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半球上的法规如何影响大企业的行为

    作者: Marc Gunther

    去年 4 月，孟加拉国首都达卡的一家服装厂发生了坍塌事故，救援人员挖掘遇难者尸体的工作整整持续了一周。至少有 80 人在这次事故中丧生，100 人受重伤。这家服装厂为欧洲零售商家乐福（Carrefour）和 Zara（西班牙服装制造及零售公司─译注）加工毛衣。这是一场全球化的噩梦─穷人在危险的生产条件下为西方消费者制造产品。长期以来，大企业的批评者都把这种现象称为“逐低”（race to the bottom）。他们说，跨国公司在不断寻找劳动力廉价和安全、卫生及环保法律薄弱的地方。

    然而，通过对全球化发生情况的深入观察，可以发现“逐低”的看法与其说说明问题，不如说模糊了问题。美国公司确实在全球范围内到处寻找廉价的劳动力，但其中有些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设厂的同时，也输出了相应的卫生和安全标准。还有一些企业对供货商实行了严格的监督管理，以防止自己的品牌与“血汗工厂”的恶名扯上关系。另外，位于美国本土的出口生产厂也都争相提高各自的产品标准，力求达到高于美国标准、且名目繁多的欧洲环保法律的要求。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所在地─译注）颁布的法规对电脑、手机、飞机发动机的设计都做出了限定。中国也终于开始向日趋严重并急需创新性解决方案的能源和污染问题重拳出击。仅举一例来说: 由于制砖大量消耗土地和能源，中国已有 170 多个城市禁止在新建房屋中使用普通砖。针对这一禁令，大型化工企业正在开发可以为全世界采用的节能型建材。这种由全球化带来的意外后果，可以称之为“逐高”（race to the top）。

    当前，对各种不断提高的国际标准的追逐，正在影响著跻身《财富》500 强的每一家跨国企业。在欧洲法规的鞭策和中国销售前景的鼓舞下，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已经决定在今后五年投资 15 亿美元，用于风力涡轮发电机、清洁煤技术、节水节电型家电等环保产品的研制和开发。英特尔（Intel）、施乐（Xerox）、摩托罗拉（Motorola）、戴尔（Dell）也在改进供应链，去除微处理器、复印机、手机、电脑产品中的铅成分。耐克（Nike）和盖普（Gap）集团则不惜重金，派遣检查人员前往发展中国家，监督数百家供应商的生产过程。

    可见，地方性标准已经对全世界产生了或好或坏的影响。跨国公司可能对满足苛刻的欧盟标准感到沮丧（所需的高昂费用就更不用提了），但产品不能行销全球才是他们的真正痛处。所以，企业执著于满足最高的监管标准和客户期望，而并不在意它们出自何方。即使是像加利福尼亚这样一个大州，其影响也可以波及到州界以外很远的地方，部分原因就是华盛顿对标准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态度。

    难怪到布鲁塞尔陈情游说的人已经达到了 1.5 万。近年来，欧盟针对利用可再生能源、禁止电子产品使用有害材料、回收电脑和手机等都设定了一系列的强制性目标。其中有些规定被企业认为过于繁苛。目前，关于“欧盟新化学品法规”（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简称 REACH，意为“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的立法争论仍未结束。该法一旦生效，将要求企业对市场上已经存在的 3 万多种化学产品进行安全检测，这无疑会提高从洗发水、牙膏到汽车的生产成本。美国化学企业团体“美国化学委员会”（American Chemistry Council）执行总裁麦克 沃斯（Mike Walls）说: “REACH 采用的是抡大锤的方式，这既不可行，也不灵活，操作起来会很困难。”批评人士称，在今后 11 年内，执行 REACH 的总费用将高达 80 亿欧元。但是，假如这一法律真的在欧盟 25 个成员国、4.5 亿人口中得以实行，它的地位和影响绝对不可小视。“欧洲通过各种方式成为全球监管的超强力量，”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兼总裁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说。“他们能够做到团结一致、坚定不移。”

    欧洲人的影响

    毫不夸张的说，铅基焊锡是过去 50 多年中把电子企业连接在一起的粘合剂。今天，在大多数收音机、电视、电脑、照相机、手机、数字音乐播放机中都可以找到铅。对设备使用者来说，铅不会造成已知的危害，但它一旦进入废物链，就可能导致摄入者患病。欧洲一项新的《有害物质限制规定》（Restrictions on Hazardous Substances，简称 RoHS）明确禁止在大多数电气和电子产品中使用铅、镉、汞以及特定的阻燃材料。明年，全球的电子企业必须达到这一标准。

    RoHS“经常被拿来和 Y2K（计算机千年虫标准─译注）做比较，但 RoHS 规模要大得多。”洛杉矶一家技术顾问公司 Design Chain Associates 的总裁迈克尔•克什纳尔（Michael Kirschner）说。“一个制造商通常有几百家供货单位，你得一家一家地去评估。”

    1999 年，当英特尔公司得知禁用铅的提案后，管理人员曾考虑过进行游说反对立法。（毕竟铅更多是用来制造军火而不是电子产品。）但是，英特尔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克雷格•贝瑞特（Craig Barrett）却要求下属另辟蹊径。此后，大约有 500 名英特尔工程师和数十家供货商投入到这项被公司称之为“充满各种技术、物流和经济挑战的、广泛的、全行业的工作”之中。最终，他们发明出一种锡银铜合金，并通过测试证明其功能及造价都与铅不相上下。此外，英特尔还拓宽思路，开始从产品的使用寿命及制造材料角度思考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事实上，欧洲的所作所为帮助我们扩充了重点，”英特尔的环保及卫生专家陶德•布雷迪（Todd Brady）说。

    对待环境问题，欧洲人的想法与美国人不同。部分原因可能是欧洲人多地少。欧洲人解决环保问题的宗旨是“预防性原则”，也就是在潜在的危害面前，以安全为重，不留遗憾。“你要记住，他们有绿党，有些人还被选入政府担任公职，”美国商会欧洲及欧亚地区副总裁盖瑞•利特曼（Gary Litman）说。

    例如，欧洲能源计划旨在将可再生能源如风能、水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的产量翻一番，从 6% 提高到 12%。为了在 2010 年实现上述目标，政府为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提供了补贴，风能就是直接的受益者。随著欧洲风能电厂建设的加快，已经开发出风力涡轮发电机在电网中抗干扰的新技术，而规模的扩大也带来了成本的降低。美国各州的立法机构纷纷效仿欧洲，制定了自己的可再生能源生产目标。通用电气的伊梅尔特说: “风能就这样成熟起来了。”

    眼下欧洲正在雄心勃勃地推进一项回收电子废物的计划，范围包括电脑、电视、收音机、手机、音响、微波炉、电动工具和吹风机在内的一切电子产品。通过为各国制定相应的方案，生产厂家将自行承担产品回收的责任。推行这一计划的结果之一是，戴尔承诺对美国和欧洲所有用户提供免费上门回收服务。同时，戴尔还在考虑对电脑产品进行重新设计: 使用较少的螺丝，不使用粘合剂，方便旧产品的拆卸; 给所有塑料部件贴上标签，利于循环使用; 采用可重复使用或熔化的钢铁制造电脑内部底座。

    要符合欧洲标准的不只是高技术公司，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生产的新型飞机也必须安装由通用电气按照欧盟严格噪音标准制造的发动机。“欧洲的机场都设在城里，所以你必须做个好邻居，”波音副总裁兼总经理迈克尔•拜尔（Michael Bair）说。此外，就连美国中西部的玉米种植园也要尽量避免使用转基因种子，因为根据欧洲的要求，食品中即使只含有极少量的转基因成分，也必须在标签中加以说明。 中国能做到绿色环保吗？

    中国科技部准备在北京修建新办公大楼时，政府曾向一个极不可能的合作伙伴寻求过帮助，它就是美国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理事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该理事会专为设立更严格的环保法规而奔走呼号，并因此在美国家喻户晓。最终落成的中国科技部大楼是一栋绿色环保建筑，采用了现有最佳的节能和节水技术。自去年投入使用以来，已经接待了 2,000 多名国内的官员、设计师和建筑师参观学习。“在环保创新方面，如果我们不赶快清醒的话，不出十年，中国就会给我们颜色看。”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理事会研究中国项目的高级科学家罗伯•沃森（Rob Watson）说。

    至少在表面上，中国即使没有超过西方确定的环保标准，也算得上达标。为了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已经对机动车采取了比美国或欧洲更为苛刻的燃料效率规定。这些规定对在华主要外国汽车制造商如通用汽车、大众（Volkswagen）等都构成了压力，使它们不得不转而寻求小型、低耗能汽车的谋利方式。中国政府还投资开发供小轮摩托车、轿车及公共汽车使用的燃料电池技术，希望由此建立一个全新的汽车工业模式。“他们已经为创新搭建了一个政策平台，”沃森说。

    迫切的需求是行动的催化剂。以中国为例，那里的环保问题之多，令人难以想象。在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 10 个城市中，中国就占了 5 个。2,000 多家使用脏煤的中国工厂，排放出含有汞、煤烟和二氧化硫的废气，随云层一直飘散到远至美国俄勒冈州的海边。中国的工业浪费惊人，每生产价值一美元产品所耗费的能源要比美国、西欧、日本高出 3 至 10 倍。根据《河流发黑》（The River Runs Black）一书的作者易明（Elizabeth Economy）描述，中国水源短缺，土地荒漠化正在加快。《河流发黑》反映了中国的环保危机。

    跨国公司已经蓄势待发。伊梅尔特表示，通用电气正在和中国一起酝酿投资清洁煤技术、风力发电、核能以及燃料电池项目。“如果说欧洲是创新清洁技术的推进器，那么中国提供的就是市场承诺。”

    举例来说，由于对煤的依赖程度高，中国极有可能成为 IGCC 清洁煤技术最大的买家。（IGCC 是“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即 integrated gasification combined cycle 的缩写。）这种技术可以将煤转化为天然气，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还可以与二氧化碳的截留及地下深埋工序相结合，而二氧化碳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美国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理事会的气候变化专家、曾在中国做过顾问的戴维 霍金斯（David Hawkins）认为: “我们会看到，中国的技术发展速度将超过美国，这是可想而知的。”

    比尔•麦克道（Bill McDonough）是一名建筑师兼工业设计师，他预测中国将成为环保创新的温室。“中国人非常实际，”他说，“他们正在搜集其他国家失误的先例以及自己如何避免重蹈覆辙的途径。”麦克道还是一家非盈利组织─中美可持续发展中心（China-U.S. Cen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主席。据他透露，随著中国大批人口涌入城市，新的建筑材料正在研制开发过程中。麦克道正和化学工业巨人─巴斯夫公司（BASF）一起开发一种坚固而轻巧的绝缘聚苯乙烯，以取代普通建筑砖。他还预计，中国将大规模发展太阳能发电厂: “一旦中国开始大批量生产太阳能集热器，成本肯定就会下降，那将是中国送给世界的一份厚礼。”

    当然，这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理论假设，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并不能促进能源节约和污染防治。大部分公寓和家庭甚至还没有安装自动调温器。而且，很多省市对中央制定的环保法规经常是置若罔闻。“你能得到一切想要的示范项目，但问题是你如何实现全国范围的推广？”著作家易明质问道。“这需要适当的组织框架，但是现在还不具备。”

    血汗工厂的警察

    世界上 90% 以上的电脑、数码照相机、手机都是由亚洲薪水很低的制造中心生产的。去年，仅沃尔玛（Wal-Mart）就从中国进口了价值 150 亿美元的货品。这种对廉价劳动力的追逐发展到极致，就会导致类似孟加拉国 Spectrum 毛衣厂倒塌这样的悲剧。毛衣厂的工人讲述了他们被迫劳动还得不到工资的恐怖遭遇。孟加拉国一份名为《每日星报》（Daily Star）的英文报纸在事后撰文说: “（制衣）行业伤亡事故频发的原因，是政府机构与厂主沆瀣一气，缩减工人安全生产的开支。”

    但是，即使是在孟加拉国这样的欠发达国家，摆在工人面前的也并不总是悲惨的境遇。在 Spectrum 毛衣厂以前经营的达卡市，有三家工厂为耐克生产帽子、慢跑服和运动装。上世纪 90 年代，抗议组织曾揭发耐克的一些高价商品生产条件极为恶劣，这使耐克公司大为光火。现在，耐克对供应商实行监控，努力确保工人的安全和基本权利得到保护。

    耐克《2004 年公司责任报告》（2004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 Report）对其所做的大量工作和资金投入做了详细的阐述。耐克目前在 21 个国家聘用了 90 多名工作人员，负责执行包括安全、童工、加班报酬、人权等内容的行为准则。它每年进行 1,300 多次检查和审计，并且聘用一家独立的非盈利机构─公平劳动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对 5% 的厂家进行突袭检查。今年，耐克又破天荒地公布了供应商的名称和地址。事实上，公司是想告诉那些抗议者，耐克现在没有什么可隐藏的了。

    那么，贫困国家工人的状况真的有所好转吗？答案喜忧参半。很多专家相信，尽管会出现缓慢和不平衡的情况，但工厂的条件在改善。美国的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设厂的同时，也带去了美式的健康和安全标准─只不过没有带去报酬标准。例如，英特尔设在哥斯达黎加、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的组装和测试部门一共雇佣了近 2 万名员工，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硅谷非常接近。“刚开始的时候，引进英特尔的安全文化及其对环境细节的关注，遭遇了重重困难，”英特尔负责公司责任的总监戴夫•斯坦吉斯（Dave Stangis）介绍说。“但随著时间的推移，这种文化和关注就开始普及了。”杜邦公司（DuPont）更进一步: 它增设了一个安全资源部，业务是为来自中国、印度等地的那些希望改善卫生及安全状况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问题是，合同工厂并不采用同等的标准。家乐福和 Zara 都有自己的行为规范，却仍然阻止不了孟加拉国工人的惨死。一些厂主已经被查出建有“两本账”，或是教唆工人欺骗独立监督人员。在中国，设立独立的工会组织是不允许的，许多工厂也根本不受监督。

    尽管如此，制鞋、制衣、玩具以及电子产品行业的品牌公司全部都接受了相应的行为准则和检查制度。“变化相当惊人，”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的教师、《T 恤衫的全球之旅》（The Travels of a T-Shirt in the Global Economy）一书作者皮厄特拉 里瓦利（Pietra Rivoli）说。“直到不久前，美国的品牌公司还在坚持说，他们既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对供应商采取行动。”

    如今，一些公司正试图把监督工作推进到下一个层次，希望能够解决诸如规范芜杂、无效和重复检查、缺乏透明度等问题。为实现这一目标，盖普集团在去年提交了一份报告，承认其供应链存在著瑕疵。例如，某些非洲供货商曾使用不安全的机器设备，并承诺要加以改进。近来，耐克、盖普、巴塔哥尼亚（Patagonia─户外用品顶级品牌），还有其他几家制衣公司和非盈利组织都已同意制定一个工服标准和一个共用的检查系统。该系统目前正在土耳其接受测试。“对整个行业来说，最难的就是你怎样才能让这一切都形成规模，”耐克负责公司责任的主管汉纳•琼斯（Hannah Jones）说。

    其他行业也在快速跟进。自去年英国一家非盈利机构将电子工厂生产条件不安全的状况曝光之后，戴尔、IBM、惠普已决定制定自己的行业行为准则。市场力量也将发挥作用。企业发现那些公平对待员工的供货商通常更值得信赖，产出也更高。在中国，珠江三角洲意外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已经造成工资上升的压力。

    同样是在中国，现在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扭曲情形: 一些民工抱怨美国限制工时的规定阻碍了他们拼命工作，使他们不能挣到足够的钱返乡。可以肯定的是，新的国际监管气候还会带来其他意想不到的结果，其中一些可能还是负面的─企业经营成本上涨，游说者增加，贸易壁垒林立等。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地方法规超乎想象的广泛触角，在某种意义上正在使地球村变得更加清洁和安全。

    译者: 董昱