英克隆几乎分文未赚。但是，它一直在用门德尔松先进的治癌药物在患早期结肠癌的病人身上做试验；它还有其他的药物正在试验当中；而且拥有大约 25 亿美元的市值。从某种意义上讲，萨姆的财富建立在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之上，给他一段时间，他就能用人们给他的这笔财富生产出可以治病救人的药品。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参加了他组织的大多数晚会，我们还偶尔在一起吃午饭，这对我来说等于在上课，因为席间他总是喋喋不休地讲他正在试验的药物 Erbitux 的疗效。他还对我讲他的家庭背景。他父母是幸免于大屠杀的波兰裔犹太人。二战时，他父亲杰克才十几岁，躲过了德国人的搜捕，在丛林里和游击队员们一起战斗，白天在墓地睡觉，晚上参加游击队的行动。听萨姆说，他父亲性格坚强，很有心计。战争结束后，杰克为了躲避俄国人，逃到了西方，但又落到了美国人手里，落到了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也就是现在的中央情报局（CIA）手里。有那么几年，杰克在德国的雷根斯堡扮演著双重角色，一边帮助美国人辨认纳粹战犯，一边兼做违禁品生意。他与一位美国海军上尉合伙，因为他被美国当局视为有用之人，所以对他网开一面。萨姆眉飞色舞地把这些事情向我和盘托出。萨姆的母亲萨布丽娜曾被关进奥斯威辛集中营，她把母亲给她的一枚金戒指藏在内衣里，用它收买了德国人，让她进厨房干活，得以幸存下来。战后，她和杰克在巴黎相识。1948 年，萨姆在巴黎出生。1951 年，他父母移居美国，在代顿定居下来，杰克在那儿开始了日益兴隆的废金属生意。萨姆在俄亥俄州完成了本科和免疫学博士学业之后，去几所大学和医院从事研究工作，后来创立了英克隆公司，并且拿到了约翰•门德尔松的点子。

Erbitux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发明。萨姆解释说，彻底杀死肿瘤非常困难，而且还会产生毒副作用，所以，干嘛不设法阻止癌细胞繁殖呢？在许多癌细胞的外沿，结满了无数叫做表面生长因子的小块，Erbitux 能够封闭这些受体，阻止通常能导致癌细胞分裂的进入，这样就可以让普通的化疗方法轻松地发挥破坏作用：癌细胞不再无休止地分裂下去，并且开始衰竭，最终萎缩，甚至死亡。

不过，这仅仅是希望而已。这种药物并不能在所有的病人身上发生作用，但问题是：它能否在足够多的病人身上产生疗效，从而使它被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认定是有效的治疗方法？在所有的肿瘤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伴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其中肯定包括结肠直肠瘤和胰腺瘤，还有头部和颈部的癌。尽管英克隆公司刚刚开始用 Erbitux 对结肠癌病人进行临床试验，但萨姆相信它一定会成功。在我们最初几次共进午餐时，他有一回像往常那样急切而又兴奋地说：“如果你有一个了不起的产品，能够满足以前满足不了的需求，而且组织起一支优秀的团队……还有好的科研，下面就看你的能耐了──怎样推动这一研究的发展，并且在不同时期尽可能扩大市场。” 癌是一种邪恶的能量之源，是能够没完没了地分裂的变异细胞。我非常喜欢这个主意：癌细胞需要一种同样用之不竭的方法来最终制服它。

脑瘤协会在那里开会，在场的还有装束各异的金发礼仪小姐。她们手里捧著药品，态度特别亲切，给了我一些有关胃癌的资料。制药巨头礼来公司（Eli Lilly）则在自己的展位前赠送冰淇淋。那是 2001 年 5 月，我决定跟著萨姆和他的公司去旧金山参加历时三天的美国临床肿瘤协会年会。英克隆公司准备在会上向与会的 22,000 名肿瘤医生和医学刊物代表作一系列重要的展示。这些展示将成为这个令人惊叹的表演场合里的重头戏之一。莫斯克恩中心宽敞的地下展厅里云集了大约 250 多家公司的展位，展位里备有幻灯片、电脑游戏以及在美国消费品博览会上能见到的所有其他丰富多彩的商业宣传手段。有汽车展、帆船展，当然，这次还有抗癌医药展。

会议期间，英克隆公司展示了他们正式向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申报材料前一个月做的治疗结肠直肠癌试验数据。会议开始前几周，萨姆曾在纽约向我介绍过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审批程序，他又是画图又是引经据典，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极其热情地向我解释 Erbitux 这个科研成果的疗效。

最后我问他：“如果这种药获得批准，销售收入可能是多少？”我指的只是治疗结肠直肠癌晚期患者的收入。

“每年大约有 60,000 名这样的新患者。包括化疗在内的所有其他治疗方法对他们都不见效。我们将只收治最重的病人。” 用这种药需要 26 个疗程，两周为一个疗程，每支针剂的价格是 1,000 美元。我在便签簿上记下“60,000×26×1,000”。这时，萨姆突然伸出他的长胳膊，一下子把本子抓了过去，开始计算起来。总数超过了 15 亿美元。这仅仅是一种药物治疗一种晚期癌症的年收入。我目瞪口呆！这是符合实际的数字还是萨姆的幻想？（我日后才了解到，据说只需要 16 个疗程，而不是 26 个）。

萨姆在会议期间忙得不可开交，我几乎见不到他──或者说，只能见到他赶著会见投资人和医疗杂志记者的匆匆身影。他像 20 世纪 30 年代喜剧演员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追赶穿绸缎衣服的金发女郎一样在走廊里跑来跑去，身子尽量俯向地面以便加快速度。他走到哪儿，哪儿就会很快展开热烈的交谈，他时而微笑，时而大笑，一边把手搭在别人的肩上或胳膊上。

在过去整整一年里，我不断光顾他的公寓，越来越喜欢参加他的晚会。在晚会上，侍者穿梭于客人之间，不断地斟上法国勃艮第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然后端上来羊排和烤鳐鱼，配以芝麻菜和苣苣菜沙拉，接著是抹著奶油的小馅饼和不加奶的浓咖啡。屋里到处点缀著鲜花。这就是萨姆梦想中的智者的宫殿。我还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热衷于引见的人，他在主动介绍别人的名字时总是加上溢美之词，如“最伟大的古生物学家”、“最有才华的生物技术分析师”、“我拜读过的最好的影评家”，等等。

从 2000 年一直到 2001 年，萨姆即将成功的光环吸引很多人光顾他的家，当中不仅有投资人，还有有权有势的纽约人、名流、美女以及文学界和学术界人士。在电影《女高音》（The Sopranos）里扮演神经病医生的女演员洛兰•布拉科（Lorraine Bracco）是萨姆的朋友。爱尔兰小说家科姆•托伊宾（Colm Toibin）也与他有私交。当然还有人高马大、金发碧眼的玛莎•斯图尔特，她伸手致意时总是用冰冷的目光盯著你，好像能看透你的内心。她不常参加这种社会精英晚会，但她和萨姆的关系好像非常亲密。卡尔•爱康和彼得•彼得森在萨姆召集富有的投资人宴请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时曾出席。我从招待巴拉克的晚宴上飘然走出，既兴奋又满足，觉得受宠若惊，头脑发晕。萨姆的公寓是个舞台，让别人以你心目中理想的自己去看待你。可是，我要被引诱到什么地方？萨姆到底想从我这种人身上得到什么？我猜是想让我信任他，赞赏他不同凡响的见识。我的猜想被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他聪明绝伦，消息灵通，独具慧眼。我们只有一一被收服、俯首听命的份儿。在那次年会上，Erbitux 试验的主要研究员、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伦纳德•萨尔兹博士（Leonard Saltz）在莫斯科恩中心负责介绍试验结果。萨尔兹个子不高，面目冷峻，表情严肃，完全以事实说话。谈到试验的时候，他说，病人需要出示“可检验的结肠直肠癌转移”诊断书，还要有有关权威的化疗方法“依利替康”（irinotecan）治疗无效的书面证明。120 个病人同时使用了 Erbitux 和依利替康，其中 27 人表现出“部分反应”，即肿瘤缩小了 50% 以上，有效率为 22.5%。换句话说，就是这 120 个人当中有 27 个人至少能多活一段时间──也许是六个月。这不能说是治愈（没有一种药能包治癌症），但它的确是第一次在这种病即将致命的最后时刻给了它狠狠的一击。在此之前，还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像它一样对付晚期直肠结肠癌。会议厅里不断地响起了嗡嗡的低语声。

大厅外，萨姆迈著格劳乔式的急步从我身边窜过，从一伙医生那里跑到另一伙医生当中，边回答问题，边拍拍别人肩膀，连笑带侃，不亦乐乎。“新闻界喜欢它，肿瘤学家为它发狂”，萨姆说。“整个大会都在谈论英克隆。”他说得没错：在接下来的星期一，《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了 Erbitux，称赞它的实验结果。我对自己说：“我们玩得太棒了！”英克隆公司尚无收入可言，药物还未通过审批，但萨姆已经俨然成了一个财富创造者，媒体被这个能使四分之一患者延长几个月寿命的治疗方法弄得兴奋不已。当然，从某个层面上看，这是有一点疯狂。但从另一个层面上讲，所有这一切──包括药物本身、试验过程以及推动药物研究的资本市场──似乎都在完全按照预期的安排运行著。

离开旧金山之前，我和萨姆以及英克隆公司的其他负责人一起开车从他们的酒店出发，去参加一个分析师会议。车上有人说，在这个漫长的周末里，做了这些至关重要的资料展示，加上会见投资人和媒体之后，总算知道什么叫折腾神经了。

萨姆说：“这本来就是折腾神经的事儿。这才是正经活法！”

2001 年整个夏天，萨姆不是出门去东汉普顿，在他的几处地产间闲逛，就是在搞什么传闻中的融资交易。我第一次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最近几年，他接二连三地拿到认股证，并从英克隆那里买下公司股票期权，他兄弟哈伦和公司其他高层管理人员也在这样做。光萨姆自己就已经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期权变现。他这样做当然不是犯罪，但让我感到吃惊，因为这有点不道德：用公开发行的英克隆股票致富是一码事──这是几年来风险经营的回报；而让公司董事会表决通过发放期权，以便他在汉普顿等地购置更多的地产或赛伊•通布雷（Cy Twombley，美国画家──译注）的画作则是另一码事了。我继续去萨姆的公寓参加晚会，和他又吃过几次午饭，读报纸上有关他的文章，但我每次见到他都感到有点亏心，甚至有些犯罪感。我回想起去参加肿瘤学年会前在他办公室与他见面的情形，他那么熟练地计算出 Erbitux 可能产生的收入。他没有一次提到现实中的癌症患者，只把他们当作试验样本中的数据。自然，我也从未提到过。不过，做这种非同寻常的大事最终应该是先治癌、后赚钱──对吧？我当然从未希望萨姆成为穿著白大褂、庄重而古板的研究人员。但事到如今，我不禁要问：他对医学的态度到底有多严肃？

2001 年 9 月 19 日，萨姆忙了一个夏天的交易终于签订协议了。百时美施贵宝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同意用 12 亿美元购买英克隆 19.9% 的股份；它还获得了 Erbitux 的经销权，并从中提取利润的 39%。百时美公司还同意，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该药后再付给英克隆 8 亿美元。真是一笔了不起的买卖：从来没人同一家小生物技术公司做过这么大一笔交易。到 10 月 31 日，所有的资料都已上报给食品和医药管理局，五周之后，即 12 月 6 日，也就是萨姆每年举办圣诞晚会的那天，公司股票涨到了 75.45 美元。萨姆召集了一帮连他都认为有头有脸的人；这些在纽约声名显赫、举足轻重的人物聚在一起，祝贺他一步登天。

但是，到了 12 月下旬，股票开始莫名其妙地下跌。有传言说公司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那儿出了麻烦，股价跌至 50 多美元。接著，2001 年 12 月 26 日晚上，正在加勒比海度假的萨姆接到他兄弟的报信，说华盛顿那边来了传真。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了：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通知公司说，他们拒绝审核有关 Erbitux 的资料。管理局并没有真正驳回申请，而是拒绝审核。他们认为试验有缺陷，设计有很大的问题，还需要做更多的试验。这份传真是在周末股市收盘之后发到英克隆的。12 月 31 日即星期一，萨姆在和大股东开电话会议时，坚持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方面提出的问题主要同公司提供的试验样板中的病案有关；这只是重新构造证据的问题。他坚持认为，这件事在六至十个星期后就会澄清。

我不知道还能相信什么。接著，1 月 7 日，一个叫“癌症信箱”的网站摘录了不知是什么人透露出来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给英克隆公司的拒绝函；摘录部分表明，问题远比萨姆所说的申报材料不妥要严重得多。“关于贵公司申请材料不齐全之事，我局曾在 2000 年 8 月 11 日会面时、在 2001 年 1 月 19 日的信中和 2001 年 1 月 26 日的电话会议上几次通知过你们：申请材料中必须提供证据，以证明添加一种有毒制剂 irinotecan CPT-11 才能达到临床效果。”也就是说，这些试验并没有说清楚，是 Erbitux 本身还是它只能与依利替康同时使用才有疗效。但是，这封信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假如萨姆在 2001 年初就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讨论过此事，人们似乎肯定可以推断出，那年夏天他与百时美公司谈判时，对试验出了麻烦一事肯定略知一二。他究竟有何居心？那年夏天，当英克隆的股价为 45 美元时，他从公司借了 1,820 万美元购买单价为 8 美元的期权。同年 10 月，百时美公司宣布它在收购英克隆股份的公开收购要约中规定它要支付的价格是每股 70 美元，于是萨姆行使了他的期权，赚了 5,700 万美元。我紧跟著也卖掉了手里的一部分英克隆股票。实际上，我想把手里的 1,600 股（该股在 2000 年秋天被拆分）全都抛掉，但因为公开收购要约是超额认购，经纪人只帮我卖掉了一小部分。当时，我没把它太当回事儿，这样的强势股以后再卖也不迟。

萨姆是不是欺骗了百时美施贵宝公司？2002 年 1 月，股东们集体起诉他就这种药物的前景提供了“虚假和误导的”信息，诉状多达十几个。可是，那年 2 月在他的公寓里，他离开四处走动的客人，拉著我在一个角落里坐下，谈话中他对那些起诉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拒绝信表示不屑一顾。“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结果”，他说。“现在是我们交卷的时候了。”不过，我那时已经不再信任他了。1 月 22 日，我以每股 19.25 美元的价格抛出了手里剩下的英克隆股票。

2 月份的那次晚会后不久，美国证监会（SEC）公布文件，指责萨姆的父亲杰克和女儿阿丽萨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公开宣布拒绝英克隆申请的前一天抛售股票，萨姆本人也曾试图这样做，但他的指令遭到了他在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和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的经纪人的拒绝（玛莎•斯图尔特试图在此之前抛售英克隆股票之事，四个月后才公诸于众）。证监会发布的声明暗示，这是“进行内幕交易”。这是犯罪吗？一个什么都不缺的人会犯下这样的罪行？

2002 年 3 月 11 日，我去他办公室见他。虽然证监会、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以及司法部都在盯著他，但那天他还是不停地谈著他那位喜欢冒险的父亲杰克。他父亲胆量过人，有著十足的英雄气概。二战末期他曾经靠一根芦苇换气，从水下游过河，逃出了纳粹的魔爪！我意识到，这些事迹是他在脑海里放映的一部电影的片断，在这部电影里，人总有办法逃脱厄运。百时美公司当时正在与英克隆严厉交涉，威胁说要接管公司，但萨姆说他和他兄弟并不打算妥协。“我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长大的，我们认为，只要你做得对，就坚持去做，不要屈服，连眼睛都不要眨。”他这样说道，好像遇到危难时只要有战斗的勇气和力量就够了。

他还像以前那样热情奔放，回答问题时，答案又长又细致，时不时还夹杂著玩笑、趣闻和自己的评论。他为直肠结肠癌的试验结果辩解，再次坚持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主要是需要更多的信息。英克隆在德国的分公司默克公司（Merck，请不要将它与美国的默克制药公司混淆）将对 225 个病人进行新的试验。这将是一次大型的双盲试验──也就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所要求的那种。该药将在 2003 年获得批准，萨姆本人对此是有把握的。他这样评论那些批评他的人：“华尔街眼红了，因为我们与百时美公司的交易大获成功，所以他们想整垮我们。”

我离开英克隆公司办公室时，心里比以往更加困惑了。听萨姆这么一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拒绝不合常理，因为英克隆公司从一开始就坚持说，Erbitux 与依利替康同时使用效果最佳。但是，后来从国会听证会上传出的结果是，英克隆公司改动了试验报告，企图使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速审批程序。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问自己：这家伙显然是有问题，可是，是什么使我在这么长时间里对此视而不见？我因为受到青睐而受宠若惊，被自我标榜的雄心大志所迷惑──被追逐名誉和财富的无穷欲望以及萨姆对法规、证据和谨慎态度的公开蔑视所麻醉。我又一次纳闷：萨姆是什么时候知道的？2002 年冬天，我冥思苦想了好几天，最后断定，萨姆并不知道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会做出这样的反应。如果那种药物以失败告终，那么，这样牟取去暴利、最后却落得个身败名裂，又有什么意义呢？假如药物成功了，他不是能赚更多的钱吗？我认为，事实上他坚信 Erbitux 是成功的。他完全沉湎在这个信念、沉湎在他的好梦里──带领著金融家、社会名流和知识精英们走向未来，所以从来没把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遇到的麻烦当回事儿。时至今日，我仍然这样认为。

2002 年 6 月 12 日清晨六点半，联邦政府司法人员来到萨姆的公寓逮捕了他。他给这些人开门时还穿著睡衣，并且请他们晚一点再给他戴上手铐，因为他不想让女儿阿丽萨看到他那副样子。他在门外戴上手铐后，被塞进一辆等在外面的汽车里。他当时穿著休闲裤和开襟衬衫，皱著眉头，旁边有记者在朝他大声提问。一周前，玛莎•斯图尔特的行为已经公布于众。萨姆追求斯图尔特这号名人，反过来连累了自己，媒体缠上了他的丑闻。在被捕的当天，电视新闻报道都播出了他的镜头，对他的被捕大肆渲染。

那天晚上看新闻的时候，我想起了最后一次在萨姆的公寓见他的情景。那是他被捕前一个星期。一大群人，大约有五十个吧，前去听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道格拉斯（Ann Douglas）的演讲。萨姆穿著牛仔裤和粉色衬衣，光脚穿著便鞋，比往常更加悠闲。晚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和一个朋友闲聊起来，他是一位搞文学的学者，看问题相当尖锐。他对我说：“我不想放弃对他的信任。”停了一下后他又说：“如果他需要钱，我会借给他的。”听了他的话，我意识到这个对少数特权人物来说意味更多的、快乐的的定期晚会行将曲终人散了。萨姆曾给我们大家灌输了浪漫的信念，他激发了人们的忠诚甚至牺牲精神。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愿望；无论什么事情发生，他们都心存感激。

2002 年 10 月 15 日，萨姆在联邦法院的供认终于结束了。他突然转过身来，神情黯淡，面无笑容，双眼下陷，样子很可怕。萨姆•瓦克萨尔犯了愚蠢得几乎难以想象的错误，从而毁掉了自己。他让家人到了霉，自己也落了难。纵然他愿意向联邦司法人员提供他暗中通知过的人的名单，他们照样能威胁要送他父亲杰克和女儿阿丽萨进监狱，以此来逼他服罪。这位曾经逃脱纳粹魔爪的老人，到了 81 岁时却躲不过牢狱之灾。到头来，萨姆对他父亲的胆量──扮演双重角色、无视法律法规和行为准则──的刻意模仿，反而使他父亲得到了诈骗的罪名，这真是讽刺，谁听了都会心碎。

我看了看坐在他身后几排凳子上的人，全都是些记者。萨姆的兄弟哈伦也在场，他现在是英克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可是我没有看到一个参加过晚会的人。这就像盖茨比（Gatsby，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人物，为追逐财富和奢华不遗余力──译注）的葬礼一样：没有人露面。乘萨姆的律师们碰头之际，我又逗留了几分钟才走出来，跟著记者们进了电梯，来到法院的一层。

宣判前一周，《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披露，萨姆在成立英克隆公司之前曾从事过四项研究工作，但没有一项按他许诺的那样交出结果。他总是在最后一分钟不是说烧杯洒了，就是说试验用的转基因老鼠死了，如此等等。这种长期以来惯用的欺骗伎俩更证实了我的推测：与其说萨姆是个蓄谋已久、工于心计的恶棍，不如说他是个一事无成的幻想家，所以我始终对他恨不起来。我在法院大楼长长的走廊里等待著，那条走廊通向大楼在珍珠街（Pearl Street）的大门。萨姆和他的律师们终于来到一层，沿著走廊向外走去。他将面对守候在大楼外面的摄影镜头。等他走近了，我从门后走出来，伸手祝他好运。

萨姆的手握得很有力量，他眼神忧伤，直盯著我，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感谢，虽然没有笑容，但我能感觉到他认出我那一瞬间的表情，就像我在晚会上说了什么有趣事后他飞快地瞥我一眼的那种表情。接著，他继续往前走去，面对珍珠街上愤怒的人群。他在楼外宣读了一份声明，说他十分抱歉，说英克隆是多么好的一家公司，他是多么地信赖 Erbitux。说完这些之后，他的律师手下的一个彪形大汉用两只胳膊护著这位名声扫地的企业家，带他穿过不断向前拥来的摄影师，把他从后面推进一辆挡著窗子的汽车。从窗帘外面看不到萨姆的脸。很快，摄影师和记者纷纷散去，我也含著泪离开了法院大楼。

2003 年 6 月 10 日，波利法官宣布判处萨姆•瓦克萨尔在联邦监狱里服刑七年零三个月，罚款 300 万美元。萨姆是 2001 年至 2002 年丑闻四起期间第一个被判刑的首席执行官。至少迄今为止，他仍然是唯一的一个蹲监狱的首席执行官。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拒绝英克隆公司的申请以及关于内幕交易的指控公布之后，公司的股票最低曾降到 5.24 美元，但宣判那天的收盘价却是 36.3 美元。随著有传闻说 Erbitux 已经在海外试验成功，它的股票一直在扶摇直上。就在萨姆被宣判前几天，英克隆公司宣布了它在德国的子公司──默克公司的试验结果，这些结果和它两年前宣布的成功结果大致一样，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当时却说公司对那些试验处理不当。10 月，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同意再次审核英克隆公司的商业性申请；12 月初，该药在瑞士获得批准。2003 年底，公司股票在 40 美元上下徘徊。与此同时，一些生物技术分析师强调，Erbitux 作为治疗直肠结肠癌的药物获得批准，已经没有任何大的障碍了。

译者：王恩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