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鼎大名的威尼斯商人

沿海地区的商业与繁荣取决于水路交通所依赖的河流的流域是否广阔，这一点可以被认为是一个通则。只要看一看意大利地图，就可以明白威尼斯商业为什么大大超过热那亚或比萨。其自然条件上的原因就在于波河流域之广阔和富饶。历史学家黄仁宇说: “威尼斯首先以鱼盐之利在波河（Po River）及亚德里亚近海立下了一个商业上的基础，以后向东发展，执地中海商业之牛耳，可以说是在缺乏政治、宗教、社会上的各种限制与障碍，得以将其组织，全部适用于经济上最合理的规范上去，以资金之活用（wide extension of credit）、经理雇用（impersonal management）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共通使用（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的原则，使所有权（ownership）与雇佣（employment）结为一元”（黄仁宇: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 年）。

正是因此，威尼斯成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之一。黄仁宇曾引用他人的话说历史上的威尼斯是“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即是一个股份公司。它的统领就是它的总经理。而参议院，就是它的董事会。它的人口，就是它的股份持有人。”可以由此想见威尼斯在工商组织上的成就。

仅举一例。15 世纪世界最大的几家工厂之一的威尼斯造船厂，完全可以称作现代管理的雏型。它在当时就采用了流水作业，在安装舰船时实施了类似于现代装配线生产的制度，生产效率很高。它建立了早期的成本会计制度，能追踪并评价所有的费用，进行管理控制。它还进行了管理的分工，由工厂的管事、指挥、领班和技术顾问全权管理生产，而市议会通过一个委员会来干预工厂的计划、采购、财务事宜，较好地体现了互相制约和平衡的原则。此外，它的管理制度还包括部件标准化和部件储存，这有助于实行装配线作业和精确计算存货，节省时间和劳力，加快安装船只的速度; 人事管理制度，兵工厂严格规定上下工和工间休息的时间，等等。

威尼斯的人民，曾被称为“文艺复兴期间最唯利是图、顶贪婪而特别注重物质生活的人民”。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中没有一个如威尼斯牵动如此多的商人，经营如此之久，而其组织如此之完善。这造就了威尼斯的财富。黄仁宇写道: “一个衡量威尼斯富裕的尺度，则是 15 世纪初年她的财政收入，已超过每年 150 万金达卡（ducats，每达卡含纯金 3.55 格兰姆，近于 1/8 盎司）之数。以现代的价值计，约近于美金 8,500 万元。当时中国的人口，为威尼斯的 500 倍到 1,000 倍之间。明朝人所谓｀天下税粮二千七百万石＇，虽然无法折成今日的价格，也和 150 万金达卡处于一个相类似的范畴之内。”

威尼斯当时有 10 万左右人口，仅相当於中国明朝的偏僻小县。但是，它的想象力、冒险精神和组织能力这些因素，有些学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使它的历史成为一段传奇。威尼斯本身没有农业人口，工业生产也比较简单，除了造船之外，不能算作一座重要的工业中心。在既没有农业基础又缺乏雄厚工业的情况下，威尼斯反能保持在商业资本上不断的成长，而且在海外开拓殖民地，称霸地中海数百年之久，不能不归功于这座城市的资本主义精神。布罗代尔说: “资本主义之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乃是愿意冒险，愿意投机。”威尼斯宁愿做粮食的转口商，乘著各处气候不同、收成有丰歉、粮价有波动时盈利，而不愿自己经营农业。这和中国官僚处处筹谋食物之自给自足，不鼓励各地专业发展其所长，忽视分配与运输的组织有绝大的不同。威尼斯的这种态度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西方。

然而，15 世纪之后，威尼斯所赖以壮大的那种内在的精神意志逐渐消失。对于它衰亡的原因，历史学家至今还有各种不同的争执。传统的解释是 1453 年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基督徒在地中海东部失去了凭籍; 1488 年葡萄牙人发现了经过好望角的航线，使远东的产品环绕非洲进入西欧。但这样的说法无疑过于简单。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91 年）一书中对威尼斯的衰败有过十分精辟的分析: “任何人如果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结果他必将后悔莫及，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任何国家如果不求进取，它的地位必将逐渐降落，终至覆亡。威尼斯这时不但不争取扩充商业或努力于新的成就，就是从别的国家已有成就中吸取一些利益的想法它都没有……世界上别的国家已经看到的，他们非但没有看到，还不能相信; 当新路线已经发现，情势已经有了变化，他们已受到了损害时，他们的努力方向不是企图参加新路线，设法分享一部分利益，而是坚持旧的通商路线。”

由于威尼斯人丧失了以果敢、进取的精神来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李斯特的结论是: “即使绕行好望角的新航道没有发现，威尼斯工商业也仍然是逃不了衰落命运的。”所以，他们最后只好眼睁睁地看到原有的有利地位逐步丧失，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财富不再流入他们的口岸，而流到大西洋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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