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作者：宋琦

    电视剧是中国老百姓的最爱，也是广告商的宠儿，但众多大陆制片商的日子却不太好过。原因很简单，根据现行的政策，他们不仅要受制于播放电视剧的电视台（拥有“出版和播出权”的国有机构），同时还要忍受主管部门在意识形态和监管方面的诸多限制和朝令夕改。所以，这些以民营公司为主的群体大多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饥一顿饱一顿，投资者也习以为常。然而，有一家公司却依靠与境外机构的合作，创造出了一个令同行眼红的商业模式。

    陈伟明是中博世纪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三年来，你听到他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韩国”。这也难怪，公司几乎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与韩国机构的合作。而且，用陈伟明自己的话说，“收入和利润率都非常可观。”5 月 10 日，中博世纪与韩国一家电视台合拍的电视剧《北京，我的爱》开始在韩国、泰国等地播出。陈伟明称回报率“不会低于 65%，利润不低于 2,000 万元。”众所周知，国内像样的影视公司年收入大多不足亿元，中博世纪仅此一单，就吸引了许多同行向陈伟明讨教，琢磨如何挤上“韩国船”。

    中博世纪现在的业务看似很平常：与韩国机构共同策划、投资和发行主要以韩国明星担纲的影视剧，同时也代理中韩影视产品的发行，发行范围主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然而，陈伟明说这一模式是用“足够多的教训和大量的研究”换来的。

    公司成立之初，陈伟明的主攻目标是电影。1998 年，公司狠狠心拿出 1,000 万元投资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然而，拍摄并没有他预想的顺利，这位有才华的导演“失去了控制”，制作和预算成倍地被刷新。虽然这部电影得到了专业人士的好评（拿到了第 53 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并被大陆的影视发烧友收藏，但至今仍然没有通过中国政府的审查，无法在国内公开放映。陈伟明只是靠海外市场才勉强收回了成本。回忆这段经历，陈伟明说,“中国的电影审查是可怕的，但这件事情给我的启发是，影视作品是无国界的。”

    2001 年年中发生的另一件事，让陈伟明对国内的环境体会更深。当时的一纸文件，让各地的有线电视台并入了当地的无线电视台，电视台的数量由 5,000 多家急剧减少为 3,000 家。对陈伟明来说，这是一个坏消息，因为电视台越少，在和制作公司谈价钱时就越强硬。“上海的电视台立即就把价格从 10 万砍到 5 万。”陈伟明开始思考如何建立可靠的商业模式，改变当时那种近乎“靠天吃饭”的状况。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他把目光投向了海外。

    陈伟明曾在美国纽约大学进修一年，学习电影营销与策划。他开始与员工一起 分析了好莱坞、香港和东南亚等地主要的影视剧产地和市场，最终锁定了韩国。从 1999 年起，韩国在电视剧、游戏、音乐甚至电影等领域开始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流行文化的先锋，在中国大陆也开始风行。陈伟明希望借助“韩流”摆脱公司的尴尬处境。他的计划是在亚洲范围内参与投资和发行韩国影视剧，同时，考虑到引进片在大陆面临的管制环境也相对宽松，也尝试把各类新老韩剧引入中国。此外，他也坚信中国电视剧在韩国有极大的市场。在自认为对韩国的影视公司、发行商和电视台进行了充分的调研之后，陈伟明带著 名片、以往的作品和一份标题平庸（《立足亚洲市场，开拓海外市场》）的计划书飞往韩国，参加 2001 年釜山电影节。

    在嘈杂的电影节展会上，陈伟明看到了韩国三和公司的招牌。陈伟明“在家做了作业”，所以知道三和是韩国最大的制作公司之一。他走过去和一个看上去最年长的职员打招呼。韩国和中国一样，年长者往往是“说了算”的人──这个 60 多的老头正是三和制作公司老板申贤泽。事实上，申贤泽不仅在韩国影视界是一言九鼎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韩流文化的倡导者”，力主与外界的合作和融合。与申贤泽交换名片、交换看法、握手再见之后，当时的陈伟明 并没有对短暂的相识抱有多大希望，没想到，申贤泽会在两周以后来北京考察陈伟明的公司。

    中博世纪的股东是包括中国最大地产商在内的一批富商，投资和人脉关系实力雄厚，而陈伟明本人的营销能力和胆识也属业界一流。更重要的是，双方都认同，以韩国明星挑大梁的华语影视剧在亚洲的前景广阔，其中大陆市场的规模更为申贤泽看中。同时，以中国为背景的影视作品在韩国也大有潜力可挖。陈伟明和申贤泽很快便达成了合作意向，但过了一年才启动第一个项目：共同投资发行 16 集的电视剧《Remember》。在此期间，双方争吵不断：申贤泽要 在中国市场上占有更多的份额，而陈伟明要对方保证在韩国市场上的唯一性。陈伟明为此飞往韩国 20 多次，“拍桌子、摔门无数次，最终双方各自妥协了事。”合作旗开得胜，该剧在韩国的收视排行榜上列第二位，双方都“收益颇丰”，陈伟明说。

    韩国的人口只有 4,600 多万，投资韩国影视剧的成本是中国的四倍，但陈伟明认为投资韩剧更赚钱。首先是当地的市场透明、开放，便于决策。其次，与韩方达成的合作模式“比较理想”。比如，与中博世纪合作的韩国三大电视台承诺，用总投资 70% 比例的金额购买电视剧的播映权，贴片广告的收入与投资 按 50%－60% 的比例分账。此外，电视台甚至鼓励和协助投资方拉更多的广告。文章开头提到的《北京，我的爱》就得到广告商的大笔赞助，其中 5 部广告是由韩国电视台引入的，合计超过 2,000 万元。中博世纪享有在中国和东南亚市场的所有收入。陈伟明透露，《北京，我的爱》在泰国每一集的收入是 8,000 美元，其中 50% 是广告收入，收入总计高达人民币 900 万元，成为中博世纪最稳定的收入来源。

    目前，中博世纪已经和韩国最大电视台、制作商和发行商都建立了合作关系。公司先后与韩方一起，以 200 万美元购得张艺谋执导的电影《英雄》在韩国的 发行权，打破了中国电影在韩国的票房纪录；五月起在中央电视台──中国覆盖率最高的电视台──热播的韩国古装连续剧《明成皇后》，大陆的发行商是中博世纪；6 月，中博世纪和韩国 8peaks 合拍的《明朗少女求婚记》在韩国开机。最近，大受鼓舞的陈伟明宣布与合作方联合投资 5,000 万元拍摄韩国漫画家金惠临原创的改编电视剧《飞天舞》，每集投资高达 150 万，是国内古装戏从未见过的大手笔。对此，陈伟明底气十足，他声称已握有韩国三大电视台今后五年内从中博世纪购买 15 部电视剧和 5 部电影的合同。

    近来，陈伟明的名字总是与宋慧乔、朴志胤等韩国美艳女星掺和在一起，但他没有昏头。相反，陈伟明对影视业大起大落、“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特点十分清醒。他认为，要让公司的业务减少波动，股东的回报稳定，就要尽可能建立规范的流程，为观众量身定做影视产品。在国内制片商大多靠拍脑袋、按所谓“灵感”行事的时候，陈伟明已经开始花大钱请专业调查公司来协助了解市场需求，陈伟明大学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去海南做过房地产。陈伟明说，国内的影视制作商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好的导演和制作人上，其实出路也许是在建立标准化作业上。“拍什么题材，请什么演员，在哪家电视台播映，就像盖多大的卧室，用什么材料装修一样，都要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评估。在执行过程中形成操作手册。”尽管国内的同行已开始认同这一理念，但陈伟明称这是中博世纪的“核心竞争力”。

    五年前，陈伟明在投资电影遭遇不顺时，逢人便说“想让谁破产，就让谁去投资影视剧”。而现在，他的感觉显然十分良好。中国电影有近百年的历史，但陈伟明竟称自己是第一代的创业者，因为他试图建立“中国影视制造业的模式”。“我不想盖冰冷的房子，那只能挣钱。我的梦想是让所有人面对虚拟的影像或哭或笑，要死要活，”陈伟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