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医学的人 - 财富中文网

讲台后面的大屏幕上，是一幅巨大恶性肿瘤的图片。演讲者正在谈论预后指征─这是医生的行话，说的是长了这样一颗肿瘤能活多久。分析结果不佳，患者预计只能活几个月，连一年也到不了。演讲者语气冷漠，不过倒也没什么。这里不是医院病房，而是休斯顿著名的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屋子里坐满了前来参加前列腺癌研讨会的医生。在第三排，坐著一位又高又瘦、相貌平平的中年男子，头顶上的头发已经掉光，眉毛也很稀疏。他的姓名牌上写著: 罗伯特•海克尔（Robert Hackel）医生。他满脑子都在想，屏幕上的肿瘤有多大，因为他自己也长了这样一颗肿瘤。

演讲者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知名前列腺癌专家唐纳德•科菲（Donald Coffey）。演讲结束后，海克尔走到台前。针对科菲的发言，他足足问了 25 分钟，提的全是研究与治疗方面的技术性问题。这似乎是同行之间的友好交流，可最后，海克尔却对科菲说: “我是迈克•米尔肯（Mike Milken），我想治好我的病。”那一年是 1993 年，科菲知道这个名字。几年前，迈克尔•米尔肯还是如日中天的“垃圾债券大王”，因被指控触犯证券法规，引起了广泛关注，因而成了报上熟悉的面孔。他坐了 22 个月牢，两周前才被放出来。他的姓名牌是假的，用的是中间名和岳父的姓。科菲很惊讶，不仅因为提问者的名字，也因为他的身份─他并不是医生。歇顶配上暴齿的笑容，让米尔肯看上去不像绝望的病人，倒有点像一位资深实验室科学家。他的癌症生物学知识也不少。

米尔肯兴致勃勃地谈论起怎样让前列腺癌研究更受关注，怎样启动“攻克癌症的曼哈顿计划”。这位金融家在此时略显幼稚。科菲认为，真正的医生更了解这些。他说: “实际上，那时对（前列腺癌）这个领域的研究非常少，其他进展也几乎没有。”不过，一位好心的医生还是会礼貌地听他讲话。 11 年后，已经有许多人在听他讲话了，因为米尔肯给癌症研究机构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当代，单是让一种新药上市，通常也得靠大型制药公司才能办到，可米尔肯却显著提高了公众对前列腺癌的关注，大大加强了防治疾病的筹款力度，推动了创新性研究，为这一领域吸引来了新人，将大批药品投入临床试验。完全可以说，米尔肯加速了这门学科的发展。米尔肯的慈善机构前列腺癌基金会（PCF，Prostate Cancer Foundation，原名“CaP Cure”）成立于 1993 年，到 2003 年已融资 2.1 亿美元（最新审计数字），成了世界最大的前列腺癌研究私人赞助机构。

许多专家在接受《财富》采访时都表示，米尔肯在各方面的努力，是前列腺癌死亡和发病人数下降的重要因素。进展确实激动人心。1993 年，约 34,900 名美国人死于前列腺癌。2004 年，尽管美国人口比那时增长了 11%，这一数字预计却只有 29,900。也就是说，人均死亡率下降了 24% [考虑到人口老龄化因素，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对这一比率做了校正，结果是 26%]。尤为了不起的进展是，前列腺癌患者的患病年龄明显升高，例如，70% 的确诊病人在 65 岁以上。而今天 65 岁以上的人比十年前多了 1,600 万。过去十年，前列腺癌死亡率的下降幅度是癌症总体死亡率下降幅度的 4 倍。

癌症研究人员、临床医生和病人权益维护者经常在前列腺癌上发生分歧。优先资助哪项研究、选择什么样的疗法、有了生物学上的发现该如何应用，都会让他们吵作一团。可他们竟然一致同意，在这一主要杀手的防治过程中所取得的进展，一大半功劳要归于米尔肯。美国最有名的前列腺癌外科医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泌尿科主任帕特里克•沃尔什（Patrick Walsh）说: “在美国，迈克对前列腺癌研究的贡献比谁都大。”科罗拉多大学癌症中心肿瘤学家迈克•格罗德（Mike Glod^更是不待人问，到处说米尔肯的好话。一次，听到有人无意中提到了米尔肯的名字，他马上说: “前列腺癌研究比从前更受关注，在美国，没有谁的贡献超过迈克。”关于米尔肯，到处都能听到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出“贡献最大”、“领导了抗癌运动”和“拯救生命”这些字眼，几乎没人提起他的往事。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主任安德鲁•冯•埃森巴赫（Andrew von Eschenbach）说: “迈克米尔肯改变了（医学）研究文化，他向科学家灌输紧迫感，使他们全力以赴拿出成果、缩短研究进度。他采用商业的思维方式，彻底改变了医学研究。如今他的做法已成为模式。” 米尔肯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大幅缩短等待资金时间，向癌症研究注入大笔“快钱”，资助与疗法有关的点子而不去资助基础研究，让受资助研究人员对研究结果负责，开展跨学科合作以及研究机构、私人企业、学术界之间的合作，以此加快研究。他的慈善范式正在推广。青少年糖尿病基金会（Juvenile Diabetes Research Foundation）和胆囊纤维化基金会（Cystic Fibrosis Foundation）都在向米尔肯咨询，以期改善其资助和融资机制。卢斯特加登胰腺癌研究基金会（Lustgarten Foundation of Pancreatic Cancer Research）仿照 PCF 制定研究计划。一些慈善机构，如鲁盖瑞氏症计划（Project ALS）、影星迈克尔•福克斯（Michael J. Fox）的帕金森氏症基金会，等不及向米尔肯的机构请教，便跟著它亦步亦趋，向合作研究提供快钱了。

当然，米尔肯不是对医学有重大影响的唯一一位商界人物。越来越多有钱有势的人青睐于全球消灭疾病活动中的所谓“风险慈善事业”。这些人不再简单地给老式慈善机构每年填写一张巨额支票，还给疾病研究带去了他们解决问题的才能和与生俱来的操切心理（见附文《重要捐赠人怎样推动其他医疗研究》）。比尔•盖茨（Bill Gates）为了消灭疟疾花了一亿多美元，要求受资助的科学家每周通过电子邮件报告研究进展。李•亚柯卡（Lee Iacocca）的基金会一直在积极寻找和赞助最具创造性的糖尿病研究方法。亚柯卡的妻子 20 年前死于糖尿病并发症，他表示: “我原本打算在（糖尿病）教育方面大量投入，但后来改了主意，因为我的愿望是征服这种疾病，我希望找到治愈方法。”《慈善记事报》（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编辑斯塔西•帕尔默（Stacy Palmer）说，传统的医学研究进展缓慢，科研突破要过几十年才能转化成实用的治疗方法，商界捐赠人越发难以忍受，他们要看到他们的钱带来具体成果，要求投资能产生回报。可是，这些精明的捐赠者得到的投资回报率，没有高过迈克•米尔肯的。昔日的垃圾债券大王确实重写了医学研究的投资规则。

记者拨通了鲁道夫•朱利亚尼（Rudolph Giuliani）的电话。这位前纽约市市长、当今共和党的红人赞不绝口。“在米尔肯之前，没人关心过前列腺癌。他是开创者，确实发起了一场运动，”他说。随后，他压低了声音，好像要透露什么秘密: “要知道，他出过事。”谁都知道他出过事。朱利亚尼当然也知道。他就是当年那位因让米尔肯站在被告席上而名声大振的检察官。上世纪 80 年代，米尔肯是华尔街最有势力的人之一。正是他创造了被称作“垃圾债券”的高收益债券市场。米尔肯坐在贝佛利山那张名声极坏的 X 形桌子后面支配市场，为发行债券的公司寻找购买债券的银行和机构。他做大了德崇证券公司（Drexel Burnham Lambert），也为自己聚敛了大量财富。小公司、少数族裔企业等融不到资金的公司都盛赞米尔肯具有远见卓识。但新的融资方式存在副作用，它激发了敌意收购与合并的浪潮。公司掠夺者疯狂出击，常常使处境艰难的老企业员工突然间没了工作。

后来，也是在突然间，米尔肯的工作也没了。伸张正义的检察官朱利亚尼莅临华尔街，宣布要铲除腐败。最先垮台的是套汇高手伊万•伯斯基（Ivan Boesky）。1986 年，他承认从事内幕交易。伯斯基供出了米尔肯。四年后，米尔肯承认六项涉嫌操纵市场的证券交易违法行为。他坐了近两年牢，支付了 6 亿美元罚款和罚金（还有一亿的民事赔偿），且终身不得从事证券业。J.P. 摩根（J.P. Morgan）时代以后，还没有哪位金融家给美国企业界留下过这么深刻的印记。各方立场截然对立，有人同情，有人鄙视，激起的关注之广，也是后摩根时代任何金融家所不能及的。

大起大落结束后，又过了近 20 年，米尔肯身上已经找不到什么传奇色彩了。他已内敛了许多，简直是毫不起眼。他似乎很“知足”（没有更好的词儿来形容了）。虽说现在他还能让现场听众为他著迷，但他用来感染人们的是快乐的情绪，不再是那震慑一切的领袖气质。他给人的印象是既随和又充满热情。他仍然涉足一些行业，如教育、健康、营养食品等。像他和家人在教育玩具生产商跳蛙企业公司（LeapFrog Enterprises）就有很多被动型投资（最近 12 个月，公司股价下跌了 63%）。但就已知情况看，他在这些行业的投资影响都不大。对于在其他上市公司的控股情况，米尔肯总是闭口不谈。米尔肯大概真的已经讨厌谈论那些纯为获利的投资，要不然他早该侃侃而谈了。他以能说会道闻名，对瑜珈、饮食、癌症等感兴趣的话题，他能条理分明地即兴讲上几个小时。在《财富》杂志的一次采访中，他滔滔不绝说了四个小时，要不是一位助手强行将他拉走，他还要说下去。Cedars-Sinai 医学中心的斯图亚特霍尔登（Stuart Holden）说: “在走进我生活的那天，他已经日薄西山，快要灯尽油干了─体力耗尽，精神崩溃，心如死灰。”霍尔登 11 年前成为米尔肯的泌尿科医师，如今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癌症让米尔肯和昔日灾星朱利亚尼又走到一起。2000 年，纽约市长被确诊患上了前列腺癌，两人很快通了电话（他们都说记不起是谁先打的）。米尔肯提供了一些治疗和饮食指导，两人成了至交。朱利亚尼说: “他懂的比医生还多。我发现我从前并不了解他，现在我知道，他是能成大事的人，把经商的巨大天才用来治疗前列腺癌。这样的朋友，真是没得说！”

许多著名前列腺癌幸存者都与米尔肯结下了这种同病相怜的患难之交，如参议员约翰•克里、新闻集团（News Corp.）董事长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英特尔（Intel）董事长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纽约扬基队经理乔•托尔（Joe Torre），还有诺尔曼•施瓦尔茨科普夫将军，前参院领袖鲍勃•多尔。许多杰出人物在知道自己得了前列腺癌之后，米尔肯是首先与之联系的人之一。从他们对第一次联系的评价看，米尔肯懂得该说些什么。托尔说: “他解除了我对癌症的恐惧。”托尔已和米尔肯成了好友。

六届环法自行车赛冠军得主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也对米尔肯和他的成就深表钦佩。阿姆斯特朗于 1996 年被确诊患有睾丸癌，已经扩散到肺和脑，但后来他奇迹般康复。1997 年，他在一次午宴上认识了米尔肯，同年创办了慈善组织兰斯•阿姆斯特朗基金会（Lance Armstrong Foundation），向人们提供癌症存活知识（他俩开玩笑地争论谁的彩色腕带能募到更多的钱。阿姆斯特朗基金会卖出了 2,200 万条黄色手环，筹集了同样多美元的慈善基金。自 1996 年以来，职业棒球联盟球员都戴著米尔肯的蓝色腕带参加 PCF 举办的本垒打挑战赛。这一赛事已经为癌症研究募集了 2,000 万美元）。

1993 年，米尔肯出狱没几天，就发现自己得了癌症。当时，他的好友、时代华纳公司（Time Warner）董事长史蒂文•罗斯（Steve Ross）刚死于前列腺癌，他在体检时要求医生做前列腺特异抗原（PSA）化验，测定前列腺特有的一种抗原。正常和癌变的前列腺细胞都能制造这种抗原，但健康腺体的抗原极少渗漏到血液中。因此，PSA 升高（大多数人的正常读数在 0~4 之间）便是警告人们要做进一步检查，通常是活组织检查（麻烦的是，有些前列腺癌患者 PSA 读数并不高。见附文《前列腺癌须知》）。当年米尔肯 46 岁。医生说他还年轻，不会得上这种癌，拒绝做 PSA 化验。米尔肯坚持要做: “照我说的做吧，我出得起钱！”化验结果，PSA 指标高达 24。活组织检查结果更坏，核磁共振等扫描显示，癌细胞虽尚未扩散至骨骼，但已到了淋巴，已无法靠手术去除全部肿瘤。他和妻子罗莉（Lori）从小学七年级起就认识了（在大学四年级，米尔肯坐在他的福特猎隼车前排座上向罗莉求婚）。罗莉回忆说: “他跑遍了全国最有名的医院，和所有人谈过了，可找不到什么办法。”米尔肯收到的消息是活不过一年半。有位医生劝他安排好财产，他的日子到头了。两周后，米尔肯出现在休斯敦会议上。

那时，前列腺癌在医学研究中还是死水一潭。癌症研究同所有学术领域一样，都有吸引政府和私人研究资金的热门科目。尽管前列腺癌相当普遍（1/6 的美国男性最终会得此病），但在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期，关注这一领域的人却不多，研究资金更少。霍尔登说: “我干这一行很长时间，没看到任何进展。我们可谓是……”他为了找个合适的词儿停顿了一下，接著说: “举步维艰。”威斯康星大学综合癌症中心（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肿瘤内科医生乔治•威尔丁（George Wilding）原本从事乳腺癌研究，1988 年转行研究前列腺癌。他一再说到，那时的学术环境“非常令人沮丧”，国家癌症研究所拨款很少。这种情况持续了多年。对新近的理学和医学博士来说，那时研究前列腺癌是拿职业生涯冒险。威尔丁说: “看到前列腺癌研究资金这么少，我脑子里只是想，我选错了科研方向，甚至入错了行。”在 2000 年到国家癌症研究所任职之前，冯埃森巴赫曾在安德森癌症中心长期从事泌尿科疾病治疗。他也有相似的回忆: “我们处在一个寂静角落里，没人愿意与我们相伴。”

问题倒不在于癌症界无视数万男性正在走向死亡。说来也怪，情况差不多相反: 问题在于患者从确诊前列腺癌到死去要经过很长时间。虽然这种癌症在男性（特别是年轻男性）中流行很快，但多数人是在晚年患上的，在肿瘤扩散之前，便死于其他疾病了。潜伏期过长反而增加了研究难度，重大突破鲜能出现。

患者病情的巨大差异，也使得治疗手段五花八门，有根治手术、放射治疗、注射激素的“药物去势”，或是这几种方法相结合。至于对患者该用什么方法，医生们争论十分激烈。对疗程也几乎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人甚至认为一些疗程加重了癌症。

由于缺乏资金，这一领域吸引不到年青科学家推进研究、分析临床数据。由于没有激动人心的进展，它的研究又很难吸引到更多的资金。前列腺癌研究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纽约市斯隆－凯特林癌症纪念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泌尿生殖肿瘤学研究主管霍华德•舍尔（Howard Scher）说: “人们不愿去尝试，因为任何疗法都会受到质疑。”

得到研究拨款需费时多年，足以令人气馁，也让研究前景更加黯淡。申请联邦政府资金本身就成了一门学问。向国家癌症研究所申请某癌症研究基金的建议，要由该领域一流研究人员组成的委员会进行评级。但在 90 年代初，即便有些癌症研究计划在评审中得分颇高，也常常得不到资助。比如在 1990 年，乳腺癌得到的拨款是前列腺癌的六倍。科菲说: “没有迈克，我们都要饿死了。”

还有一个重大障碍是公众的意识。这一疾病没有代言人，没有公众面孔。相比之下，90 年代初妇女把乳腺癌防治变成了强大的社会政治运动。包括前第一夫人贝蒂福特在内的乳腺癌患者抱病走到公众中间，成功地激起了人们的理解、同情和资助。但前列腺患者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们隐瞒病情。这种病不适合公开讨论，因为它似乎显示患者性能力和生殖能力有问题（在 1996 年 5 月出版的《财富》杂志中，安迪格鲁夫如实讲述了与前列腺癌做斗争的详情，文中披露的个人隐私深深打动了读者）。人们会认为得这种病的人存在缺陷。

米尔肯对 Cedars-Sinai 医院的医生说，他需要一个快速有效的疗程清除淋巴结的恶性肿瘤，防止它们扩散到骨骼。这就意味著要采用激素疗法，给病人服用“雌性激素”或“抗雄性激素”药品，干扰人体制造前列腺癌扩散所必需的男性激素─睾丸酮。一连几个月，米尔肯都要每天服用三次药物，每次两片，每月还要打一次针。此后，他又接受了八周放射治疗。米尔肯决定彻底改变饮食习惯，不再摄入脂肪。作为对西方医学的补充疗法，他还学习修炼、做芝麻油按摩、接受芳香疗法（他相信有些香味可以增强免疫系统）和练习瑜珈。“没人相信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所说的原力（指科幻电影《星球大战》中天行者所拥有的力量─译注），精神高于物质，所以我立刻去尝试。”他说这话不全是在开玩笑，“我什么方法都不想错过。”很快，他的 PSA 就降到零，病情得到了缓解。米尔肯的基金会位于加州圣莫尼卡，办公室很豪华。此刻他正坐在一张巨大会议桌旁与记者交谈。“我认为……”他开口说。话还没说完，私人厨师古斯闯了进来。厨师身穿制服，没戴帽子，给他端来了一小碗豆制饮料。碗是银制的，饮料颜色深红，散发著石榴香。米尔肯自称以前好吃垃圾食品，如今特别注意营养。他每天早上都要喝含有多种抗氧化剂的饮料，成分有发酵绿茶、柠檬皮、维生素E，还有一种叫异黄酮的微量营养素，含在一些豆类食品里。它喝起来就像喝果味泡沫饮料，米尔肯主张每个人都要饮用。据说，鲁伯特•默多克也跟著喝上了，每到扬基队比赛第五局，乔•托尔也要来一杯。这个配方是从营养学和癌症研究中得出的，这些研究有不少是由受 PCF 赞助的科学家做的。

米尔肯喝了一大口，接著对我说: “我认为人若等著条件成熟、万事俱备，恐怕就死定了，因为他等不到那时候。很多商人都必须在信息不够全面完备之时就根据已知情况做出决策。在我干过的那行，拿主意十秒钟都嫌长，你得决定哪种债券你买还是不买，卖还是不卖。现在有人说: ｀天哪，时间太短了。＇我说: ｀不短。＇为做那样的决定，我准备了一辈子。我觉得摆脱决策时的惰性，对做事非常有帮助。”

90 年代初，米尔肯在癌症界所看到的正是这种惰性。研究人员埋在数据和理论里，没有人行动起来。米尔肯发现，推动科学探索的政府资助机制近乎瘫痪。申请资助的程序十分繁琐，不利于科研。比如申请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资助，光是搜集数据和背景研究资料就要至少花一年的时间，申请材料和相关数据常常有几百页厚，政府审查又要花一年。何时拨钱，还得看联邦政府预算周期，很可能又要等上一年。这一通煎熬之后，受资助的研究人员被锁定在自己提出的研究课题里，而问题是，科学在这三年的发展通常已超越了当初的设想。

对科研如此投资得不到治病救人的回报，大好“投资”良机因此丧失。1982 年以来，米尔肯的医疗和教育慈善机构米尔肯家庭基金会（Milken Family Foundation）已经捐献了数百万美元，他发现“光给钱已经不行了”。癌症机构需要找到全新的办法，才能开展有前景的研究工作。

他认为解决办法是简化资助申请程序。于是 PCF 向癌症科学家公开证询最有创新性、最不寻常的提议。PCF 首席科学家、负责资助程序的霍华德•索尔（Howard Soule）说: “我们要求人们拿出最好的点子，而不是他们自认为能得到资助的稳妥主张。”还有一点米尔肯也做了改进: 申请时间不再漫长，表格仅有 5 页。报酬也是大多数科学家没听说过的，提议通过后，他们在 90 天内就能得到 75,000－15,000 美元全额赠款。

不过，这便宜可不白得，科学家收了 PCF 的钱，就必须分享成果。赠款的唯一条件就是受益人必须赶在同行、竞争机构、甚至私人企业之前，在米尔肯的年度科学会议上提交成果。他们必须在一年内做到这点，通常还不能将成果发表在医学刊物上或是给新药上专利。研究人员永远都想保护自己的点子和试验数据，所以一开始，他们对米尔肯这条要求望而却步。第一年，PCF 只收到了 85 件资助申请书。但那时联邦政府研究经费紧张，这种资助机会令人难以拒绝。于是有大批医生和科学家前来申请。1994 年有 200 件。一年以后，PCF 收到的资助请求达 600 件。克利夫兰医疗中心（Cleveland Clinic）泌尿科主任埃里克•克莱因（Eric Klein）说: “我们过去不愿和别人分享，是米尔肯改变了这一切，现在人们都以得到 PCF 资助为荣。”

资金迅速到位、研究环境宽松，不光圆了研究人员的梦，也能使受癌症折磨的病人获益。1998 年，一位叫朱利安•亚当斯（Julian Adams）的化学家声称得到了有益的发现─一种蛋白质降解体，他推测这种物质可以杀死癌细胞。但他从事研究的生物技术公司 ProScript 正濒临破产，资金匮乏，所以他拼命寻求资助。亚当斯承认: “我有理论但没有临床数据，很多人以为我疯了。但有的点子需要去验证，不能找到点理由就把它们否决了。”

他的研究引起了安德森癌症中心著名前列腺癌专家克里斯托弗•洛戈特提斯（Christopher Logothetis）的注意。1998 年春天，几位研究人员一起去见米尔肯和索尔。亚当斯说: “他们懂行，我们并没费劲去说服他们。”

六天后，他们拿到了 75,000 美元支票，足够小型一期临床试验的费用（PCF 不资助私人企业的科学家，因此亚当斯挂靠洛戈特提斯的实验室进行研究）。1999 年 10 月，研究人员开始在患者身上测试药剂。在 PCF 提供启动资金五年后，亚当斯的蛋白质降解体（现在叫做“Velcade”）获得了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许可，用于治疗多发性骨髓瘤（一种血癌）。美国对 Velcade 与化疗结合治疗晚期前列腺癌的评估试验也在进行当中。亚当斯说: “PCF 的资助是关键。此药的研制本有可能和其它药一样半道搁浅，可我们比预想提前一年开始了临床项目。这使我们公司活了下来，也挽救了这种药品”[在多出的那一年，ProScript 得以被千禧制药公司（Millennium Pharmaceuticals）收购，该公司借临床试验争取 Velcade 的长期研究资助]。

前列腺癌基金会（PCF）侧重于提供研究的启动资金，它的投资涉及 1,100 个项目。当今前列腺癌绝大多数有重大意义的研究工作，或多或少都有它的一份。有分析师说，假如过去十年 PCF 占有与它相关的项目，那么它资助的研究工作所带来的产品可使它成为世界第三大生物技术公司。可是米尔肯的基金会既不同于生物技术公司，甚至也不同于学术赞助人，它一无所取。米尔肯说: “我们不打算创办公司，只想解决问题。我们的目标是关门停业。”

癌症的起因，据认为是影响细胞分裂周期的关键基因发生变异，导致细胞发育异常。细胞不仅在该死亡时不听从死亡指令，还无法执行自身的功能。在癌症早期，一般看不出什么异样，很多前列腺癌患者就没有任何早期症状 [长肿瘤的前列腺可能变得异常坚硬，但这要医生做数字直肠检查（DRE）才能发现]。这种无体征的特点最为致命。前列腺癌若任其发展，可能会扩散到淋巴结和骨骼，尽管这种情况不一定发生。

米尔肯很侥幸，及时发现了癌症（医生说癌症会反复，接受激素疗法的患者有可能 10－15 年后再次患病）。但太多的人对危险浑然不知。所以，最大问题并非研究进展不大，而是公众意识缺乏。更糟的是，最危险的群体─黑人，大多不知道他们的前列腺癌发病率比白人高 65%，死亡率也是白人的两倍。

米尔肯正好知道如何吸引公众的注意。治疗结束几周后，他飞到华盛顿去找奎西•弗姆（Kweisi Mfume）。来自马里兰州的弗姆当时是国会议员和国会黑人同盟（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的领袖，说话直率。米尔肯从未见过弗姆。但两人在弗姆的办公室一见面，米尔肯便开始游说，为新成立的癌症基金会争取政治支持。他十分动情，据弗姆（现任美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主席）说，他觉得米尔肯“随时都要掉眼泪”。米尔肯也承认这一点，他笑著说: “弗姆对我说，他不能不答应，因为他不想我在他办公室哭起来。我承认，我感情丰富。但人有了激情才什么事都能做成啊！”

随后几年，为了让前列腺癌走进公众视野，米尔肯无所不用其极。1993 年底，他在国会山主持盛大集会，邀请有影响的国会议员、名人，以及重要的医生、研究人员出席。他的想法是让前列腺癌研究变得有“魅力”。这次活动极受欢迎，成为群星荟萃、一年一度的盛事 [去年的活动由影星伍比•哥德堡（Woopi Goldberg）在华尔道夫饭店主持，还举行了一场雪儿（Cher）个人演唱会，吸引了 1,100 人，筹到 500 多万美元]。

在很大程度上，米尔肯干的是他过去一直干的事，就是动用人脉关系、借助权力杠杆达到目的。这类方法对医学影响十分惊人。李•胡德（Lee Hood）就为此感到不可思议。胡德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著名分子生物学家，他的成就之一，是发明了对绘制人体基因组极为重要的设备 DNA 测序机。1995 年，他和许多研究人员一样，也在寻找和前列腺癌有关的基因（几年前，与乳腺癌有关的基因已经找到了）。要减少可能致病的基因数量（估计在 20,000－25,000 之间），最简单的办法是跟踪患者的家族。然而，寻找愿意接受研究的家庭是项费时费力的工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了研究前列腺癌的遗传性，花了十年才招到 90 个家庭。

米尔肯听了胡德团队的难处，语气平静地向研究人员建议到有线新闻网（CNN）上诉说。研究人员一片讶然，唯有低声表示赞同。胡德回忆起当时的想法: “真荒唐，谁听说过到拉里•金（Larry King）谈话节目上呼吁治一种病？”不过话说回来，CNN 能有今天，米尔肯确实出过力。上世纪 80 年代，泰德•特纳（Ted Turner）就是靠垃圾债券为特纳广播公司（Turner Broadcasting）及其新闻电视台提供资金。后来特纳把公司卖给了时代华纳（Time Warner，《财富》杂志的母公司），那一年米尔肯正好担任他的顾问。这笔交易让公司创始人特纳增加了数十亿美元财富，还当上了世界最大媒体公司的副董事长。所以说，上 CNN 的节目对米尔肯来说是可能的。

于是米尔肯打了几个电话。胡德说，研究人员“穿戴整齐，做了一个小时的拉里•金访谈”。那一期节目都是关于前列腺癌的，还采访了新确诊的病人诺尔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在电视上对朋友米尔肯表示支持。节目征求志愿者参加研究，有 3,000 人打电话进来。仅用了三周时间，研究人员就找到了 300 个符合条件的家庭做样本。“迈克的想法总是很有创意，”胡德说。听口气，他已经成了米尔肯的信徒: “他改变了前列腺癌的研究方法，改变了积极消灭疾病的思路。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

分析了从拉里金访谈节目召集的家庭的 DNA 后，科学家发现了与前列腺癌变产生有关的几个基因。但是，与这些发现相关的疗法，最快也要好几年才会出现 [2000 年，在米尔肯合作方法的启发下，胡德离开了华盛顿大学，创办了系统生物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Systems Biology），生物学家、数学家、化学家和技术专家在研究所里共同合作，研究利用基因预防疾病的方法]。

和召集受试者参与人体研究一样，癌症研究工作也很费时，包括要在显微镜下连续多个小时观察细胞。载玻片上的细胞来自组织标本，也就是肿瘤的超薄切片。可是令人吃惊的是，在 90 年代中期，并没有搜集、分类、保存人体组织标本的标准流程。没有一家癌症中心、政府实验室、大学考虑过制定这样的标准。米尔肯感到难以置信。1995 年，PCF 召集四大前列腺癌研究中心开会，美其名曰“人体组织银行峰会”。这四家中心是安德森癌症中心、波士顿的达那•法贝尔癌症研究所（Dana Farber Cancer Institute）、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四家（后来密歇根大学也加了进来）不仅制定了有关标本的通用规则，还同意协调各自的努力。

下一步是让大型医疗机构共同制定有数百甚至上千名患者参加的大型临床试验。PCF 将八家主要癌症中心组织成一个治疗团体，并提供大量资金（上一年提供了 320 万美元）。米尔肯还请甲骨文公司（Oracle）首席执行官拉里•埃利森（Larry Ellison）免费将参加研究的医院联网，让研究人员能够跨机构检查病人数据。米尔肯又施用了那条规矩: 医院必须将获得的信息彼此共享。这个主意谁都能想到，可问题是，以前从来没人这么做过。就在那忙碌的 1995 年，米尔肯又突发奇想。他发现，竟然从没有人想过利用美国千百万癌症患者及其家庭的巨大政治影响力。于是他开始想方设法，组织声势浩大的向华盛顿进军活动。为组织这次活动，他和其他维护癌症患者权益人士竟花了整整三年时间。他们要召集数百家癌症机构，包括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等大慈善机构、小型维权团体、专业医疗组织，每家机构各有研究计划。而这次活动所做的，就是改变业界四分五裂的状况，让大家用一个声音说话。

活动在 1998 年举办，十分成功，在 200 个城市举行了游行。活动耗资约 1,000 万美元，其中大部分由米尔肯和琼斯服装集团（Jones Apparel Group）的悉尼•金梅尔（Sidney Kimmel）捐赠。有六百家机构参加了活动，超过 15 万癌症幸存者聚集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约旦国王侯赛因不顾医生禁令，也从马约医疗中心（Mayo Clinic）飞来参加游行，但由于病情严重，他坐在贵宾席上无法起身，妻子诺尔王后代他发表讲话。不到一个月后，他死于癌症。

1998 年大游行的功绩在于，它开启了为癌症研究扩大融资的时代。在随后五年，国会给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资金增加了 70%。

从雷诺机场开车上玫瑰山，经过一段漫长而崎岖的路程，就到了塔霍湖边的凯悦饭店。这里海拔 2,000 米，是内华达州有名的清幽之地。冬天很早就来了，公路两边清出了一堆堆积雪，步行道上也结了冰。这儿的海拔似乎让科学家们有点不适。

2004 年 10 月，数百位科学家聚集在此，参加 PCF 一年一度的科研静修─激动人心的科学交流会议，重点讨论前列腺癌研究的最新进展。要找一个标准来衡量米尔肯在癌症界受欢迎的程度，就得算这个只有受邀才能参加的活动了。一流的科学家对这样的会议从不拒绝，制药公司的代表无不渴望参加。四天的会议安排十分紧张，报告一个接一个，组织者把上厕所的时间都取消了。2003 年，有位泌尿科医生开玩笑说，前列腺癌研究人员膀胱的大小，已经成了与会的资格。

会上，有些杰出科学家想结识以色列科学家亚伦•切哈诺沃（Aaron Ciechanover）。2004 年，切氏凭借其对蛋白质分解途径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自 2002 年以来，他的研究工作就受 PCF 资助。还有些人想巴结英特尔董事长安迪格鲁夫 [会议还常邀请科技领域以外的杰出思想家出席，如在 2003 年的会议上，与会名人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加里•贝克（Gary Becker）]。但会上最受关注的，还是米尔肯本人。从前他是垃圾债券之王，每年都在贝佛利山举办豪华的交易洽谈宴会。如今，他又成了教父式的人物，他举办的医学会议也仿佛是当年“掠食者集会”盛况的再现。

会上的讨论十分活跃，发言者常遭到同行及竞争对手的诘问。一些会议的常客说，不知怎的，这个会议能让人精神集中，别的医学会议就做不到这一点。在房子里只有没完没了的会议，而打开窗帘，就可以看到美国最美丽的风景─雪山环绕著的史前湖泊，可是科学家们好像谁也不去想那些。自 1998 年 PCF 为 Velcade 提供资助起，亚当斯已出席了好几次会议。他说: “感觉棒极了，我第一次去都掉眼泪了。它就像一个思想库，你能遇到所有你需要见的人。你会情不自禁产生紧迫感，想回到实验室更努力地工作。”

而米尔肯似乎在越来越多的事情上产生了紧迫感。妻子罗莉说，他的睡眠时间不多，因为电话总在响。“总有人给他打电话，问他医学方面的问题，不只是前列腺癌，还有别的疾病和别的问题，”罗莉说，“谁的电话他都接。”

米尔肯最近的努力是推动医疗记录公开（为了保护患者隐私，以编号代替姓名），把数百万份病历提供给医生研究。眼前这样做还不可能，因为国会在 90 年代制定了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HIPAA），保护病人的隐私（相关规定十分严格，医生在进行临床实验时，甚至难以从自愿参加实验的患者那里收集到信息）。

然而，若想让医生和科研人员找出疾病的生物标志，抹去医疗记录上患者的名字、编纂成巨型数据库是简单又不昂贵的办法。从前，股市的数据库就让米尔肯加深了对债券融资的了解，所以对他来说，这又是一个谁都该想到的主意。别光想著前列腺癌，再推想一下，要是所有医疗研究都这么做，该会怎样？

近来，他经常这样推想。2003 年，他在华盛顿特区成立一家名为“快速治疗”公司（FasterCures）的思想库，旨在通过检讨（必要时还得改变）可能阻碍科研的公共政策、政府规章、技术缺陷，加快寻找主要疾病的治疗方法。一开始，该公司致力于解除五种主要疾病在法规或习惯方面的瓶颈，包括阿尔兹海默氏症、乳腺癌、癫痫症和青少年糖尿病。其思路是，从这五种病的“个案研究”中吸取教训，再应用于整个医学。米尔肯为快速治疗公司聘来了格雷格里•西蒙（Gregory Simon），西蒙曾任前副总统戈尔的经济、科学和技术首席内政顾问。他还让几位大思想家进了公司董事会，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贝克和加州理工学院的院长戴维•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为了挤出更多时间从事自己钟爱的新事业，米尔肯将 PCF 的日常管理工作交给了莱斯利•米切尔森（Leslie Michelson）。此前不久，米切尔森刚当上 Acurian 公司的管理人，该公司为临床试验招募患者。

米尔肯在前列腺癌方面的努力表明，各领域加快治疗的方法其实相当简单。这里面有四个关键因素: 改进技术（他说: 只要给癌症研究人员的工具像技术公司所采用的工具那样先进，我们就能更快地找到疗法）; 改写愚蠢的政策; 让科学家去思考大问题，别把时间花在求人给钱上; 最后，让人们将得到的信息彼此共享。米尔肯说: “我觉得这四个要素就好比四人接力赛，人们都认为这四人应该按次序一个个跑起来，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们同时起跑呢？也许第四个人在走，第二个在狂奔，第三个人在慢跑。但你至少让他们都在前进。”

译者: 胡征

重要捐赠人怎样推动医疗研究

凭借著创新性思维、大笔钱财、把事情办成的才干，企业慈善家们取得了非比寻常的进步，推进了医疗事业的发展。他们加快和提高了公众对病患的关注、制定了新的筹款方法，推动学者、科学家、医生努力拿出成果。─Nadira A. Hira

癌症 - 吉姆•斯托尔斯（Jim Stowers）认为，必须像对待他的共同基金美国世纪公司（American Century）那样对待慈善机构，才能把它办好。他向捐赠人发放“希望股”，提供年度报表，让他们看到他们给位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斯托尔斯医学研究所（Stowers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的捐款得到了怎样的升华。他和太太弗吉尼亚（Virginia）都曾患过癌症，夫妻二人 1994 年以来的捐款高达 16 亿美元。依靠这笔巨款，研究所已开始对多种疾病展开研究。

艾滋病全世界艾滋病患者不断增加，但在美国却大幅下降，形成这种局面是出于人们的一个错误观念，以为控制住美国的感染人数就能遏止这种全球性疾病。但巨额捐赠人并不这么想。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已经提供了 9.8 亿美元，资助全球性的抗击艾滋病行动，大胆地把重点放在寻找艾滋病疫苗上。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所属的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等基金会已捐献 2,100 万美元，主要用于帮助高危和受感染人群。

糖尿病 - 随著一型糖尿病（即青少年糖尿病）发率病不断提高，患者越来越年青，寻找治疗方法更加急迫。前克莱斯勒（Chrysler）总裁李亚柯卡的妻子即死于糖尿病并发症。1984 年，他建立了亚柯卡基金会，为治疗糖尿病捐献了 2,000 万美元。2003 年，受该基金会资助的一位研究人员成功在老鼠身上消除了一型糖尿病。2004 年，亚柯卡发起了“立即加入李”（Join Lee Now）运动，呼吁普通美国人捐献少量资金，集资 1,100 万美元，用于临床试验。

疟疾 - 疟疾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传染病主要在最贫困的那些国家肆虐，富裕阶层的病症总能得到大笔的捐赠，而疟疾这些病通常却不能。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在 2003 年做了很大努力，损赠了 1.68 亿美元，用于消灭疟疾。这笔钱超过了每年疟疾研究总经费的两倍，带来了有望消灭疟疾的疫苗。盖茨还拿出 2.5 亿美元，发起了“全球健康挑战”（Grand Challenges in Global Health）计划，鼓励科学家进行能解决世界最贫困地区问题的研究项目。为了抗击发展中国家的疾病，基金会总提供了 41 亿美元。

干细胞研究 - 作为近年来最有前景、最受争议的领域，干细胞研究已经吸引了大量企业慈善家。他们认为这一研究有可能推动阿尔兹海默氏症、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的治疗。2002 年，英特尔董事长安迪格鲁夫回馈公众，承诺提供 500 万美元，用作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干细胞生物学研究计划的启动资金。打著“格鲁夫干细胞挑战计划”（Grove Stem Cell Challenge）的旗号，这项研究用了 18 个月就超额完成集资 1,000 万的目标（有关干细胞的最新进展，请参阅 2005 年 2 月第七十四期《干细胞时代即将来临》一文）。神经疾病为了更好地研究大脑强大而复杂的功能，也为了了解和帮助那些发育性残疾患者，医学界对研究人脑和脑化学的兴趣与日具增。2003 年，微软（Microsoft）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Paul Allen）以 1 亿美元在西雅图创办了艾伦脑科学研究所（Allen Institute for Brain Science）。研究所的第一个目标是: 建立具有革命意义的哺乳动物大脑三维图，取名曰“艾伦大脑图集”（Allen Brain Atlas）。该计划最近得到了美国陆军 1,800 万美元的资助。军方希望利用这种图研究睡眠被剥夺的影响。

前列腺癌须知

前列腺无事简单，甚至一些“事实”也不总是那么明确。这种病有太多未知，化验、治疗、疗法，乃至一切措施，都能让专家们产生分歧。2004 年秋天，前列腺癌基金会发表了第一份年度《美国前列腺癌报告》（Report to the Nation on Prostate Cancer），澄清了部分谜团（报告发给了 15,000 位医生，可以上网查阅，网址是: www.prostatecancerfoundation.org）。此病有一事实已不容否认: 所有男性都有可能患病。仅 2004 年，就有约 230,900 人得上了前列腺癌。以下是该病须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