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法兰绒办公室 - 财富中文网

在1956 年上演的电影《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人》（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又名“一袭灰衣万缕情”，当时美国公司的办公室流行用灰色法兰绒装饰，公司职员也大都穿灰色法兰绒套装，它代表著保守和成功─译注）中，招聘人员向格利高里•派克（Gregory Peck）饰演的角色汤姆•拉思（Tom Rath）提供了一家著名公司的职位，但报酬与他目前的相同。拉思正在犹豫之间，对方告诉他，如果他真的想为联合广播公司（United Broadcasting Corp.）工作，钱不应该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拉思直截了当地回答: “别指望我会纯粹为了乐于为联合广播公司干活就换工作。”

这似乎是一种完全理智的情绪。可是，在拉思那个时代，这番话简直令人感到震惊。而且，这个场景也充分说明 50 年前在美国企业界人们追求的是什么。准备雇这位老兄的人听了这句话都会想: 这家伙为自己考虑得太多，而很少去想要为谁干活，他显然不懂得成为一家成功的大公司的一员有多自豪。拉思对工资看得过于重要了; 如果他以报酬多少来决定在哪里工作，那么其他公司就可能用金钱轻而易举地把他收买过去（言下之意: 他不忠诚）。当时的人如果想事业有成，根本就不会这样做，不管他是否真的想这样做。

当然，现在看来，拉思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古怪的老派人物，因为在那个年头里，搞企业的是男人，企业里的女人则听命于人─但两者到办公室上班时都衣冠楚楚。不过，50 年代中期也是《财富》500 强评比刚刚开始之际，即格利高里•派克找到工作的第二年。你可能会说，《财富》实际上是为二战后的企业战士下了定义: 那部电影公演后几个月，《财富》杂志的一位名叫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的编辑发表了《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即“听话的职员”─译注）一书，这个词正好描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此外，从你个人的观点来看，那时候既是一个就业稳定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埋头苦干、盲目服从的时代。无论你怎么看，“组织人”代表了人们对“好工作”的种种期望─而这些期望我们至今还很当回事儿。

想当初，《财富》500 强企业里全是“组织人”: 职业经理人既不是创业者，也不是创业者的后代，而是工业大亨的白领随从。他们与大企业有著共识: 九点上班、五点下班，按时付账单，对公司忠心耿耿。他们得到的回报是体面的工资和终身就业，退休后有一份养老金。换工作是绝对不会的。对于“组织人”来说，“有一点是明确的，”《奇人与怪杰》（Geeks & Geezers）的作者之一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说，“他会在那家企业里干一辈子。”而且日子过得很美好。

“这些人只为｀组织＇工作，”怀特写道。“他们是我们的中产阶级中的一员，从身体到精神都离开了家，发誓为组织奋斗终生。正是这些人，构成了我们那些伟大、自身能使自己永存的机构的灵魂。”这类人（不妨说他们是人）不是书写一部又一部美国成功故事的强者或爱冒风险的创业者。“组织人”满足于不用去一而再、再而三地寻找下一个机会，他们往往一离开校门就在很大程度上嫁给了公司。美国钢铁（U.S. Steel）、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和西尔斯百货（Sears Roebuck）等公司会去校园里招聘员工。《财富》杂志在 1956 年发表的一篇题为“20 分钟找到一份职业”的报道中指出，对许许多多的大学生来说，“一次简短的面试就能决定他们的终生职业。”

“组织人”一旦找好了工作，就会事事服从公司对他们的要求。公司取代了个人的才智，不同的观点是不受欢迎的。或者像 ITT 公司的哈罗德•格林（Harold Geneen）曾经说过的那样，个人将“像他们不得不经管的资本资源一样具有可预见性和可控性。”“组织人”往往会变成马屁精和仆从。戴维•哈尔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著的《五十年代》（The Fifties）一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一位记者问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高级公关经理几点了，这位经理根本不看自己的手表，而是转过头去问他的助手: “肯，告诉他几点了。”“组织人”的生活已经有人为他计划好了。出差的行程预先就已安排妥帖。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知道，自己一生中每天、每年要做些什么。他的生活轨迹是线性的，很容易预先设定。从职务甲能干到职务乙，再干到职务丙，依此类推。他的优势只是比他手下的职工多知道一点点。

在过去，这很难说是美国人的工作方式。但是，经过 16 年饱受经济萧条和战争折磨之后，美国人不再虚张声势、野心勃勃。美国大兵和他们的后代需要钱，这是事实; 但他们也需要保障。实现这个新美国梦的最保险办法，就是进入一家公司。同时，多亏美国人节衣缩食，才使经济在多年低迷后又恢复了勃勃生机，使公司有能力向雇员做出慷慨的许诺。当时，帮了公司大忙的是遭受战争蹂躏的交战各国纷纷忙于恢复经济─欧洲和日本仍然满目疮痍，重建工作消耗了它们的大部分资源。另一个有利因素是，当时执政的是重视商业的共和党。四处征战的一代美国大兵以及随后唯命是从的“沉默一代”（即出生太晚、没赶上参战的士兵）造就了公司里下级服从上级的管理方式，并且也适合于这种方式。所以，你如果了解到，这些所谓的沉默一代在当时繁荣的就业市场上只是较小的一个群体，就能明白何来这一场完美的“组织人”风暴。咨询机构 Generational Imperative 公司总裁查克•恩德伍德（Chuck Underwood）说: “这些沉默的白种男性遇上了美国历史上最顺利的就业大潮。”

他们跟随这场大潮走进了代表那个时代精神的办公室。作为经理人，他们不难想象出自己在等级阶梯上所处的位置。他们必须做的就是了解自己活动范围的大小，注意自己座椅的质量好坏，清楚屋里窗户的数量，记住自己办公室离老板办公室的远近。办公室里地毯─ 也就是说，在地毯已经十分普及、而硬木家具外加一块东方风格的小地毯成为权力标志之前─是地位高低的标志。数字上的平等十分关键。Crown Zellerbach 公司的一位高级经理曾对《财富》杂志记者说，他的公司迁入旧金山新总部后，“我们便能做到使同等级别高级经理办公室的面积相差不到一平方英寸。”50 年代后期，在高露洁－棕榄公司（Colgate-Palmolive）曼哈顿总部里，A 级经理办公室和 B 级经理办公室的面积全都一样大，每间都有三个窗户。A 级办公室里有地毯和硬木家具。B 级办公室铺的地面则是地砖，配备的是钢木家具。你就猜一猜从哪些人中提升副总裁吧。

另外，各公司喜欢对一致性做出严格的规定。雇员不许把家里的照片、植物或钟表拿到办公室里来; 许多公司都备有装饰品供雇员选择。“我们往城里搬的时候，要求每件东西都完全一模一样，”一家石油公司的高级经理说。“我们要完全摆脱百老汇路 26 号（洛克菲勒创办的美孚石油公司的旧址─译注）的个性化特征。”可以想象，高级经理们都拥有豪华的办公室─带有自己的盥洗室和餐厅套间。通用汽车公司原总裁哈洛•柯蒂斯（Harlow Curtice）曾安排为他照过一张相片，画面是他在办公室楼下大厅旁专用套间的卧室里看报纸。

在今天看来，所有这些忠诚与千人一面的形式都显得古怪到几近滑稽，但“组织人”确实是一些极其成功的公司的基础。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是 IBM 公司，它就是按照公司创始人老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 Sr.）的怪癖和价值观建立的。公司的箴言“思考”二字在办公室、餐厅和文具等等地方随处可见。公司职员身穿白衬衣，尽量不喝酒，唱公司之歌。“我们的目的很明确: 一年更比一年好”是公司最喜欢的歌曲─《永远前进》（Ever Onward）─里的一句歌词。进入“百分百俱乐部”是在公司里取得成功的标志。销售人员怎样才有资格加入？百分之百地完成当年的销售指标！只有进入这个俱乐部才能得到奖赏和晋升。会员还拥有出席“百分百俱乐部”年会的权利，销售人员可以在那几天里参加宴会、聆听演讲、出席各种娱乐活动。老沃森的传记《特立独行者和他的机器帝国》（Maverick and His Machine）的作者凯文•梅尼（Kevin Maney）在该书中写道: “百分百俱乐部就像世界棒球联赛促使千百万球员学习打球、争当第一那样推动公司的销售文化。”其中的乐趣和好处并不限于工作本身: 它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生活方式。公司雇员每年只要付一美元的费用，便能到纽约州恩迪科特附近的 IBM 乡村俱乐部里游泳，打高尔夫球，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尽管很难说那个时代是何时终结的，但各公司逐渐意识到雇用“组织人”的代价太高。他们必须走人─连同他们的秘书。20 世纪 60 年代，斯丢德贝克汽车公司（Studebaker）无法实行养老金计划一事，标志著“组织人”井然有序的世界出现了第一波裂纹。该公司关闭它在印第安纳州南本德的工厂后，一些工人失去了养老金，这件事最终促成了养老金收益担保公司（Pension Benefit Guaranty Corp.）的创立。这总算让人松了口气，但它保证不了以往的世界还像过去那样运转（况且养老金收益担保公司如今确实也面临著广受关注的债务问题）。70 年代出现的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石油危机和来自外国的竞争者令人震惊地纷纷涌入─再一次毁掉了人们钟情已久的大公司工作机会。到 80 年代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在通用电气公司（GE）大幅裁员时，“组织人”显然已经让位于“重组人”（甚至是“外包人”）了。

但是，公司铁饭碗（以及使人无后顾之忧的公司养老金）时代的终结并不全然是件坏事。比如，非白人和女性现在也能当上成功的企业家。在 1950 年，一半以上的白领女性干的是秘书工作。如今，卡莉•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领导的惠普公司在《财富》500 强中排行第 11 位。在 50 年代，谁又会想到肯尼思•谢诺尔特（Kenneth Chenault）和斯坦•奥尼尔（Stan O'Neal）等非洲裔美国人竟然能分别坐上了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和美林（Merrill Lynch）这两家大公司的头把交椅？

还有一个更加微妙的变化是，我们现在既然对寻找固定工作的烦恼习以为常了，至少还能为不用再去走那条严格刻板、一成不变的成功之路而感到高兴吧？“我们正在看到，开辟一项事业有许许多多的道路可走，”卡内基－梅隆大学坦普尔商学院的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说。人们更乐于自己干─离开公司。而这一创业行动的典范就是在“组织人”的鼻子底下成长起来的: 萨姆•沃尔顿（Sam Walton）在 1962 年建立了他的沃尔玛（Wal-Mart）; 英特尔（Intel）的高智商小伙子们在 1968 年开办了商店; 弗雷德•史密斯（Fred Smith）的联邦快递（FedEx）航班在 1973 年开始飞行─这张名单还可以开下去。

甩掉“组织人”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正如凯利所说: “我们会找到一条出路，进入一个好得多的境地。”到那时，谁也不必穿上一身灰色法兰绒套装了。

译者: 王恩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