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参与竞争的人数、地点、方式之多，前所未有

    作者: Rik Kirkland

    5 月一个晴好的上午，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参加《财富》全球论坛（Fortune Global Forum）。我已经结束了有关区域力量转移的分论坛，将要参加一个技术创新分组讨论会。此刻，我突然有所感悟，于是赶紧在便笺上把它记下来: “假如中国由来自麦肯锡（McKinsey）、高盛（Goldman Sachs）和中央情报局的人来管理，它就会成为美国经济的样子。”这话肯定会有人误解，但有时也容易理解。证据就在我们身边: 在北京的摩天大楼和软件工业园里; 在我们的讨论（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徐冠华说: “中国需要建造的不是大学，而是企业这样的创新中心，因为它们能更好地应对市场。”）中; 当然，还有数字。在中国公布的各项惊人数据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一项是: 它在 20 年里让 13 亿人口中的 4 亿摆脱了每天生活费只有一美元的贫苦生活。

    这话不止适用于中国，与会的几百名首席执行官应该对此都有所了解。涉及印度商界领袖的分组论坛也是最活跃的论坛之一。他们的企业提供低成本的服务和信息技术，正处于蒸蒸日上的阶段。这些企业成就，再加上政府改革，刺激从前停滞的印度经济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是它十亿国民新的骄傲。“如今，印度普通人都觉得: ｀我们能挑战全世界＇。”印度的新德里电视台（NDTV）总裁普拉诺伊•罗伊（Prannoy Roy）说。看来，这些人也明白此话的意义。

    于是，便有个重大问题要问美国的官员、商界领袖和公民: 我们理解这话的意义吗？书店里有几本声称回答此问题的新书，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尽管这些书宗旨各不相同，但它们表现出同样的紧迫感，认为美国若要应对中国、印度和互联网的时代，就必在态度和政策上做出重大改变。

    这类作品中最出色的当属《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平坦世界: 21 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无论从书本厚度还是思想深度，该书都是首屈一指的。读者若定期阅读《财富》等杂志，会发现弗里德曼“探索”的一些领域（它们在班加罗尔有全天呼叫中心！）并不陌生。书中还大段摘引了他的访谈记录，质量非常高。在这个世界里，到处都是拼命找一棵树的人，而弗里德曼的天才在于，他能看到一块块森林，并将这宏大的画面生动地展现出来。没人能像他那样，对冷战结束后引起的、市场开放条件下的地缘变化做出如此深刻而条理分明的诠释。这些变化在互联网和数字化工作流程软件等技术的推动下，融合成了跨国经商的各种全新方式。它们拉平了商业竞争，并使“竞争的人数、地点、日期、方式之多，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平坦世界》里有实战指南、政策分析以及励志说教，它的教导对象是个人。当然，其中包括美国人，但也有千百万受过教育、有能力参与新世界角逐的印度人、中国人、东欧人和拉美人。弗里德曼认为，面对重大挑战，决策者并非没有采取应对措施，他把当前时刻比作 1957 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后令美国人猛醒的警钟。但他说: “那个时代的主要目标是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时代的主要目标是建设强大的个体。”为了实现这一点，弗里德曼鼓吹各种变革，如制定可转移的退休和医疗保险（反对这些保险只固定在某个雇员身上）、工资保险（方便人们到其他地方工作）、为三级教育提供补贴（在平坦世界里，人力资本升级至关重要）、采取传统的优秀养育方式（比如，让孩子少看电视多读书）。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改革，但由于美国正处于政治僵局，只要沿著这些领域取得一点进步，同时安排好我们的财政，我们就会拥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在《机遇: 美国改变历史进程的时刻》（The Opportunity: America's Moment to Alter History's Course）中抨击了那些仍然自认为掌握一切的政府高官。（这很适合，因为这位前总统顾问现在管理著外交关系委员会）。他的论文为后 11/9（指 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倒塌）和 9.11 事件之后的世界制定了外交政策原则，引起了激烈讨论。他的原则可总结为一个词: 一体化。

    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制定了遏制政策，曾指导西方同苏联和平对抗了 50 年，没有导致战争。哈斯认为，一体化像遏制政策一样，也是一个持续数十年的多边计划。而他想要做的，远不只是避免贸易保护主义或推动新一轮贸易回合谈判。这位执著的理想主义者想让美国动用其无可匹敌的影响力，联合其他大国，共同应对“全球化的危险因素”，包括核扩散、恐怖主义、传染病和气候控制。他担心，这个世界会“逐渐变成大国角逐的舞台或为各种破坏性力量所控制，或者两者都有”。就像欧洲无力阻止美国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上升那样，美国也不能制止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这么做只会加强他们的敌意。因此，美国最好“给予他们在维护秩序过程中的实质性地位”。换句话说，就是和你的朋友保持密切关系，和你未来的地缘政治对手保持更密切的关系。

    从前里根时代的贸易保护斗士克莱德•普莱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对一体化的必要性和全球化的必然性并不持异议。在他的新作《30 亿新资本家: 财富与权力向东方大转移》（Three Billion New Capitalists: The Great Shift of Wealth and Power to the East）中，他只是希望美国的政治家和商界领袖能够走到一起，制定出一种国家经济战略。他写道: “美国领导人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确保美国的长期竞争力，这比打击恐怖或传播自由还重要。”

    普莱斯托维茨讨论的领域有很多与弗里德曼相同。相比之下，他的书读起来要费劲一些。书中列举了很多数字和政策法规，但却缺乏生动的场景描述和优美修辞，不具备《平坦世界》那样强的可读性。我对他的大部分计划也表示怀疑: 他对欧盟的技术能力评价过高，而且还没有根据地相信，可以通过成立特别委员会和新政府机构来操纵

    工业战略。但他也显示了精明老练的一面，鼓吹加强对外干涉（CNN 电视台的 Lou Dobbs Tonight 节目对外包的幼稚抨击，并不代表他的观点）。

    在《财富》论坛后翻翻这几本书，我惊讶地发现，我们在北京的讨论在很大程度都遵循著这几本书的主题。我想起福雷斯特研究公司（Forrester Research）的乔治•科洛尼（George Colony）曾强调，公司要想迅速行动，保持领先，只有靠“全球创新网络”，而不是“庞大公司里的研究工作”。咨询顾问普拉哈乐（C.K. Prahalad）指出了知识工作传播的重要性: “在过去，你说出你来自哪个国度，我就能判断出你是贫还是富。而现在，我要请你告诉我你的职业。”这些力量的阻碍因素也没有被忽略。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警告说，随著工资压力增加，“富裕国家的政治家正在对全球化的期盼与梦想失去信心。”

    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遗憾的事实，汤姆•弗里德曼在其著作较后的部分里也承认了这一点: 世界并不平坦。它只是以不断加快的速度变得平坦。一旦出现任何灾难，这一趋势都有可能减缓甚至中断，比如又一次 9.11 规模的袭击、一次环境或健康危机，或是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

    那么，我们美国人理解那句话的意义吗？还没有，但我敢肯定我们会理解的。美国在 21 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并不是打赢反恐战争，而是学会怎样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保持繁荣。倘若失败，便可能对世界其他地区带来糟糕的后果。这不仅仅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最富裕的经济体，而且也因为，从它的历史来看，它应该成为当今时代所要求的灵活、创新和个性化社会的榜样。世界必须学会不依赖美国作为其最后诉诸的消费者而生存。正如弗里德曼所说，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梦想机器”，倘若它的这一角色终结，这个世界是无法忍受的。

    译者: 岱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