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登上商业之巅?
一家公司创立于 1955 年,目前位居 500 强之列。另一家成立于 5 个月前,迄今仍未有办公室。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商业顶峰呢? 作者:Joseph Nocera 1955 年,即《财富》首次推出美国工业企业 500 强之际,有弟兄三人从佛罗里达的潘汗德尔来到佐治亚州的哥伦布,创立了一家保险公司。他们是比尔•阿莫斯(Bill Amos)、约翰•阿莫斯和保罗•阿莫斯。当时他们对保险业务几乎一无所知,在哥伦布也没有人脉关系。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哥伦布创业,是因为那里是美国东南部最大的城市,却没有一家属于当地的保险公司。79 岁的保罗•阿莫斯(三兄弟中唯一健在的一位)说,当时他们就明白自己的冒险是一次“豪赌”。但事实上,他们在哥伦布开始了新的生活,创办了自己的新企业,他们把它叫做美国家庭人寿保险公司(American Family Life Assurance Co.)。他们这么做,并非因为他们是赌徒,而是因为他们是梦想家。 今天,美国家庭人寿保险公司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 AFLAC──就是那家用鸭子做广告的公司。公司的市值逾 200 亿美元,资产也大大超过 500 亿美元。虽然公司的总部仍在哥伦布,但最大的市场却是在日本。在过去的 10 年里,公司股票的回报率平均每年都超过 23%。还有,AFLAC 诞生于《财富》500 强推出的同一年,并最终跻身 500 强(今年位居美国 500 强第 172 位),而与 500 强排行榜在同一年诞生并最终挤身 500 强的公司,只有三家。 毫无疑问,这一事实值得津津乐道一番。成千上万的公司创立于 1955 年,只有三家最终成就了自身的辉煌。另外两家是美国金融集团(American Financial Group)和工业集团多弗公司(Dover Corp.)。我想知道的的是,勇气、才能、远见和不经意的好运气,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力量,能使这三位佛罗里达的梦想家获得这么大的成功,而许多其他创业者却不是失败,就是平庸?我还想知道,在《财富》500 强诞生 50 年之后的今天,创业者怎样才能铸就同样的辉煌? 丹•阿莫斯(Dan Amos)在办公室里谈论著他的父亲保罗和两位叔叔。丹轻松地笑著说:“那时我父亲负责销售;比尔叔叔管理财务,他很吝啬,像我一样;约翰叔叔则是一名梦想家。他从不喜欢实际操作,他喜欢思考公司下一步要做什么。” 阿莫斯的办公室设在 AFLAC 大厦的行政套房内,这座大厦是哥伦布的最高建筑。丹•阿莫斯自 1990 年起担任首席执行官, 那年他 39 岁,他的叔叔、一直是公司驱动力的约翰在那一年死于肺癌。丹•阿莫斯想让大家知道,他的职位并不是别人传给他的。他在公司做过销售和经理,在 AFLAC, 推销员是以佣金的方式取酬的。他取得了很大成绩,于 1982 年当上了公司总裁。为了进 入他叔叔的行政套房工作,丹•阿莫斯还不得不削减了 10 万美元的报酬(他的儿子保罗今年 28 岁,现任公司在佐治亚州北部的销售协调员)。 假如约翰•阿莫斯知道 AFLAC 进入《财富》500 强,他会感到吃惊吗?不太可能。丹•阿莫斯说,“他向来乐于预测公司未来会变得多大,尽管那些预测在早期看上去并不很可信。”像大多数创业公司(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以后)一样,这家公司经历了艰苦时期。1955 年还没有风险投资产业,弟兄三人当时借了大约 5 万美元,才达到在佐治亚州投资对资本金的要求,然后他们通过上门推销股份的方式以增著资本。他们也尝试过用同样的方法──一家一家上门──推销保险,但没有取得多大成功。保罗•阿莫斯说,“我们已破产过多次,只是从未宣布过。” 保罗 ──AFLAC 的员工称为“保罗先生” ──认为,公司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三兄弟没有“固守于保险业务的传统套路”。他们让思维自由发挥,用新的、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业务。所以,就像雷•克罗克(Ray Kroc)找到了销售汉堡的秘诀、萨姆•沃尔顿(Sam Walton)发现了经营零售业的方法一样,约翰•阿莫斯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保险业务创新。 事情是这样的:在美国家庭保险公司创立几年后,约翰•阿莫斯的父亲死于肺 癌。从治疗父亲的花费中,他意识到其中还有很大的一部分费用保险未能覆盖,由此他产生了补充性癌症险种的想法。客户只要支付一小笔保险费(当时一个家庭每年支付 24 美元,个人支付 12 美元),那么如果客户罹患癌症的话,将获得一大笔保险赔偿金,用于支付护理费、家人的旅馆房费等等五花八门的支出。 接下来又是一个突破:当时主要的保险销售方式是靠推销员挨家挨户敲门。但仅靠顾客一时的眷顾来建设一家保险公司,就慢得令人痛苦了,特别是对于像阿莫斯兄弟这样的满怀雄心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必须另辟蹊径。 在美国,公司将健康等其他保险作为员工薪酬的一部分。如果公司能将补充性癌症保险也纳入其中又会如何呢?可是,当时美国家庭保险公司规模太小,还不足以为大公司提供服务,所以他们开始时把该险种销售给雇员为 100 到 500 人的公司。此项业务当时获得了大幅增长。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AFLAC 的增长稳步而快速,后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但它的业务仍然主要集中在南方,并且只有一个产品。到这个时候,公司已经将总部设在哥伦布, 而约翰•阿莫斯在当地也成了大人物。他总是身穿白色三件套的形象为人熟知。他和兄弟们完成了他们来哥伦布时想要完成的 事业:创立公司并发家致富。 然而,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至少约翰和保罗这么认为(比尔在 70 年代末退休)。这并不是说他们很贪婪(阿莫斯家族是非常慷慨的慈善家),而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力量,驱使他们去找寻并征服新的领域,去打造一家大公司──不但在哥伦布市或佐治亚州属于大公司,而且在美国也属于大公司。为此,AFLAC 全力进军日本市场。1970 年,约翰•阿莫斯参观了大阪世界博览会。在那里,他看到整个城市的日本人都戴著白色的外科专业手术口罩。当他问及原因时,得知日本人这么做是为了避免感染风寒。他立刻想到:有如此强烈健康意识的人群,对购买补充性癌症保险的机会一定是很欢迎的。他是对的。 那时的日本不允许外来保险公司经营。经过了四年的争取,AFLAC 成为战后第一家获得日本政府经营许可的外国保险公司。保罗•阿莫斯认为,这是因为当时公司还太小,没人认为它会成功。 获得经营许可之后,AFLAC 必须建立一套全新的运作模式,即拥有自己的执行团队和业务模式。在日本,AFLAC 几乎没有做广告,因为那里的人们不愿谈及癌症之类的话题。而 AFLAC 面向的也是大公司客户,而不是小业主。那里的公司的企业文化也与 AFLAC 雇员在哥伦布所认识的截然不同,“我甚至意识不到 AFLAC 是总部设在美国的企业,”明利宽(Akitoshi Kan)回忆道。明利宽是一名日本主管,自 1980 年起就在 AFLAC 工作,他说,“在日本,AFLAC 基本上是已被视为一家日本企业,在公司里你看不到美国人。”在七年之内,AFLAC 在日本的销售收入就达到了与美国市场相同的规模。而今天,公司 80% 的收入来自日本客户。而明利宽也于 2001 年调任至哥伦布的 AFLAC 大厦的行政套房,成为第二位进入总部工作的日本本地经理人。他现任公司负责运营的执行副总裁。 有得必有失。在你成长为《财富》500 强公司的同时,你也会失去一些东西。你必须建立起能消除错误的体制,但同时也减少了人性化的交流。你必须按规矩行事,但这也助长了官僚作风。对首席执行官来说,要了解公司每个人的情况,即使说不是不可能做到,也是很难做到的。公司变得过大,许多宝贵的传统就会难以为继。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在 AFLAC 发生了。 老职工仍然记得约翰•阿莫斯的太太带著她自制的冰激凌来公司与员工分享,也记得约翰和保罗会为大家煎炸他们从深海钓回来的鱼。约翰•阿莫斯以前住在一个建在公司停车场顶部的房子里,他总想离办公地近一点。而现 在那里已人去楼空。人们都记得,约翰去世的时候他们有多悲伤。他们总是提起公司的过去:规模不大,却亲如一家。他们怀念那段日子。 另一方面,AFLAC 有了自己的“多元文化日”和员工感谢周。公司在 1991 年开办了幼儿园。虽然每个周五将不再有小甜饼供应,可每位员工在感恩节的前一周都会得到红包。是的,公司里有了制度、官僚作风和所有当代大公司的特征,可大多数的 AFLAC 员工都能理解。 公司在业务方面也与当代接轨。AFLAC 还在卖补充性癌症保险,但只是公司诸多险种之一,也已经不再是最大的险种。目前,AFLAC 在美国最成功的产品是一种短期的残疾险。 至于丹•阿莫斯, 他每隔几个月就去日本一趟,与投资者、分析师、记者,还有公司的客户交流。丹•阿莫斯宣称他“酷爱运营”──这一点不像他的叔叔约翰。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喜欢充分授权给下属,自己则专注于“战略方面的事”。他也知道,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儿子将来能成功接任首席执行官。这种做法在现代公司里是行不通的。他也想得开。 尽管 AFLAC 现在已是时髦的现代化公司,但丹•阿莫斯并没有停止梦想。他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些新产品的设想,对未来的增长也有考虑。“在未来的五年里,我们的业务会翻一番,”他直率地说道。 如果 AFLAC 能告诉你在那个年代如何跻身 500 强,那么对于今天的创业者来说,什么是成功之道呢?结束在哥伦布采访的几周后,我飞往西雅图去拜访 NanoString 公司的创始人。这家公司刚刚成立几个月,现在连办公室都没有。28 岁的首席运营官安贝尔•拉特克利夫(Amber Ratcliffe)基本上在家办公。其他的创始人是:36 岁的克拉申•季米特洛夫(Krassen Dimitrov)和 37岁的德韦恩•达纳韦(Dwayne Dunaway),他们俩即将离开工作了好几年的系统生物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Systems Biology)── 一家由一位名叫李•胡德(Lee Hood)的生物技术前辈创立的私营公司。NanoString 将成为第四家从该研究所衍生出来的公司。 我在研究所的会议室里见到了 NanoString 公司的四位负责人──第四位是西雅图遗传学公司(Seattle Genetics)董事长佩里•费尔(Perry Fell),他同意出任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试图商业化的这项技术,对普通人来说很难理解。他们不断使用的一个词就是“分子条码”。我所能理解到的意思是:自从人类基因组被解码后,科学家们一直根据一种称为生物芯片(microarray)的东西来分析基因。但是,生物芯片需要大量的生物样本,且需耗费很多时日来完成,而得到的结果却充其量只能是近似值而已。相比之下,NanoString 的技术能同时鉴别上百万的单个基因的转录并以数字方式计数,整个过程将在 20 到 30 分钟内自动完成,并且得出的结果非常精确。如果该技术真像 NanoString 那帮人说的那么棒,那么这将是一大飞跃。比较容易让人明白的是这家公司的起源。拉特克利夫和季米特洛夫都曾在华盛顿大学和这家研究所学习和工作过。拉特克利夫 2001 年离开去攻读工商管理硕士。但在离开之前,当时管理基因芯片实验室的季米特洛夫产生了关于分子条码的点子。在季米特洛夫和达纳韦在实验室进行“原理验证”的同 时,拉特克利夫以季米特洛夫的技术为基础准备了一份商业计划书,并把这份计划书作为其 MBA 课业的一部分。接著,她参著了一些全国性的商业计划书竞赛。在西北大学举办的竞赛中,她的计划书被评为“最佳高增长商业计划书”。在三次竞赛中,她一共赢得了 4.6 万美元。到这个时候,拉特克利夫、季米特洛夫和达纳韦显然要创立一家公司了。除了吸引费尔担任首席执行官之外,NanoString 创始人还得到了来自 OVP Venture Partners(一家在西雅图非常知名的风险投资商)提供初始投资的承诺。很快,他们就得到 了 800 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公司一下子就运转起来了。 在对 NanoString 创始人的采访中,我们发现他们与阿莫斯兄弟几乎毫无共同之处。那几位来自佛罗里达的兄弟靠奋斗起家,可能会开创任何企业;而 NanoString 的创始人说到底是专家,了解生物技术。他们的公司孵化于创业实验室,他们的远景体现在获奖的商业计划书中,他们得到了一流风险资金的支持──这是经典的现代创业模式。 而当我随后问及他们心中的最大的梦想时,费尔毫不犹豫的大声说:“微软!”他解释说,NanoString 技术相当于基因分析的操作系统。无论是 在哪一个领域,如果你需要做基因分析,你就要用到 NanoString 程序。“想想这种技术的各种应用吧。”他举例道:像癌症的早发现、生物恐怖预防和农业生产等。“你可以把它用于发现非典,”他兴奋不已,“你可以发明一个掌上设备,医生可以用它来采集血样,并对病人是否生病、患何病症立即做出判断。” “我们的梦想无远弗届,”拉特克利夫插话说。季米特洛夫和达纳韦微笑著表示同意。在至关重要的一点上,他们与 1955 年的阿莫斯兄弟是一样的──他们也是梦想家。 译者:朱江 相关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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