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今后 20 年，中国仍然有必要进一步把理性的思考转为实际的行动

    作者：孟凡辰

    前些日子我应邀到北京参加一个庆典活动，见到了几位久未谋面的老友。正好一位德国老友、德国《管理者》月刊编辑也在北京，我在庆典晚会结束后与他喝酒一叙。

    海阔天空神聊一番后，这位德国朋友表情严肃地谈起了德国经济界正在激烈谈论的话题，即德国的就业岗位正在向东欧、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流失；根据他个人的判断，这场讨论很可能会导致像在美国那样的对华不利的公众舆论。这次老友重逢，加深了我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的思考。

    如果说中国经济 20 年发展的主要内在驱动力是改革所带来的政治稳定、民营经济的资本积累以及开放所带来的出口型经济的壮大、外资对中国整体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的话，那么，中国在今后 20 年赶超世界一流强国，无疑会取决于在上述方面能否实现质的突破。同时，随著国际上有利于中国“夹缝中生存”的冷战格局被彻底打破、新兴国家对欧美成熟市场的投资的争夺愈演愈烈，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外汇储备机制以及资本积累的势头，将会被愈发严重的贸易保护倾向所抑制。与此同时，欧美各国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很可能会采取以下两种举措：一是要强化对海外投资的约束，二是优化利用新兴国家的积累和资本，因此中国经济的进一步飞跃无疑将受到来自发达国家越来越大的制约。

    因此，中国的经济及今后几年的宏观政策必须有的放矢。综合中国过去的成功经验和今后的取向，我认为以下重点应予以有效把握、切实优化。

    其一，确保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成功政策得到延续。在当前的环境下，投资应更有针对性，应考虑到行业、技术及地区各种因素，进行有效和配套的投入；在这一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发挥发达地区、优质行业的火车头作用，并积极营造产业、技术和地区发展的生态系统。有所为、有所不为，杜绝国家财政及投资的平均主义，避免各项投入如水漫沙滩，有去无还。

    其二，下一步国企改革应著力于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创新能力、技术竞争力和投资效益，而不是将历尽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民营资本用于挽救毫无国际竞争力、在国内外无市场前景的产业和国有企业。在此过程中，如何利用这一轮国企改革，强化有的放矢地吸引和利用外资，形成中国经济下新一轮增长的推动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其三，确保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及循序渐进的改革。去年年底，我应巴西圣保罗市市长邀请走访该市，交流上海发展成功经验，得到的最深切体会是：中国的固定汇率政策和对国际资金流动有效的管控，切实避免了重蹈拉美国家发展后续乏力的覆辙。中国政府顶住了国际政治压力，将会使中国在经济进一步发展时拥有足够的资金，抵御资本市场波动。这样做会失去储蓄效益，但从日本的经历来看，并不堪忧。中国经济过去 20 年的成功，已证明了稳定金融、外汇环境的政策是卓有成效的。

    最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不断加强和外资争夺的日益激烈，要求中国应有效地改进各个领域与世界目标市场的沟通和交流。美国近期对印度软件业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而印度实业界的应对方法及其在美国进行的游说活动，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也成功化解了美国社会的排日产品倾向，这也是一个中国可以借鉴的案例。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调控在过去 20 年已完成了由教条主义到理性思考的升华；展望今后 20 年，中国仍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吏治，把理性的思考转化为实际的行动。这一努力面临的制度制约，将会远远小于过去 20 年。正如过去 20 年的成功经验所表明，发达地区投资者所追求的是一流的投资环境和回报。无论是让中国经济更上一层楼，还是缩小不同地区差距，加强政府的服务功能、消除有组织犯罪、打击腐败都是必要的前提。是否能有效整顿吏治，既是我们面临的隐患，也是希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